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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2-02-26 05:21:51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消费市场之一。挖掘我国国内消费潜力，不仅能够增强外部环境动荡背景下本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而且还能够吸引全球的资本和人才进入中国市场。本文将探讨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空间，寻找未来中国居民消费新的增长点。

2019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然而，与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相比，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居民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都还比较低。这可能是由于我国的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程度不匹配、居民杠杆率偏高且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

从消费结构上看，与人均GDP在1万美元左右时的美国相比，我国居民在食品烟酒和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高出12.2个百分点。可见，中国居民在与吃、住相关的生活必需品（或服务）上的支出较高，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他非必需消费的需求。在交通通信、保险和金融服务消费等方面，我国的居民消费都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挖掘我国国内消费潜力，不仅能够增强外部环境动荡背景下本国经济发展的韧性，而且还能够吸引全球的资本和人才进入中国市场，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接近6.0万亿美元，逼近美国的6.2万亿美元，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消费市场之一。在新冠疫情困扰全球经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充分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成为破局前行的关键。而居民消费是国内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本文将分析国内居民消费增长的空间，寻找未来中国居民消费新的增长点。

一、消费水平

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首次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而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时间分别是1978年、1981年和1994年。

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看，如果我们考察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的消费情况可以发现，中国居民消费总体偏低。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60.5%。日本和韩国的这一比例低于美国，但也分别达到53.9%和51.8%的水平。而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8.8%，较日本和韩国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分别低15.1和13.0个百分点。

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这里定义为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来看，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美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87.0%，日本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79.2%。而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仅为70.1%，较美国和日本处于同一发展阶段时分别低16.9和9.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在同等收入水平之下，中国居民愿意用于消费的钱更少。

为什么中国居民的消费偏低？我们推断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中国的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当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其城镇化率均达到了70%以上。而中国2019年的城镇化率仅60.6%，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更低，约44.4%。

研究表明，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其一，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如果我们用三次产业与其就业人数之比衡量其单位劳动力产出，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的单位劳动力产出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因此，如果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转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其收入可能提高，进而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万，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的1.6万。周微（2014）指出，城镇化对居民消费存在正向的“收入效应”。

其二，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储蓄率，提高其消费意愿。安凡所（2014）指出，2011年流动人口平均储蓄率高达46.7%，而同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仅为25.2%和30.5%。这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不确定性较高，且流动人口可能最终返回农村生活，为未来生活积累储蓄的意愿强烈。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务工地的户籍，则能够享受当地的社会保障，降低其支出不确定性，从而提高消费意愿。

此外，考虑到农村居民可能以自主种植、物物交换等形式获取食品，到市场中购买农产品的需求较少，农村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将无法体现在消费数据和GDP数据统计之中，而城镇化能够改变这一点。

第二，偏高的居民杠杆率可能抑制了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当美国、日本和韩国的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三者的居民杠杆率十分接近，都在48%左右，而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已经达到55.2%。可见，中国的居民部门杠杆率可能已经超出其经济发展阶段的正常水平。偏高的债务负担可能降低了居民，尤其是城镇居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导致消费能力下降。

第三，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强化和完善。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7年中国政府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大约是2.9%。同期美国和日本的这一比例分别为8.6%和9.2%。韩国的政府医疗支出占GDP的比例为4.4%，虽然低于美国和日本，但也高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增加了居民预防性储蓄的需求，影响了消费的增长。

从居民消费的名义增速来看，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前的10年，中国居民消费的名义增速与日本较为接近，大部分时间处于10%以上。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10年间，日本、美国的居民消费名义增速主要在5%至10%之间的波动，韩国消费的名义增速更高，一度超过15%。

从居民消费的实际增速来看，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前的10年，中国居民消费的实际增速总体高于美国、日本和韩国。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之后10年间，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居民消费实际增速的均值在3%到5%之间。

综合以上，考虑到中国居民消费的水平总体偏低，未来中国居民消费有望继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二、消费结构

在中国居民的消费中，哪些类型的消费未来上升空间会更大呢？

我们可以根据统计局发布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和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统计分类，将美国的居民消费数据按照中国的标准重新分类，比较中美两国消费结构的差距。

由于2019年的数据还未发布，本文比较中国2018年和美国1977年（即中美人均GDP各自突破1万美元前1年）的消费结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的食品烟酒消费在支出中的占比为28.4%，高于美国1977年的21.6%；中国居住消费的占比为23.4%，高于美国的18.0%；中国教育文娱消费的占比为11.2%，也高于美国的9.2%。总体来看，中国居民在食品烟酒和居住方面的消费支出占比较美国在同一发展阶段时高出12.2个百分点。可见，中国居民在与吃、住相关的生活必需品（或服务）上的支出较高，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其他非必需消费的需求。

中国居民在衣着上的消费占比与美国较为接近，差距仅0.1个百分点。

然而，中国居民在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生活用品及服务和其他用品及服务方面的消费占比偏低。与1977年的美国相比，2018年中国居民交通通信、医疗保健消费和生活用品及服务的占比分别低1.6、1.8和1.5个百分点。其他用品及服务的消费占比差异最大，达到9.1个百分点。

在交通通信方面，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偏低。2019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大约达到了每万人1857辆，而美国和日本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其汽车保有量分别为每万人7140和3361辆。可见，中国汽车消费的增长前景十分可观。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偏低可能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第一，为了避免交通拥堵，部分城市对汽车采取了限购措施，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汽车消费；第二，中国的城镇化率偏低，而农村居民的交通通勤需求较低；第三，目前油价的绝对水平高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2010年至2019年间，美国进口原油均价主要运行在每桶30至120美元的区间内，而2000年以前油价极少突破每桶40美元。

在医疗保健消费方面，中美两国医疗体系的差异可能导致中国医疗保健消费占比较低。2014年，美国全部医院中仅3.8%为联邦政府所有。在占据美国医院总量87.5%的社区医院中，营利性社区医院的占比达到21.4%。而中国的医院绝大多数为事业单位。虽然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公立医院事业编制可能逐渐取消，但事业单位性质将继续保留。由于中国的医疗体系以非营利性机构为主导，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在全部消费中的占比被压低。

在生活用品及服务方面，目前中国居民的大型家电保有量较高，但小型家电保有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18年，中国居民每百户的洗衣机、电冰箱、彩电和空调的保有量分别为93.8、98.8、119.3和109.3台。这意味着，平均每户家庭几乎都拥有洗衣机、冰箱等大型家电。然而，中国的小家电保有量依然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前瞻产业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与日本城镇相比，中国城镇家庭的吸尘器、空气净化器、洗碗机和烘干机等小家电保有量较低[1]。日本城镇家庭每百户吸尘器、空气净化器保有量分别为146台和77台，而中国仅为68台和41台。

对于其他用品及服务，主要包括首饰手表、旅馆住宿、保险和金融服务等。在美国，保险和金融服务在消费中的占比较高。美国1977年保险和金融服务消费支出的占比为5.1%，而中国2018年全部其他用品及服务支出的占比仅为2.4%。由此来看，未来中国居民保险和金融服务消费的占比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2019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1.5%。而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这一比例分别为11.2%、9.2%和5.8%。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更大。但我国的保险密度（定义为人均保费）偏低。2019年我国的保险密度为每人441美元，而2014年美国的保险密度高达每人4017美元。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中国保险市场将有较大的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