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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教师汪康夫，在上世纪60年代因强奸女学生的罪名被判劳改十年，诸多证据显示这是一桩错案。为此，汪康夫申诉了43年，直到最近国家最高检察机关接收了相关材料。
妻子周三英一直支持着汪康夫，并在漫长时间里，守护着深陷污名的丈夫。
丈夫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时，周三英正准备去菜地种菜。
周三英今年75岁，面色黑红，落着深深浅浅的斑点，是长年务农种菜留下的印记。虽然如今不用靠卖菜为生，但习惯了劳作的她停不下来。家中一向不宽裕，种些菜自己吃，也能省点花销。
“三英”，79岁的丈夫汪康夫大声叫她，语调里透着喜悦：“最高人民检察院回复信息了。”
周三英不识字，汪康夫把信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她听：“汪康夫，您好，您关于刑事申诉的信访材料收悉。您提供的申诉材料不齐备，请在1个月内将补充材料邮寄至北京市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检察厅。”要求补充材料，意味着事件被看到、被注意了。
周三英理解丈夫的激动。这是他在持续43年的不懈申诉后，收获的最新进展。
1966年，时任江西莲花县琴水小学教师的汪康夫被指控强奸两名、猥亵10名女学生，判处有期徒刑10年。1975年，汪康夫劳改9年后被提前释放。3年后，他给女学生写信，询问当年的情况。女学生们很快回信，全部否认了被“强奸、猥亵”，并解释自己当年是被引导和威胁，在指控汪康夫的材料上签了字。有了“受害者”的证明，汪康夫满怀信心地走上了申诉之路。这一走，就是43年，周三英始终是他最亲密的见证者和支持者。
“希望这次老天开眼。”周三英高兴之余不忘祝祷。漫长的近半个世纪里，这是她经常默念的话。走出家门，她觉得天光都亮了些，映得田间地头的各色野花格外鲜活，就像她初见汪康夫的那年。
第一次见到汪康夫时，周三英30岁。
上世纪70年代的江西农村，一个30岁还没出嫁的女性，足以成为家族的心病。上周家提亲的人也不少，但周三英有自己的主张。
周三英三岁时，父亲去了香港，从此音讯全无，剩下她和母亲、哥哥相依为命。没有顶梁柱的家庭，在当时的农村本就容易被歧视，何况还背负着“海外关系”。在自卑中长大的周三英，担心结婚后被丈夫和婆家欺负，不敢轻易许嫁。直到汪康夫上门。
那是1976年，汪康夫被释放后不久。当时汪康夫的父亲已病逝，家中只剩下他和寡母。有邻里热心，说总得成个家，于是给汪康夫介绍了“门当户对”的周家女儿。
大约是因为羞涩，汪康夫随介绍人登门那天，周三英躲了出去。因此她不知道，家中亲人们仔细盘问了汪康夫的情况后，态度都是否定的。这个已不年轻的男子不但背着“强奸犯”的罪名，身体也不好：9年劳改生涯蚕食了健康，给他留下严重的胃溃疡和肾结石。
但周三英相中了汪康夫。也许是因为汪康夫离去时她在小路上远远一瞥，觉得这个人“长得好”——那时的汪康夫，剑眉朗目，因为读过书做过老师，有几分不同于寻常乡人的斯文气质；也许也是看中了他为人诟病的出身和过往：“这也是个苦命人，他一定不会欺负我。”
这年年底，央邻里杀了头猪摆了几桌酒席，两个同样受尽冷眼的人结婚了。双方家境都窘迫，婚礼上，周三英穿着旧衣，汪康夫的中山装是借来的。收的礼金还没捂热，就拿去还汪家为操办酒席借的债。周三英进门时，汪家甚至没有一副多余的碗筷，得去邻居家借，才能让新媳妇吃上饭。
周三英并不在意这些。她安安适适地住进了汪家那三间漏水的破土屋，“立志成才”，把日子过好。夫妻俩种菜、卖菜，丈夫体贴，挑担子总是挑重的，让她挑轻的。自己快步把担子挑到家，又返回来接她，把轻的担子也接过去。周三英很知足。
第二年，大女儿出生。日子本该就这样平静如水地流淌下去，耕作、挣钱、抚养孩子，和村里500多户人家一样。直到这天回家，周三英发现汪康夫在写信。他说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自己也想申诉。
此前，周三英没问过丈夫他的“前科”。汪康夫的罪名是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落下的，周三英自己深受“家庭出身”之害，她知道在那个时期，一个顶着“国民党军官之子”身份的人，多么容易受到欺压和诬陷。婚前那一瞥的印象，似乎更加固了她对汪康夫的好感，让她对他有了不同于众人的判断；婚后，丈夫待她一直温和有礼，从没骂过她，更不曾动手，和村中那些脾气暴烈的男人迥异。
这让周三英很难将汪康夫和“强奸犯”这个可怕的名词联系起来。
现在见丈夫写信，周三英觉得必须郑重地和他谈一次。她需要他的坦白，来佐证自己的判断。
“你到底有没有？”“真的没有，但凡有一点我就认了，何必再把事情翻出来？”“既然没有，那就申诉，我支持你。”
也许要到很多年后，周三英才能彻底体会到自己这句承诺的份量。当初面对家人的反对，她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跟这个病人一起走。”现在她才知道，丈夫更加沉痛难言的病，在心里。她没有预料到疗愈这桩心病，需要漫长的时间和耐力。
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即便偶尔闪过一丝轻微的疑虑，周三英也选择自己承担，从不在丈夫面前流露。几个孩子从未听母亲说过父亲的过往，她们面对的，始终是一个没有污点的父亲。
周三英的几个女儿都已不记得，自己第一次知道父亲的心结是在什么时候，只有儿子汪许健还有些印象。那时他大概上五年级，一次上家中阁楼找东西，翻到一大叠薄脆泛黄的纸张，铺满工整的蓝黑色字迹。那是汪康夫经年累积的申诉信底稿。
从汪康夫决定申诉的那天起，周三英就对他说，家里的事不用你管，我都能担当。
她说到做到。地里产出的菜，一直是周三英挑到集市上卖。孩子们一直津津乐道，说妈妈虽然只上到四年级就辍了学，但算术很好，卖菜时能一口报出总价，比必须在纸上列算式的父亲强得多。
每天凌晨五点多，周三英起身，带一点干粮，挑上担子上集市。秋冬时天色一团浓黑，看不清脚下，加上困倦，有一次，周三英直直摔进路边沟中。疼痛唤醒神智，她爬起来继续赶路。卖完菜已是午间，周三英匆匆回家，做饭洗衣，照管4个孩子。
汪康夫则留在家中种菜，有空闲就写申诉信。卖菜收入微薄，他动了再搞些副业的念头，买来家禽养殖的书，照本宣科地养起了鸭子。孵鸭蛋用煤油灯，需要一夜几次起来照看。有时汪康夫料理完活计，无法再入眠，就趁四下安静，在煤油灯下继续写信。申诉一次次被驳回，他总觉得是自己哪里没写清楚，只好反复修改那些已经陈述过上百次的说明。
长夜难明，丈夫在一团昏黄光晕下书写的侧影，印在灰白斑驳的墙上，成为周三英心上最深的印记，让她彻底相信了丈夫的清白：一个真正蒙冤的人，才会如此在意自己的名誉，才能在长久的无望里坚持。
况且，丈夫平日的处事和品行她也看在眼里：儿子汪许健一次和小伙伴上山砍柴，小伙伴淘气，偷挖了别人家的竹笋。汪许健回到家，汪康夫误以为儿子也参与了偷窃，一巴掌就抽了过去。那些女学生回信说明当年真相后，汪康夫对她说，不要怨恨学生，自己被诬陷与她们无关，学生当年面对的压力绝非她们的年纪所能承受。
身边这个清癯而寡言的男子，身陷牢狱十年，声名前程尽毁，却仍保有正直、善意与宽谅。对丈夫，周三英逐渐感到既敬佩又怜惜，她想要保护他。
结婚不久，周三英就知道了婆家的隐痛：在那些年的政治运动中，汪康夫家中的不少土地、财物都被乡邻分走。汪康夫劳改归来，运动也结束了，有的乡邻把财物还了回来，有的不愿归还，坚称是自己家的。围绕那些财物的归属，汪家一度和乡邻发生了争执。
一天，周三英卖菜回来，发现自己家被乡邻包围，众人叫嚷：汪康夫出来，打死你！婆婆和汪康夫紧闭房门不作声。周三英动了气，大声叫丈夫，你出来让他们打一个试试！乡邻见她态度强硬，不敢再欺压这个势单力薄的家庭，纷纷散去。
历史遗下的纷争渐随时间消弥，但汪康夫的往事又成为新的把柄。一旦与邻里有龃龉，对方就会毫不留情地骂“强奸犯”、“劳改犯”。这时汪康夫总是沉默，从不为自己辩解，而周三英选择反击。她被汪康夫戏称为“管户口的”，熟知村中家长里短，回击时总能抓住对方的弱点。
汪康夫曾劝她不要和别人争，但她听不得自己丈夫被羞辱。丈夫用缄默和退让守卫自尊，周三英则用粗粝而坚韧的生存智慧，护住他。
1989年，汪康夫健康状况恶化，胃疼、便血，直到晕倒在地里。家里东拼西借凑了150元钱，准备送他去医院，汪康夫拒绝了。他想用这笔钱请律师，帮助自己翻案。
在丈夫床前，一贯坚强的周三英流下泪来。但见他心意坚决，她没有再劝。她上山挖草药，一筐筐背回家，给汪康夫熬药。汪康夫病势稍缓，周三英就按他的要求，扶着他到城里找律师。她心疼丈夫的身体，但更理解他对“清白”的极度渴盼：“就像有病在身上，不去治心里就不舒服不痛快。”
有时卖菜回来，家中一团乱，汪康夫在桌前专注地写信。周三英忍不住发牢骚：天天写信，也不管管家里。但过上两天，她又对丈夫说：又攒了点钱，够你再跑一趟了。夜里丈夫写信，她照常端上一碗热腾腾的荷包蛋。
平日，汪康夫很少和村里人来往，在路上碰见人也鲜少主动招呼。别人说他骄傲，只有周三英知道，那是源于他“极度的自卑。”有时邻里问周三英，汪康夫怎么不出来和大家一起玩玩？周三英总是解释，他有心事，没有心情出来。
也许连周三英自己都不知道，丈夫的心事，她担去了一半的重量，才让这个敏感自尊的男人，在申诉无门的几十年里，没有被漫长的心理煎熬压垮。
汪家小女儿珍珍曾一度心绪低沉。尽管在母亲的保护下，几个孩子从未因为父亲的罪名自卑过，但目睹父亲多年申冤无果，珍珍觉得，想要翻案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平正义。”
和女儿不同，周三英不懂那些抽象的名词。但她从没有动摇过。
那些年，汪康夫不断写信、寄信，有空时往县里、市里跑，找司法机关问进展。每次要用钱，就向掌管家中财政的周三英伸手。拖着4个孩子的家捉襟见肘，为了丈夫，周三英一次次出去借钱。
大女儿金凤记得，经常借债让母亲掌握了策略：去那些刚办过喜事的人家借，他们刚收过礼金，手头宽松。但即便如此，母亲也经常铩羽而归。别人都知道汪家穷，一见周三英上门，当家的就找理由躲出去。周三英面色不变，像寻常串门一样和别人家老人小孩说上几句闲话，再去下一家碰运气。
在含羞忍耻的路途上，周三英没有抱怨过汪康夫。她知道丈夫有些书生气，拉不下脸面做这样的事。
汪康夫在教书上的才能，是周三英一辈子最引以为傲的。
1979年，石市小学校长邀请汪康夫做语文代课老师。为了挣工资贴补家用，汪康夫答应了。但他不再像年轻时做老师那样和学生打成一片，而是上完课就回家，种菜、种西瓜、养黄鳝。这是他的自我保护，也许也是对外界释放的自我检点的信号。
丈夫又做了老师，周三英很高兴。她自幼辍学，特别看重有知识的人。在家中，她比汪康夫更关心几个孩子的学习。早年经历让汪康夫觉得，老实本分度日就好，有能耐不见得有用，自己当年教书兢兢业业，也算尽到了能耐，却落得如此下场。孩子们能上学就上学，不上学的话，回家种地也不错。周三英却坚持，一定要让孩子们上学，“要他们将来有出息。”
大女儿金凤上高一时，弟弟汪许健升入初三，家里实在无力负担4个孩子读书，成绩不错的金凤主动提出退学。周三英不让，准备再去借钱，最终没拗过女儿。虽然金凤外出打工后，家里条件改善了不少，但女儿的辍学成了周三英长久的遗憾。
重执教鞭的汪康夫消退了年轻时的心气，但认真、耐心和不错的文学素养，还是让他成为了一名出色的老师，在学校和村里逐渐获得尊重。周三英觉得丈夫很厉害：“学生们本来叽叽喳喳的，他一进教室就鸦雀无声，有权威。”
1985年，汪康夫在全县教学评比中获得“小学语文最佳一堂课”一等奖，教育部门嘉奖他去了北京旅游。30多年后，周三英说起这件事，语气里依然满是自豪。从北京回来，一向不会买东西的汪康夫给妻子带了一件背心，这是那些艰难日子里，难得的充满喜悦和希望的馈赠。
日子一点点向好，汪康夫的品行也渐为众人知悉。他处事公正，说理清晰，村里谁家有了难以决断的事，常常找他裁决。汪康夫从“强奸犯”，慢慢变成乡邻口中的“汪老师”。
但周三英知道，口碑的转变对汪康夫而言是不够的，他要的是法律意义上的“清白”。亲友邻居们都知道汪康夫多年的申诉，来串门时常常问问进展，有时也劝周三英，让汪老师算了吧，这么多年都没有结果，不如好好保养自己。甚至连几个孩子也这样说过。周三英从没把这些话转述给丈夫，更没有自己劝说过丈夫放弃。
“没有就是没有，就要坚持到底。”这个女人朴素的是非观下，有着异乎寻常的执拗。或许在她看来，丈夫的污名不只是他自己的，还是整个家庭的，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责任为洗刷它而努力。“如果我们在世时没有结果，还要让孩子们继续申诉。”
几十年间，汪康夫的申诉信在莲花县人民法院、吉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萍乡市中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机构往复辗转，出现过希望又最终破灭。每一次，周三英都和丈夫一起，激动、期盼、失望、再申诉。直到8月10日，收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信息。
汪康夫说，最高检的回复让他又看到一些希望，但结果如何不能肯定。说起自己的案情，他语气严峻凝重，是被这个巨大阴影笼罩大半生后的郁结。只有谈到妻子时，他的声调舒缓下来，像一块沉默而坚硬的岩石，被花草挤开一条缝隙，有了春色和暖意。“我感激她”。
偶尔回忆过往时，汪康夫会为自己被摧毁的前途遗憾。当年和他一起在琴水小学任教的老师们，后来有调去省城的，有在地区从教的，最不济的也在县城当了小学校长。那原本也应该是属于他的人生。“我可以培养所有孩子上大学，家庭生活会相当美满。”
不过周三英并不以这些年的日子为苦。她笑得爽朗，说如果汪康夫一直是优秀教师、知识分子，大概也就不会找自己（结婚）了。她不知道，正如儿子汪许健所言，找到她，是汪康夫这一生遇到的最好的安排。
接到最高检信息的第三天，小女儿替汪康夫寄出补充材料，于8月31日收到回复：材料收悉，正在审查中。周三英又和丈夫一起，开始了怀着希望的等待。
周三英说，如果这次能够还丈夫清白，她要感谢律师、感谢记者、感谢所有帮助过他们的人；她还想和汪康夫一起出去旅游一趟，“他带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这是夫妻俩年轻时不敢做的梦。在卸去冤屈后上路，清瘦的他和素朴的她相互搀扶，去看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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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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