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不做广告，从不发帖子，从不跟客户吃吃喝喝打成一片。他从不臧否人物，从不炫富或哭穷，从不将喜怒形之于色。
他卖民国书、旧平装书。古籍涨价了，大家都去追，他充耳不闻。名家墨迹升值了，看客们啧啧称奇，他不为所动。
大字本、画册、碑帖，各类藏品你方唱罢我登场，轮番冲高，他还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闷头卖他的民国书。
他就是大亮——孔夫子旧书网几千店家里美誉度最高的一位。
我去他家买过三次书。第一次是2005年秋天，那时候他还住在十里堡农民日报社背后。
他从立柜上抱下几个大纸箱子，一打开，里面装得满满的，全是民国书，每本都套着塑料书套。
那朴拙大胆的手绘封面画、摸上去凹凸不平的排印铅字、染尽时光颜色的道林纸……
我在小板凳上坐了一下午，挑出四十四种装帧精美的新文学书籍。其中有芳草的《苦酒集》、蒯斯曛的《凄咽》、路翎的《青春的祝福》，都是好品相的初版本。
那时候，二十多岁的大亮浓眉大眼，真是青春逼人。
我在书架上还看到一册阿英用毛笔签赠给陈伯达的《鸦片战争文学集》，字写得一丝不苟，盖着漂亮的朱文印章。
我嫌开价略高，放下了。离开之后，心里到底留恋难舍。已经上车点了火，又熄掉，把车钥匙揣回口袋，重新上楼敲他家的门。
人说好事总要成双，顺手又多买了些方成、毕克官的漫画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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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又去过一次。因为常在潘家园见面，这次去时便和大亮有点熟了。
不过收获不大，只是选了一部油印的陈宝琛《沧趣楼文存》，一部林语堂的毛边本《剪拂集》。
记得还买了还珠楼主的武侠小说《青门十四侠》，那是贪图插图里洋溢出的民国畅销书的蓬勃生气。
最后一次去的时候，床头金尽、英雄气短，无奈中只携归一部闻一多的《死水》。用这漆黑铁血的诗集，聊以抚慰我羞涩的阮囊。
每次去他家，他也不多说话，就给你泡上一杯清茶，然后自己坐在扶手椅上抽“中南海”。他躲在烟雾后面若有所思，不殷勤，不激将，不劝降。我们“70后”这代人就是这样淡定，如桃李不言。
收进来的书一本本都经他修整过：把书脊粘好，把书角压平，把污渍擦去，然后装进塑料书套，整整齐齐地插进书架。
绝无一般贩书者的那种杂乱无章。从前去东京神田古书街，曾为那些店铺的窗明几净、井然有序所折服。
我想，如果大亮在琉璃厂或成府路上赁屋开家旧书店，每日的厅堂洒扫之勤，绝不会输于东邻。
他家温暖整洁，是一个温情的二人世界，女主人的心思无处不在。客厅里，转角沙发上歪斜着七只大大小小的柔软靠垫。
茶几上摆着抽纸、装水果的木篮，还有盛满蛋卷、饼干以及各种零食的塑料托盘。
冰箱门上，在国外旅行时带回的冰箱贴如不眠的记忆之岛，星罗棋布，隔水相望。
你还会注意到那些无处不在的幸福标签：墙上带深色木框的小熊维尼挂钟，供着整套青花瓷茶具的罗汉床，斜插在微波炉上的一枝鲜红玫瑰，贴在阳台玻璃门上的双鱼送福剪纸，还有大亮喝水用的撅屁股麦兜的搪瓷缸子。
在旧书圈里，我没见过比这小两口更恩爱的。两个人性情互补：一个内敛，一个热烈；一个徐如林，一个疾如风；一个卖旧书，一个开婚庆公司。
他们是一起在必胜客打工时认识的。结婚十年，彼此还能敞开心扉，每一两个星期来一次彻夜的长谈。
那是全方位的沟通，传递着彼此生活的苦乐，还有对年轻时代的美好回忆。他们是夫妻，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大亮说，对妻子，他是没有秘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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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春光烂漫，一帮书友同去郊游。等到夜深人静，东船西舫已悄然无声，几个男人开始联床夜话，嘻嘻哈哈，荤腥不吝，话题逐渐滑向下三路。
大亮发言不多，偶尔插上一句冷幽默，却能把大家逗得“花枝乱颤”。
到了真心话大冒险的段落，所有人都变得严肃起来，好像黑夜激发了这些文艺大叔说真话的欲望。
轮到大亮了，我记得他靠在床头，吐出一口青烟，淡淡地说，在结婚之前，该做的荒唐事就都做完了，所以后来内心一直平静如水。
平静，很多人对大亮的印象就是平静。内心的平静、家庭的和谐，给他十年书商生涯描绘出一幅与众不同的肖像。
确实，无论买书还是卖书，他都不急、不躁、不抢。
潘家园鬼市，他从不抢着第一个进场。进货的时候，他给的价格比一般书商高，不会为了砍下来三元五元而斤斤计较、纠缠不休。“肯出高价，但不要烂货。”
打过几次交道后，供货商往往觉得他“对价格不敏感，好说话”，往后就愿意和他继续合作。
卖书的时候，他不像一般书商那么随意、懒散，而是像在写字楼里上班的白领。
他每天坚持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卖书，十年如一日，把一件正确的事情坚持做下来。
无论书的价值如何，一律二十元起拍。他声明自己决不用托儿，决不售假。他没有一般生意人“总得卖够本”的观念。
对他来说，个别书赔点钱没关系，只要整体是赚的就可以（他的整体利润率一直维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放宽眼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先让和你做生意的人赚到钱，然后你的生意才能做得长久”——他看的是全局。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有稳定的现金流，永远不会被货压住。
通过十年不间断的积累，“大亮”逐渐成为网上旧书业的一个品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忠实顾客。
他们知道，从大亮手里买书，货真价实，没有风险。他的书也因此常被竞逐到一个比正常行情略高的价格。
什么是品牌？品牌就是你花了更多的钱，却还是觉得物有所值。在这里，商家的信用被折算成了价格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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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书局的老板胡同有一次去大亮家。到了饭点，大亮叫了份外卖，留同行在家吃饭。菜点多了，没吃完。
要是一般人家，就把剩菜放冰箱里，下顿接着吃了。而大亮没有，他把没吃完的全部装进垃圾袋，直接处理掉。
这件事给胡同留下很深的印象，他说大亮做事干净利索，不拖泥带水，不在意小钱。比如大亮从来不像其他书商那样，在寄书的邮费上动脑筋。
这一方面跟他大学读精密仪器专业培养的理科生思维有关，更重要的一点也许在于，他是北京人，有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存在北漂的那种危机意识、异乡人意识。
我2002年第一次逛潘家园的时候，就注意到这个大学生模样的北京人。我看见一个戴棒球帽、膀大腰圆的男子问大亮：“你这儿有杨朔的《三千里江山》吗？”“有！”他指着一本白皮红框儿的平装书。
“我很高兴，我很欣慰。多少钱？”“二十。”十年过去了，这本书现在还是只能卖二十。
和其他摆地摊的书商不同，大亮一口北京话，有点怯生生的，穿一件干干净净的米色夹克，蹲在地上，可见一头浓密的黑发。
藏书家谢其章说：“我是看着大亮从潘家园地摊上一点一点站起来的。”记得那天我从他手里买了一册民国毛边书，华林的《艺术论》。
他开的是顶着嗓子眼儿的价。那是他书商生涯的起点，也是我愣头青一般闯入旧书圈放的第一枪。
后来，在潘家园，说起大亮，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画面就是，在书摊西头的入口处，这个眉清目秀、饭量超大的小伙子手里夹着一支烟，脸上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当时潘家园书商大多文化程度不高，入这行都是歪打误撞。他们缺乏对北京的归属感，赚了钱就报复性消费，喝好酒、吃好菜、去KTV，但租住的房子永远是脏乱差。
等攒够了银两，就买辆车衣锦还乡，回老家盖大房子。他们对书没感情，对他们来说，书唯一的意义就在于——能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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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亮是这里少有的“书二代”。他父亲——老赵，以前就在潘家园卖书。
他在帮父亲跑腿看摊的过程中，逐渐对旧书产生了兴趣，尤其是民国书。
他说民国书是白话文，能读，他不喜欢自己读不懂的书。而且民国作家的很多篇什，他在学生时代都接触过，有着特殊的感情（每次发下新课本，他都会迫不及待地把语文书里的课文通读一遍）。
后来他就干脆辞职，专做旧书生意。这是他的兴趣所在，是他的第二伴侣，他离不开书。
有人说，以自己的兴趣为职业，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大亮说他觉得最满足的时刻，就是买到一大批旧书，然后打开纸箱子，一本一本地拿出来翻看。
圈里的朋友都知道，大亮不仅是个书商，还是个厉害的藏家。真正稀有的珍本，他是留中不发的。
他存下来的新文学书籍件件精品，够举办好几场精彩的新文学专场拍卖了。我曾经问他：“什么样的书会留存下来？”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大概价值在五千元以上的吧。”
他的父母一直以他为荣，在卖书这件事上，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母亲在朋友面前总是满面笑容地赞扬儿子，说他聪明、能干。
很多人都说，作为一个生意人，大亮的内心很传统，有着明确的是非观和道德感。孝顺、忠诚、信誉这样的字眼，他看得特别重。
有一次聊天谈到生老病死，他说自己的一位长辈得了绝症，生命垂危，不成器的儿子却招了同学在家里打牌，这时大亮骂了一句：“这个王八蛋！”
他重情义，十年来没换过理发师。那人跳槽到哪个店，他就跟到哪个店。他说这人理得不错，也聊得来。
他和香港神州旧书店老板欧阳文利先生的友谊，表面看来，是一种生意上的联系，但事实上，他们更是相知相惜的忘年交。他每年都会去一次香港，专程拜访欧阳先生。
书买得其实很少了，更多的是享受一下两家人坐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的那种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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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活着，总要有一点精神追求，做一些对社会、对亲人有益的事情，别混吃等死，别给别人添麻烦。
他的生活轻轻松松、按部就班。他小富即安，没有强烈的财富欲、物质欲（他买的车是一辆二手帕萨特）。
早晨醒来，先靠在床上慢悠悠地抽支烟，然后沏杯茶，打开电脑，上孔夫子旧书网。
白天按计划、按步骤把该上的书上了，把该联系的上下家联系了。吃该吃的饭，过该过的日子。睡觉前，还是点上一支“中南海”，消解一天的琐碎。
他的理想是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盖一所房子，种点菜，养点花，读读书，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等老了，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打过几圈麻将之后（最好能赢点儿），幸福地无疾而终，就这样度过丰衣足食、没有起伏的一生。
作者：陈晓维。来源：《读者》2018年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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