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庭、社会都不能支撑自己走完余生时，靠自己成为日本老年人最后的选择。”
隈本是日本一家知名招聘公司的社员，这家企业的员工平均年龄只有30来岁，63岁的他已是公司最年长的员工。
年轻时，他负责过公司旗下的电话业务，当时带领着10人团队在全东京寻找销售目标。如今，延迟退休的他在公司旗下的某杂志社发行部工作，顶头上司只有28岁。
随着日本《改定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的颁布，两年后，隈本将面临再度延迟退休的抉择。按照这部法案，自今年4月1日起，日本企业员工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了70岁。用人单位须努力采取措施，确保员工在65岁至70岁间的就业机会。
虽说该法案并不具备强制效应，但日本老人恐怕难有更多选择。在日本，退休老人将如何实现再就业？社会又将如何接纳那些跃跃欲试的职场老人？
在日本，无论是普通职员还是公务员，其退休年龄都是与养老金直接挂钩的。
日本将养老金称作“年金”，目前的年金制度被形容为一座“三层建筑”：
第一层是覆盖面最广的“国民年金”，所有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国民不分职业都须缴纳；
第二层是面向企业职员的“厚生年金”及公务员的“共济年金”——受雇于企业的正式员工有义务参与前者（由员工和企业对半出资），公务员等则参加后者（由个人和国家对半出资）；
第三层则是不同种类的“企业年金”和与公务员挂钩的“岗位加算”。
不过，日本人在60岁到65岁之间是领不到理想中的足额养老金的。一般来说，国民从65岁起才能正式领取“国民年金”，如果想在这之前领取养老金，金额会根据申请时间逐年递减。
具体而言，60岁退休时拿到的养老金要比70岁时少52.94万日元（约合3.1万元人民币），平均每月少领取约4.4万日元（约合2608元人民币）；65岁退休时拿到的养老金要比70岁时少28.43万日元（约合1.7万元人民币），平均每月少领取约2.4万日元（约合1422元人民币）。
58岁的佐藤早早就算清楚了这笔账。“我即使过了60岁也会继续工作，不仅退休时拿的养老金多了，还能继续享受到健康保险等福利。”她向笔者直言。
佐藤尚未领悟到日本所谓“不工作，会变老”的智慧法则，便已经面临退休年龄延迟的现实。
“未来，年金领取的起始年龄很可能会从现在的65岁延长到70岁，因此得尽快考虑60岁以后的工作方式了。”她怀着一丝绝望地说，“从当前严峻的形势来看，年金制度今后能否成立都是一个问题。”
近年来，“老后破产”“下流老人”等成为日本社会的流行语。日本总务省统计局2019年的数据显示，日本65岁以上老人的贫困率达到27%。
这其中，处境最为艰难的是高龄独居女性。根据已公布的贫困率推算，日本65岁以上高龄独居女性的贫困率达到46.2%，几乎每两人中就有一人处于贫穷状态。为了摆脱贫困，一些人甚至不惜犯罪，为的是到监狱“安度晚年”。
东京都立大学人文社会学教授阿部彩指出，由于男性寿命普遍比女性要短，丈夫过世或离婚的女性人数不断增加，高龄独居将是大部分日本女性都要面对的未来，“届时她们将有一半几率变贫穷”。
日本人将这些高龄女性称作“贫困奶奶”——根据发音简称“BB”。有专家预言，“BB”绝不是社会一角，她们的存在将对日本的现在和未来产生巨大影响。
即便没有延迟退休的规定，“工作到老”在日本也非常普遍。
根据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机构2019年的一项调查，60岁至65岁的日本人中有70.2%的人仍在工作，其中因“缺钱”而选择继续工作的占比为76.4%；当被问到65岁以后的打算时，半数以上的人表示“将继续工作”，只有7%的人表示“不想工作”。
随着退休年龄的延迟，不少老人正将退休后的不安情绪转变为“大家一起努力”的风潮。
在首都圈西部的町田市，一家星巴克咖啡厅最近录用了其史上最高龄的打工者——76岁的山田胜子。
7年前山田的丈夫去世了，做了一辈子全职主妇的她决定开启第一次打工体验。“应该是外企的缘故，横着写的字真多啊。每天都有很多新发现。”她表示，很开心能和自己“孙辈”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共事。
同事们评价说：“山田根本不像是70多岁的婆婆，而像个大姐姐一样。她做主妇时肯定是一把好手，在洗涮方面有很多值得学习的经验。”
山田笑称，自己会一直工作到星巴克负责人说“够了”的时候。
人到暮年，重返考场，也成为一些退休老人的不二选择。
78岁的渡边是在72岁的时候再就业的。他曾在一家大型建筑公司工作，55岁因患上癌症提前退休，疗养期间取得了一级建筑师资格证书和公寓管理师资格证书。
当被问到“如何能一直被社会需要”时，渡边说：“这缘于我在建筑行业多年的工作经验，加上取得过多个资格证书。即使过了60岁，也要努力考证、接受新鲜事物，这很重要。”
东京某大型超市的物业经理刘欣告诉笔者：“大多数老人都拿着消防管理、建筑管理、设备管理、电器工程师等资格证前来应聘。证书越多，录取几率越大。”
在寻求再就业的老人看来，对他们帮助最大的证书包括七类，分别是护理专员、健康营养调理师、药剂师、建筑住宅买卖员、公寓管理员、财务策划顾问和育儿支援员。
考证之外，一些老人也钻研起副业或者创业。63岁的藤原三年前从企业退休了，他拿出退休金开了一家杂货店，结果抱憾收场。“当时我不顾妻子反对开了这家店，但由于不懂经营门道，工作时的人脉关系也没有很好利用，不得不关店了。”他向笔者回忆说。
像藤原一样创业失败的老人不在少数。面向老年人才服务的高级职业代表中岛康惠对此建议说，对即将退休的老人来说，比较好的方式是一边做副业，一边寻找创业时机。
花甲老人“抢占”色情产业
无论是考证还是创业，这主要还是那些企业正式职员退休后的选择。而更多70岁的老人谋求的不过是一份能解决温饱的工作。
根据日本总务省2020年9月公布的数据，在企业雇用的老人中，70%以上以打工、兼职或契约社员等非正规形式被录用。
对个人而言，工作时长可以调整；对企业而言，不用上缴全额保险，“打零工”成了日本老人就业中最常见的工作形态。
北海道札幌有一家名为半田屋的深夜餐厅，布局是典型的日式食堂，用餐区约有20个座位，透过玻璃便可看到后厨。每天过了午夜12点，四五位七八十岁的老奶奶开始忙碌起来。她们统一着装，即使深夜也化了腮红和口红，小碎步走着擦桌子、分菜、买单、送迎客人。
在收银台会经常能看到一位80多岁的老奶奶，因为对收银机不熟悉，她总用一根手指头摁来摁去。而她们招待的客人也多是开出租车的老人。大雪天的深夜，这些人会聚在这里休息一阵子，吃点东西，接着上路。
“每次用着泛黄的餐盘和有些破旧的微波炉，看着高龄老人们工作到深夜，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一位经常就餐的食客向笔者分享道，“这里的老人多是临时工。他们年轻时主要靠打零工赚钱，老了没有足够的养老金，还得继续靠打零工来维持生活。”
60多岁的寿子在札幌薄野站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酒吧。30岁从公司辞职后，她从事妈妈桑的工作已有30余年。
“怎么交保险都无法拿到理想的养老金，索性就不指望了。”寿子告诉笔者，她的母亲去世前为自己留下一处房产，因此可以维持体面的生活。然而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她的酒吧已经一年多没有收入了。迫于经济压力，她卖掉了以前的大房子，搬进一间小公寓居住。
随着日本进入超高龄社会，一些老人甚至“抢占”了日本色情产业的市场。“近年来，60多岁的AV女优很受欢迎。尤其一些高颜值的花甲女演员，她们的处女作常常是销量第一。而购买二手AV的顾客也都是老年人。”东京某出租录像带店的一名店员介绍说。
84岁的小笠原祐子在80岁时才选择进入色情产业。59岁时失去丈夫的她形容：“建立家庭、养育孩子是我的第一人生；作为酒吧妈妈桑是第二人生，而作为AV女优则是第三人生。”
疫情之下，日本企业纷纷改用远程办公或错峰上班。在人员减少的办公区，从事保安和清洁工作的老人身影格外引人注目。
69岁的吉冈在一个小区负责管理工作，他每周工作四天，朝九晚五，每天需乘坐40分钟电车上下班。除了使用电脑办公外，他还需要在小区巡逻，并对停车场、路灯等设备进行维修。
“光靠政府的养老金根本无法维持生活。不工作就活不下去，不能自由选择养老后的生活方式是很辛苦的。”吉冈抱怨说，“养老金本来就不断降低，现在政府甚至要求存2000万日元才能养老，这让人感到气愤。”
吉冈几年前患上了骨病，每月的医疗费约2.5万日元，去年台风家里地板进水，修缮费又花了500万日元。他曾经营过一家零售店，可十年前就倒闭了，从此只能不停地换工作。
新冠疫情使得感染风险加大，但吉冈并不想请假。“来到这里有伙伴，工作也有干劲。这里有很多年纪比我还大的人，他们生病住院后又马上回来了。”他感慨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认清现实。”
75岁的北原同样不想辞去现有的工作，因为“一旦辞了，到死前可能也找不到下一份工作了”。北原有着长达50年的育儿经验，她已经习惯应对那些身体不适、患上流感的孩子，并不觉得疫情增加了负担。
她虽然按时缴纳了40多年的养老保险，但由于工资较低，每月只能领取10万日元（约合5919元人民币）的养老金。如果丢了保育员的工作，就不得不省吃俭用过活了。
相比来说，80岁的原田就没那么幸运了。她失去了40多年的生计来源——超市推销员的工作。由于疫情蔓延，超市不再需要试吃推销员。去年3月她被派遣方辞退了，本想换个工作，但听说老人更易感染新冠病毒，她便不再出门。
原田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一个人把女儿和儿子抚养成人。她每月靠着7万日元的养老金和10万日元的工资生活，原本还能维持，但失去工作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存款见底了，上个月的房租还拖着。我很擅长接待客人，身体也很好，很想出去工作。”她抱怨说。但80岁的老人想在疫情之下找份新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由于被企业雇用的老人大部分属于非正规社员，难以胜任远程办公的工作。疫情之下，他们也成为最先失业的人群。自疫情暴发后，日本65岁以上完全失业人数连续6个月每月超过15万人，相比于疫情前的13万人增加不少。
缺少养老金的老人忽然被切断收入来源，只会陷入更深的麻烦之中。
随着“人生百年时代”的来临，“老人”也成为日本社会备受忌讳的词语。无论在地铁还是公交车上，“敬老座”早已改成了“优先座”。即便如此，很多老人依然不愿意选择“优先座”，仿佛坐在那里就是承认自己迈入老年。
根据总务省2020年9月的数据，日本65岁以上老人超过3617万人，占总人口的28.7%。预估到204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比将突破40%。在“集体变老”的日本社会，老人不再被特殊看待。
刘欣感概道，其实，那些50至70岁的中老年人勤劳肯干，比起年轻人，公司更愿意雇他们。现在保洁、保安这样的工作岗位上，除了外国年轻人就是日本老人了。
“不过，这些保安大叔都60多岁了，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真的不知道要先保护谁？”刘欣苦笑说。
一些年轻人还给职场上那些“倚老卖老”的老人起了一个外号——“老害”。因为这些老年人总喜欢说：“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年轻人……”“我们和你差不多大的时候……”“年轻人懂什么！”
在年轻人看来，“老害”们没有太多的工作能力，却喜欢根据自己的过时经验提意见，对自己想象不到、理解不了的价值观和工作方法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甚至表现出毫不谦虚的姿态。但老人们对此也表示很委屈，因为只要稍微说出年轻人不喜欢的词语，就会被扣上“老害”的恶名。
对企业来说，如何能防范“老害”呢？日本商业杂志《日经business》建议，企业首先要彻底废除论资排辈的观念；其次建立具有明确职务分工的专业团队。为此，职员的退休年龄最好能进一步降低。
“从期待养儿防老，到寄希望于交保险金和领养老金度过余生，再到重返职场自食其力地工作。短短几十年间，日本的养老观念发生了巨大改变。”日本法政大学教授伊藤美登里在《个体化的风险与社会》一书中如此评价。
上个世纪，晚婚、不婚、丁克等新观念的出现，给日本传统家庭的赡养关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泡沫经济带来的通货膨胀，又让原本就不丰厚的养老金变得更为“单薄”。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社会的不断升级，出现了养老保险投保人数远低于领取人数的倒挂现象，也让“福祉社会”的美梦濒临破产。
诚如京都大学教授落合惠美子所说，“当家庭、社会都不能支撑自己走完余生时，靠自己成为日本老年人最后的选择。”
（应受访者要求，藤原、寿子、刘欣为化名）
本文来自公众号：全球报姐，作者：关珺冉 王瞻，原标题：《在日本，70岁老人如何重返职场》，日本通经授权发布。
※ 本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日本通立场。
- 完 -
《老年金融学》
[日] 清家笃
根据老年金融学研究理论
对目前日本的老龄化问题进行深入剖析
探讨日本老龄社会体系的变革
并为老年人财富管理提供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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