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14日，中南海，邓小平突然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黄华同志的专机起飞之前，请他先在首都机场发表一篇讲话，我这里有几句“要紧的话”要说。
身边的人却告诉邓小平，黄华同志为了替国家节省外汇，特意坐了一班普通班机，现在已经起飞了。
恰好就在邓小平身边，“中共一支笔”、当年的毛泽东秘书胡乔木也在，邓小平立刻转头请胡乔木提笔拟出一篇以黄华名义的“对记者谈话”，加急发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黄华同志到底是去执行一项什么样的重要任务，使得邓小平到了最后关头，还要加急给他安排上这么一篇“谈话”呢？
1959年，一次别开生面的特殊展览会在纽约和莫斯科同步举行。
人们可以看到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模型、巨大的核动力破冰船，和建造这些伟大成就的主角：社会主义工人塑像。
但是在莫斯科，苏联人的热情却大大超出了美国人的想象：美国人并没有走“高大上”的路线，而是直击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爵士乐、篮球、高跟鞋、抽象画和豪华大气的美国汽车。
百事可乐公司更是在现场免费分发一杯又一杯自家产品，观众把公司展台围得水泄不通。
在冰箱、洗碗机等各种当时闻所未闻的先进家电前，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面对着上百名记者，以摆成厨房的展厅为战场，展开了唇枪舌剑的著名“厨房辩论”。
两位领导人说到兴处，甚至互相用手指戳着对方，以展现自己的强硬形象。
这种激烈场景忙坏了底下的记者，镁光灯和咔嚓声一秒都没断过。
美联社记者萨非尔想要把赫鲁晓夫、尼克松和身后的美国先进洗衣机一起纳入镜头，为报纸制造一张绝佳的头版材料。
突然，一名个子高大的苏联官员强行从人群中挤到尼克松身后，处于尼克松和洗衣机之间，为自己在这张历史镜头中，留下了一份不亚于两位主角的正面特写。
谁也不知道这个鲁莽的苏联人是谁，但他无疑十分善于捕捉机会。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一场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
这个貌似粗鲁的壮汉再次利用两大权力要决苏斯洛夫和谢列平的矛盾，反而被推举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并担任了赫鲁晓夫的其他重要位置。
在接下来的整整18年起，美国人都要为这个名字的一举一动头疼不已：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苏联历史上执政时间第二长的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享受到的，是苏联霸权达到顶峰的“黄金时代”。他上台的时候，美国在越南已经开始面对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
勃列日涅夫再次抓住机会，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控制，欧洲之外还陆续同埃及、印度、伊拉克、越南、埃塞俄比亚等十二个国家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一时间，苏联顾问的身影在全世界无处不在，美苏争霸进入“苏攻美守”的势态。
在他去世前一年，1981年9月4日，苏联特别主动邀请北约组织观察员来到波罗的海沿岸，前来参观一场针对他们的军事演习“西方-81”。
这场人类空前规模的演习着实把西方人吓得够呛：
50万大军和无边无际的先进T-72坦克海，意味着在不动用核武器的情况下，西欧英吉利群岛以东，最多在一个星期之内，就得向苏军举手投降。
没人敢和勃列日涅夫玩对扔核弹，1981年，美国仅有23191枚核弹头，苏联却有32049枚并不断增长。同期的苏联军费开支，也超过了以富裕著称的美国。
在全世界为毁灭地球的核战争担惊受怕近20年的时间里，勃列日涅夫却待在克里姆林宫，目光紧紧盯住地球仪上另一边的美国，换了一任又一任总统。
直到1982年11月10日，因心脏病于莫斯科库图佐夫大街自己的寓所内突然逝世，享年76岁。
社会主义阵营最高首脑去世，无疑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
那些依赖苏联经济援助的小国、组织首脑们，如东欧卫星国领导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巴解组织领袖阿拉法特等一共32位国家元首、15位政府首脑第一时间申请或受邀前来参加葬礼。
这场葬礼必定会隆重铺张，才能和苏联强大的国力地位相匹配，牵涉到的细枝末节也格外繁多，需要继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一一过目。
安德罗波夫心中，却始终记挂着一件关系全球政治格局的大事：一件几乎可以称得上他职业生涯耻辱的大事。
苏联情报机关克格勃，长期以来被视为集美国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于一体的地球最大情报机构，享用不受列编的近乎无限预算，只要克格勃想知道，不管发生地球哪个角落，一件事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安德罗波夫自1967年起，足足担任了15年克格勃领导，苏联内外一切变化和内情，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谁知偏偏就是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机构，在安德罗波夫任上，却没能侦知一件关系到美苏争霸全局的事件：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
1972年，已经成为美国总统的尼克松成功访问中国，全球陷入了一片震惊。
这是因为，谁都明白，一旦和中国关系和缓，美国就能加速从越战泥淖中抽身，专注于恢复元气对付咄咄逼人的苏联。
苏联的家底本就不如美国雄厚，长期的军备竞赛对苏联造成的财政压力，比对美国要沉重得多。
1976年，美国的GDP为1.87万亿美元，军费开支为910亿美元，约占5%，而苏联GDP才0.69万亿美元，仅为美国三分之一，军费支出却占17%，高达1200亿美元。
这正是毛泽东在外交战略上的高明之处，不管美苏两国愿不愿意，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都不容许他们忽视。
务实的安德罗波夫十分清醒理智，和当年苏联援华专家组长阿尔希波夫一样，无论苏联高层对于国际政治走向的辩论如何激烈，他俩从未对中国口出恶言。
眼下安德罗波夫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他能否对自己的这一优势善加利用，而中国又会对自己持什么态度呢？
这一切问题，自然首先要取决于中方以何种方式、派什么人参加勃列日涅夫的葬礼。
能体现中国未来对苏联重视程度的，就在于北京城里重新上台的邓小平。
实际上，勃列日涅夫的葬礼将是中国第二次派人参与苏联最高领导人的丧事。
中国上一次这么做，还是在1953年3月8日，由总理周恩来领衔，率领一个高规格的庞大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
由于赫鲁晓夫中途下台，毛泽东逝世又谢绝了外国领导人参加，中苏两国整整间隔了将近30年，才等来这么一个“葬礼外交”的机会。
该选哪个呢？邓小平抽着一支又一支香烟，想了又想。
伟人的考虑是事无巨细的。眼下中国已经决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美苏争霸的世界里，既然中国能和美国搞好关系，当然也要和本就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搞好关系。
只有睦邻友好，才是经济建设能够持续推进的先决条件。
勃烈日涅夫并非没有认识到中国的重要角色，在他死前不久同年3月24日，他在中亚塔什干发表了一篇讲话，讲话中明确表示：
苏联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的提法；表示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
这个信号当即被邓小平捕捉到，他指示外交部立即对此做出反应“不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两天后，新闻司长钱其琛在新中国第一场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强调要看苏联的实际行动。
安德罗波夫身为大名鼎鼎的克格勃主席，却从未攻击中国这一点，自然也在邓小平需要考虑的背景之中。
眼下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正成为中苏两国检验双方实际行动的最佳时机。
最终，邓小平下定决心，决定派出高级特使飞往莫斯科参加葬礼，而且代表团的规格，最好能够利用这次难得的机遇，直接和苏联外长进行接触甚至举办对话。
新中国的外交奠基人周恩来已经去世，这样的人选其实只有一个——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对世界所有政治格局走向了若指掌的外长黄华，这将是1964年周恩来访苏之后，中国派出的最高级政府官员。
黄华首先陪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乌兰夫，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悼词中再次提到了中苏两国人民存在的传统友谊。
决定人选之后，邓小平仍旧无法完全放心，为了抓住新领导上台之际，打开中苏外交新局面日思夜想，所以在黄华的班机起飞之后，他还抓住最后时机请胡乔木临时执笔，起草了一篇紧急谈话。
1982年11月14日早晨，接到加急发布命令的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趁着黄华的班机还未落地之前，就将打印好的谈话稿送到了苏方手中。
刚起床的安德罗波夫看着这片A4大小的讲稿，眉头紧锁的忧愁一扫而光，立即下令苏联主要报纸必须将这篇报道放在第二天就要刊发的报纸上。
14日当天在莫斯科国际机场贵宾室，等候接机的中国大使杨守正还没等到黄华一行人，却等来了苏联副外长伊利切夫。
伊利切夫满面笑容的地对杨守正说：“那份谈话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正面”，接着就掏出稿子，和杨大使开始讨论起词句中可以改进的地方。
中苏之间多年未见的同志气氛，似乎在贵宾室中重现了。
12时10分，等候已久的中苏接待人员终于见到了黄华代表团，杨守正悄悄把黄华拉到一边，将“机场谈话”一事做了简略报告。
黄华这才知道，自己在天上的时间里，又回到机场发表了一篇谈话。他接过稿子亲自看了一遍，不住由衷称赞道：“小平同志的决策真英明，乔木同志的文章写得真好！”
第二天上午，全苏联的老百姓从报纸中都知道了，中国方面不仅评价勃列日涅夫是“卓越的国务活动家…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并对继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提出新期待。
字里行间的满满诚意，所有人都感受得到。
15日9时，盛大的葬礼在红场正式举行，相对来说出席级别较低的中国外长，受到的礼遇却比许多元首更隆厚。
葬礼现场在列宁墓举行，左侧是社会主义国家代表，以美国副总统老布什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代表则在右侧，一般情况下，除了一名苏联翻译陪同之外，不允许再多带人入场。
黄华以外长身份，不仅列于左侧阶梯第一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首脑同列，并且允许带有四名陪同登场，他所敬献的花圈也被放在十分显眼的位置。
葬礼结束后，黄华和其他外国领导人们在下午一起来到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和新上任的总书记会面。
安德罗波夫和面前走过一个又一个神情各异的领袖们握手，用30秒的时间互致例行的问候。
当他见到黄华的时候，却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不停说着什么，整整三分钟，双方才松手道别。
不久之后，一位苏联外交部官员立即来到黄华住处，和中苏谈判办公室主任李凤林逐字逐句地核对黄华和安德罗波夫的谈话记录。
黄华在苏期间，在所有一百五十多个政府代表团、四五十个高级代表团之中，享受到的待遇都是最高级的。
感受到苏方的诚意，同时也是奉邓小平的命令，他主动提出要拜会苏联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和黄华的第一次交锋依然无果而终，但双方所有人员都感受到，安德罗波夫和邓小平两人，对于中苏关系都是真心诚意的。
作为最后的特别礼遇，在黄华启程回国之前，安德罗波夫再次派人邀请他参观苏联“国家一级禁区”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
黄华给加加林纪念碑也敬献了花圈，而苏联将军则递过来一个话筒，里面传来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苏联宇航员的问候：“我们欢迎来自伟大邻邦中国的领导人，祝您在加加林宇航员培训中心过得愉快！”
黄华则报以：“衷心感谢苏联宇航英雄们…平安返回我们共同的星球…！”
安德罗波夫是一位精明强干，冷静务实的领导人，在他接掌总书记之后，立即针对苏联沉疴已久的顽疾展开了针锋相对，大刀阔斧的改革，几乎就像是中国的邓小平。
1983年，苏联工业总产值超额完成年度计划，扭转了多年来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和完不成计划的状况。农业总产值比1982 年增长了5%，市场供应也有了明显改善。
可惜如此杰出的领导人在仅仅任职一年零三个月后，就因为长期的肾病恶化去世，这一次，中国派出了副总理万里出席他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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