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
题记:
1978年到1992年,是我国企改革的初步探索阶段。从国家放权让利起步,到1987年底,全国国有大中型企业普遍实行承包制,中国国企改革在艰难困境中砥砺前行。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之下,武汉洗衣机厂率先进行了产品配套件全国公开招标,这一创举折射了那段历史中人民群众高昂的改革热情和不屈的改革精神。
八十年代初,武汉洗衣机厂创新“荷花模式”引发全国企业学习热潮,推动了国企内部产品协作配套机制的改革。企业也由此整顿和加强内部管理,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85至87年,荷花牌双缸洗衣机跻身全国知名的品牌;武汉洗衣机厂成为全国家电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利税突破1000万,成为武汉市纳税大户。
一个集体企业、一个家电品牌的生命曾经辉光耀眼,照亮了国企改革之路,虽然短暂,亦值得记取。
一、 企业困局武汉大学教授余杭是“荷花模式”招投标方案的重要起草人,他回忆武汉洗衣机厂子招标投标前的状况,用“焦虑不安”来形容,他说:
洗衣机厂是1979年以集体所有制[1]性质的武汉东风机床厂为基础,在经济调整中建立的,属武汉市二轻局[2]家用电器公司的一家专业化工厂,生产“荷花”牌洗衣机。1981年。该厂形成万台生产能力,试产8500台,结果亏损了12.7万元。1981年国家投资100万。生产洗衣机6万余台,产量居全国第三位。1982年生产10.5万台,退居全国第五位。由于国家扶持新产品政策企业免交工商税,1981年和1982年账面年盈利40多万元。如按销售收入的5%征收工商税[3],则年年大量亏损。面对全国近400家洗衣机厂的激烈竞争。武汉洗衣机厂的前途莫测。有关部门领导和该厂职工焦虑不安。”
“荷花模式”招投标的主要执行者,时任洗衣机厂副书记、厂长的袁继鹏回忆当时企业的困难状况,他说:
“我是1982年下半年,大概是九、十月份从二轻局调到洗衣机厂任副书记,83年任命当了厂长,84年推行厂长负责制,为了坚持走民主选举厂长的程序,举行公开选聘厂长,当时有3—4个人竞选,我高票当选,一直到1992年离开洗衣机厂。
我进武汉洗衣机厂时,厂里的主要产品是单缸洗衣机。应该说是比较原始、简单的一代波轮洗衣机,是自己设计制造的。洗衣机厂是大概1979年底开始试试转产生产洗衣机。以后,80年试生产,82年就达到年产10万多台,这个增长幅度还是很大的。应该说洗衣机厂的干部职工是做了艰苦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的。
但是,企业发展中也遇到问题。年产达到了10万多台以后,销售不畅了,满厂都是积压产品,包括食堂都堆满了。我最开始到洗衣机厂去的时候,洗衣机厂当时的厂容厂貌是很差的,除了产品销售不畅,到处堆的洗衣机,其中堆的最多的是报废的搪瓷内桶。露天的公共通道、仓库车间的角角落落,包括职工宿舍的平台全部堆的都是报废的次品搪瓷内桶。荷花牌洗衣机销售凭票供应,那么好的品牌,为什么销售不出去了呢?因为荷花牌洗衣机的价格偏高,质量也不如其他的一些同类产品。这是82年洗衣机厂面临的困难局面。
这是一个。第二个还不能降价。当时的厂长就跟领导汇报,洗衣机价格太高了所以卖不出去。那你为什么降点价?不行!因为企业明盈实亏损,哪个领导敢说降价,卖一台就亏一台,怎么降?那不是降价的问题,是企业如何从规模型向效益型转变的问题。这是厂子面临的第二个严峻局面。
第三个严峻局面就是难以取得生产许可证[4]。当时全国同行有400多家洗衣机厂,都在抢这个“蛋糕”。400多家像雨后春笋一样蜂拥而上,竞争很激烈。在当时的背景条件下,轻工业部[5]、国家经委[6]对洗衣机行业实行了新的政策,就是专业化定点生产许可证。要求生产企业要符合国家规定的诸多条件标准,达到要求的生产许可证,以制止盲目发展。所以,企业还面临着能否取得国家级洗衣机定点生产许可证的考验。
1982年洗衣机厂正处在一个不进则退,或者是叫前途未卜、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面临严峻企业的困境。”
二、 初见曙光资料链接:
最近,武大经济管理系与武汉洗衣机厂达成“企业管理综合咨询服务”协议,其主要内容是运用价值工程对工厂进行全面价值分析,帮助加强成本核算和降低成本;运用现代化财务管理的技术和手段,帮助工厂进行经营决策;为工厂培训企业管理干部等。使荷花牌洗衣机不断地增强市场竞争能力,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7]
余杭讲述了进洗衣机厂咨询的原由及招标投标建议的形成过程,他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湖北省第一书记陈丕显[8]到武汉洗衣机厂调研,了解到当时牌子很响的“荷花”牌洗衣机产品积压严重。仓库里都堆塞得满满的,他感到困惑不解:“这么好的产品,为什么销售不出去呢?”厂长说是价格高。之后,陈丕显找到当时武汉大学的校长刘道玉商量,希望武大派些专家去帮一下,他提出,最好能派人去兼任武汉洗衣机厂的厂长。
有一次刘校长对我随意说:“于老师,你去当厂长行不行?”我说:“不行,我只能教书。咨询一下还可以。”刘校长说:“那好,你们经济管理系就组织一个咨询小组。”于是,1982年10月,武汉市政府与武汉大学签署了一份“咨询合同”,其中包括科技咨询、管理咨询等等。武大派了有我,樊民[9],杨小凯[10],毛蕴诗[11],陶德清[12],孔祥桢[13]等八个人组成了咨询小组。我们这八个人在武汉大学从事经济管理方面的教学,如企业管理,财务会计、经济预测、经济研究等,专业都不相同。
在深入车间班组和科室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该厂经济效益差、连年亏损的原因除了组织结构松散、经营管理混乱外,主要症结在于外购外协件质次价高。我们打破原来传统分类的方法,按照成本的性态,将成本依照产量的依存关系加以分类。这种分类方法,把随着产量变化而成比例增减的费用视作变动费用;把不随产量变化而变化的费用视作固定费用。
根据这一原理。我们发现在洗衣机全部生产费用中。87%是变动费用,而变动费用中75%是外购外协件的费用。对于这些外单位的费用,作为洗衣机厂来说是无法解决的。长期以来。外购外协件质次价高,次品率占45%左右,有的高达50%以上。我们咨询组进场时,仓库堆货如山,连食堂里也堆满次品。
洗衣机厂配件的零件有150多种,其中一型有45种。六十八件,二型有80种113件,四型有45种61件,涉及到机械、塑料、电子、橡胶、搪瓷等五个行业。这些零部件有69%是外购外协件。只有31%是他们自己生产的。自制的零件不多,这就受制于人。当销售量增加的时候,配套的厂家就要求提高价格;配套零件的价格一提高,成本就增大了;成本大了销售就困难。这是产品积压的根本原因。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成本分为可控成本和不可控成本。洗衣机厂的不可控成本占成本的70%,比例太大了。要想不受制于人,就必须在零部件采购方面引进竞争机制。为此我们撰写了《以招标[14]为先导,实行改组联合促进“荷花”的发展》和《实行公开招标,突破当前条块分割的经济协作关系》的咨询报告。”
袁继鹏说:
“正是在这个时候,武汉大学派遣了很有名的专家教授组成的咨询小组,对我们厂进行了咨询调研,提出了对外购外协件公开招标的建议。
这里我说一点背景。洗衣机厂是79年由生产机电转产洗衣机,一开始就受到省市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武汉市委王群[15]书记、吴官正[16]市长,都经常亲自过问。据说是陈丕显跟武大的刘道玉校长说,你们能不能帮助武汉洗衣机厂咨询一下,刘校长才派了咨询小组来我们厂。
武大咨询组1982年10月份来厂,12月份就提交了咨询报告,指出外购外协件当时松散的体制和状况,决定了产品成本高,价格自然居高不下。提出的对策是要把外协件对全国公开招标。
这个意见对洗衣机生产的针对性、科学性和操作性的确都是非常强的。1982年,中国处于计划经济[17]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8]逐步转型的阶段。过去企业都是按计划指令生产,所以这些配套厂家都是行政指令[19]的。按照当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说大一点武汉市范围内,说小一点就是轻工系统,再说小一点就是家用电器行业内部指定。就是说能够配套的尽量自己配,能购买的尽量自己内部购买。基本上是条块分割封闭性的协作配套体系。当然这里面还掺杂着有些领导的关系户,也有彼此关系比较好的一些厂家。
行政指令的协配套体系很难做到保质保量。当价格质量出现问题的时候,领导出面组织的协调,气氛很好,效果很差。你要他降价,他不降反升;你要他提高产品的合格率、优质品率,就是不见效果,有的相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作为领导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靠行政关系建立的协作配套体系只能这么一个结果。
武大的老师们认为一定要突破条块分割生产协作的传统关系,否则武汉洗衣机厂要想降低成本费用、提高产品质量是不可能的。”
编撰人:赵莉
[1]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指部分劳动群众集体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共同劳动并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组织。私营企业是指资产归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经济组织。混合所有制企业是指资产由不同所有制成分构成的企业。
[2]武汉市二轻局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轻工业部所属的轻工业企业管理机构,于文革后由原武汉市手工业联社基础上组建而成,管理的企业以生产生活日用品为主。轻工业是中国最早走向市场经济的行业。从八十年代开始,由轻工业部改为中国轻工总会、国家轻工业局至今天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逐步完成了由部门管理转变为行业管理,由微观中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由单纯管理转变为服务管理的体制改革,体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武汉市二轻局也转移为行业协会.
[3]工商税是指对一切从事工商、外贸进口和服务行业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产品销售收入或业务收入征收的一种流转税。
[4]生产许可证是国家对于具备某种产品的生产条件并能保证产品质量的企业,依法授予的许可生产该项产品的凭证。
[5]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轻工业部,是根据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的规定,于1949年11月1日设置的一个部门。轻工业是中国最早走向市场经济的行业。从八十年代开始,由轻工业部改为中国轻工总会、国家轻工业局至今天的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逐步完成了由部门管理转变为行业管理,由微观中观管理转变为宏观管理,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由单纯管理转变为服务管理的体制改革,体现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进的过程。
[6]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为国务院组成部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是负责调节近期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部门。2003年3月1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决定撤消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设立商务部,主管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
[7]《武大经济管理系与武汉洗衣机厂达成“企业管理综合咨询服务”协议》 来源:长江日报1982年12月3日
[8] 陈丕显(1916年3月20日-1995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78年8月至1982年7月,曾历任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9] 樊民1930年11月生,武汉人,中共党员,武汉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10] 杨小凯(1948年10月6日-2004年7月7日),男,汉族,原名杨曦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华人,原籍湖南省湘潭县,出生于吉林省敦化县。他最突出的贡献是提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方法和理论。他已出版的中英文专著包括:《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使他获得了世界级的成就和同行的推崇。 杨小凯曾经被两次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2002年和2003年)。2004年在澳大利亚去世,享年56岁。1982年杨小凯曾被武汉大学聘为助教、讲师.
[11]毛蕴诗,男,1946年出生于四川省夹江,1962年考入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数学系;经济学博士,比利时鲁文大学工商管理硕士(MBA)。1983回国后在武汉大学管理学院任教,于1986、1989年先后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1992年调入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企业与市场研究中心主任、企业管理专业博士生导师、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校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 [1]西安交通大学、四川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兼职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工商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武汉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管理学院副院长,中山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管理学院院长、广东省政协常委。
[12]陶德清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
[13]孔祥桢 武汉大学商学院教授.武汉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成立于1999年4月,系由原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与管理学院、旅游学院合并组建武汉大学商学院后而成立的。其前身是1981年成立的原武汉大学经济管理系,1986年经原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了武汉大学管理学院后,经济管理系属于原武汉大学管理学院,第一任系主任是李崇淮教授,副主任许俊千教授、孔祥桢教授.
[14]招标:市场交易行为招标(invitation to tender) 是指招标人(买方) 事先发出招标通告或招标单,品种、数量和有关的交易条件提出在规定的时间、地点,准备买进的商品名称、件,邀请投标人(卖方) 参加投标的行为。是一种市场交易行为.
[15]王群(1926年9月-2017年12月12日)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1978年1月至1987年8月先后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第一书记、书记等。
[16]吴官正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曾于1982-1983年湖北省武汉市委常委;
1983-1986年 湖北省武汉市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市长。
[17]计划经济是根据政府计划调节经济活动的经济运行体制。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资源的分配,包括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计划决定。
[18]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是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它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把资源配置到效益最好的环节中去,并使企业实行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灵敏的特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指通过市场的供求、价格、竞争等机制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的体制。市场经济是经济分工与协作的产物,作为一种经济活动,是生产社会化与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仍然是国家调节市场和供应的重要手段之一。
[19]行政指令是指行政主体依靠行政组织的权威,运用行政手段,包括行政命令、指示、规定、条例及规章制度等措施,按照行政组织的系统和层次进行行政管理活动的方法。它是在实际的行政管理过程中运用的、最普遍的行政管理方法,当然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行政管理方法。实质是通过行政组织中的职位和职务来进行管理。
本文来源:《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史(一)》,武汉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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