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丁雄飞
章永乐（章静绘）
章永乐，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2011，2016）《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败》（2017）。今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新著《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1823年在国情咨文中提出的、后来被命为“门罗主义”的一系列外交主张，经历了怎样的“全球化”变形，对于近现代中国和当今世界构成有怎样的影响，《上海书评》就此专访了章永乐。
《此疆尔界：“门罗主义”与近代空间政治》，章永乐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6月出版，406页，58.00元
您说，“‘门罗主义’的话语演变史，就是一部美国在国际秩序层面不断区分敌友的历史”。可以说，“门罗主义”的力量，正在于它的弹性（flexib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和适应性（adaptability），它在不同“意义域”中滑行的能力。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此疆尔界》的诉求不（仅）是揭露出门罗主义是一套骗人的把戏，而是分析这一叙事的力量所在？您认为是什么让门罗主义成为一种历久弥新的意识形态？
章永乐：是的，如果“门罗主义”只是一套可以被轻易拆穿的谎言，确实不必用一本书的篇幅来讨论。“门罗主义”问世至今已将近两个世纪，它的各种话语变体，在全球各地流传甚广。它的超凡的传播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口号——“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America for the Americans），这个口号原来是“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的意思，是美国国内“先来”的新教徒移民用来排斥“后到”的天主教移民（类似于当下特朗普的铁杆粉丝排斥墨西哥移民）的口号，后来变成了“门罗主义”精神的简洁表达公式。这个口号呼应了时代的潮流，把“人”和“空间”关联在了一起，追问群体的空间边界和空间的群体边界。在近代民族国家崛起之前的传统帝国秩序中，往往有模糊的边疆（frontier）而无精确的边界（boundary），帝国内部可以容纳不同的族群，有一些族群甚至跨境流动，在政治上保持多重政治效忠。但随着殖民主义、工业革命、代议制政治、民族主义的兴起，在不同空间层面都出现了清晰界定人群与空间之边界的运动。比如说，近代领土型国家（territorial state）的“主权”观念就包含了对内的支配力和对外的排斥力，它拒绝中世纪封建秩序中的那种重叠的权威，主权者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追求垄断性的权威。“门罗主义”话语出现得比“主权”话语晚得多，它在很大程度上将“主权”话语中体现的对外排斥力运用到了“超国家”的区域层面。它后来的流行，首先是因为它正好和近代界定空间关系的潮流联系在了一起，同时美国恰巧在这一阶段强势崛起，其外交政策话语变成了其他国家熟悉的话语，所以无论用它来和美国交流，还是用它与美国之外的各国相互沟通，都会节省交流的成本。
第五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1758-1831）
但是，对于传播力而言，话语形式的稳定性也是很重要的。我这本小书的英文标题叫“Shifting Boundaries”，意即“移动的边界”，强调的就是“门罗主义”覆盖的空间范围的可变性和弹性，这种实质意义上的可变性和弹性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门罗主义”话语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稳定性。当美国相较欧洲列强力量尚弱时，就固守“西半球”或“美洲”空间，甚至何谓“西半球”或“美洲”，在历史上都存在灵活解释的空间；一旦美国力量足够大，便采取进攻、扩张的态势，扩大自身的空间支配范围。美国在东亚主张的“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1900年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曾公开建议美国将适用于西半球的“门罗主义”扩用到菲律宾乃至东亚，当时美国国内还在为了“门罗主义”是否能适用于西半球之外而辩论。但不久后，美国执政精英们就确定了新的方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说，“门户开放”和“门罗主义”相似，只不过是在中国防止欧洲列强瓜分领土。1917年威尔逊总统干脆去掉了“西半球”的空间限制，将“门罗主义”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全球。至于“门罗主义”应该何时适用，如何适用，也都是高度选择性的。在十九世纪，美国执政精英曾经强调“门罗主义”是国际法原则，但一旦巩固其在美洲的霸权之后，他们就明确表示，“门罗主义”不是法律原则，也就是说，并不是触动了某个要件，美国政府就必须做出某种回应。即便美国将“门罗主义”写入了一些国际条约，何谓“门罗主义”也是可以根据美国需要进行不同解释的。古人云：“变则通，通则久。”如果“门罗主义”在实质内容上缺乏解释的灵活性，只能被用于极其有限的议题，那么它很可能在一时的流行之后，被其他的外交政策话语符号所取代。而如果话语符号变化太快，就无法形成一个超级政治符号，从而获得非凡的全球传播力。
“门户开放”政策
有西方学者认为，“门罗主义”联结了两个美国：一个是自由的帝国，一个是从欧洲势力中全身而退的前殖民地，前者希望改造旧世界，后者力图逃离旧世界的历史包袱。这种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张力仿佛共存于美国建国伊始，您在书中讨论的从“门罗主义”到威尔逊主义的历史，是否也可以还原为这种张力？还有晚近研究发现，“门罗主义”政策之提出，在1823年的一个即刻的意图是，庇护美国在古巴的奴隶贸易——作为该政策始作俑者的美国国务卿亚当斯，身处新英格兰政商精英圈，而这个圈子正是古巴奴隶贸易的主要投资者。对此您怎么看？
美国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
章永乐：这里的“两个美国”形象恐怕主要是在话语层面呈现的，它们都足够丰满：一是作为从一个欧洲帝国脱离出来的前殖民地，美国对欧洲列强充满防备心理，似乎摆出了某种防卫的而非扩张的姿态；一是作为自认负有“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的“自由帝国”，美国不断向更广阔的空间延展自己的边疆线。但在现实之中，自命为“新世界”代表的美国与“旧世界”的欧洲列强一起在美洲活动，时而冲突，时而合作，最终成功确立了美洲霸权。
首先，北美独立战争本身就是北美殖民者扩张运动的产物。美国新保守派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在《危险的国家》（Dangerous Nation）中讨论了美国扩张主义外交传统的起源。在卡根看来，北美殖民者本来就具有很强的扩张主义倾向，是他们游说伦敦的议会出兵夺取法国的北美殖民地，艾德蒙·柏克（Edmund Burke）的弟弟威廉·柏克（William Burke）还为此警告，如果放纵北美殖民者扩张，等到他们翅膀长硬了，肯定会飞走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威廉·柏克的远见。英法七年战争之后，北美殖民者获得了更多的土地，英王为了和法国缓和关系，试图限制北美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张，同时希望殖民地为战争承担一定的费用，这就引起了殖民者极大的不满。在当时，北美殖民地的生活水平超过了英国本土，即便英国加了一点税，北美殖民地的税负也比英国本土要低得多。殖民者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自主。但在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议会主权”不可能允许北美殖民地采取奉英王为共主、建立与伦敦的议会平等的议会的政治方案。英国的议会精英们担心这种安排会凸显出英王的地位，导致英王以海外殖民地为根据地，重新扩张自己的权力。我们如果把卡根的《危险的国家》和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帝国》（Empire）放在一起，就可以获得这样一幅图景：北美殖民地独立，从根本上并不是因为北美殖民者受到了英国多么惨无人道的压迫，事实上是他们的扩张受到了英国的宪制框架和重商主义政策的阻碍，但他们翅膀长硬了，最后终于飞了，至于“无代表不纳税”等等，都只是具体过程中运用的政治修辞。北美独立战争从根本上是一场“富人革命”——一群比母国民众更富裕的海外移民，借助母国宿敌法国的力量，脱离了母国。这与亚洲及非洲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摆脱西方殖民帝国的反帝反殖运动，不是一回事。
罗伯特·卡根著《危险的国家》
接下来，在“门罗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美国打出拒斥欧洲列强殖民和干涉的旗号，在美洲的领土扩张势如破竹。1845年，詹姆斯·波尔克（James K. Polk）总统以“昭昭天命”的名义，吞并了从废奴的墨西哥独立出来的蓄奴“孤星共和国”得克萨斯，理由是如果美洲大陆上有人民独立建国，愿意加入美国，欧洲列强不得干涉，但事实上得克萨斯从墨西哥独立，本来就是美国操纵的结果。美国吞并得克萨斯引发美墨战争，墨西哥战败，美国又通过条约从墨西哥获得大片领土割让，在这些领土上建立了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等州。波尔克甚至一度想吞并墨西哥的尤卡坦，理由是这样可以防止欧洲列强占领尤卡坦并建立君主专制政体。1870年，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提出“门罗主义”的“格兰特推论”，宣布“从此以后，这片大陆上的任何领土都不能被转让给欧洲国家”，这一宣示的背景是，美国试图自己吞并多米尼加共和国。如果不是因为美国国会中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嫌弃多米尼加人血统不纯，美国有可能在加勒比海上多一个州。美国和英国曾经联合控制俄勒冈，最后通过条约完成分割；美国也曾经和英国签订《克莱顿－布尔沃条约》（Clayton–Bulwer Treaty），共同控制中美洲地区，但后来逐渐将英国势力排挤出该地区。欧洲列强殖民或干涉美洲，美国也是选择性地做出回应，甚至公开站在欧洲列强的一边——比如在英国与美洲国家阿根廷关于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争议中，美国其实站在英国而非阿根廷一边。因此，如果我们单看美国的话语，是无法把握它的实践的复杂性的。我们恰恰需要倒过来：先看美国做了什么，再思考它所运用的话语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功能。
斯蒂芬·钱伯斯著《唯利是图：古巴奴隶制、门罗主义和美国建国不为人知的故事》
你后一个问题涉及的观点，应该来自斯蒂芬·钱伯斯（Stephen Chambers）的《唯利是图》（No God But Gain: The Untold Story of Cuban Slavery, the Monroe Doctrine, and the Making of the United States）这本书。其实更早以前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写过一本《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钱伯斯是在威廉斯的学术传统中写作，并把“资本主义与奴隶制”这一主题和“门罗主义”关联在一起，他的研究对我们理解“门罗主义”有很大帮助。我大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定位这本书的贡献：“门罗主义”诞生的重要背景，是沙俄宣布将领海范围南移，以及欧洲的“神圣同盟”试图干涉拉丁美洲革命；但如果不是因为英国提议和美国一起回应“神圣同盟”的话，美国未必会主动去做这样一个政策宣示。美国人实际上有两种回应的选择：单独回应，或与英国一起回应。《唯利是图》告诉我们，当时英国力推废奴，美国执政精英们要考虑如何在维系既有的以古巴为基地的奴隶贸易的前提下，处理和英国的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在美国执政精英眼里，英国和神圣同盟一样危险，甚至在很多方面更危险，从而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单独发表声明。
“门罗主义”漫画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发现更多的原因。当时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已经把美国的西部扩张也纳入了考虑，他担心如果和英国一起回应“神圣同盟”，美国将来扩张时可能会受制于英国，无法排除其干涉。英国非常善于用联合签署的文件来牵制别人，比如在1814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后，俄国沙皇兼任波兰国王，后来沙皇决心修改波兰宪法，英国就以维也纳会议参与者之名出来阻止，说波兰宪法怎么写是维也纳会议定的，你不能单方面改变。这就让我想起，前几年英国以对《中英联合声明》的片面解释为依据干预香港事务，也是类似的操作。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儿子，做过大英帝国臣民，知道英国是怎么玩政治的，因此对英国抱有很深的戒心。所以，钱伯斯的《唯利是图》部分回答了美国不与英国发表联合声明的原因问题，但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门罗主义”起源的全景。
前述美国“门罗主义”的二元性，可以关联到卡尔·施米特在二战之初对美国在凡尔赛和会持有双重法律标准的批判。有国内学者表示，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冷战两极都可归为美式普遍主义的新“门罗主义”，真正符合施米特期待的争取大空间的“政治觉醒的民族”只能在两极的夹缝中成长。您在书中对施米特提出了一些批评，认为他用空间性压倒了时间性，没有充分讨论资本主义发展与“门罗主义”演变为干涉主义的关系；也有西方学者认为，施米特的理论建构割裂了政治性（the [geo]political）和社会性（the social），他的批判依然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您认为对于施米特理论可以火中取栗吗？
章永乐：我在《此疆尔界》第二章《中欧的“拦阻者”？“门罗主义”、大空间与国际法》最后有一句话：“……他终究将重心放在政治神学和法学上，而没有对德国从十九世纪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到二战期间的‘战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做更多的论述。”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Der Begriff des Politischen）里指出，“政治”不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并行的一个单独的领域；各领域中斗争到了一定烈度，产生了敌友区分，因而才上升为政治。这个论述包含了深入探讨“经济”与“社会”的“政治性”的潜在可能性。西方晚近的一些理论尝试正是抓住了这个切入点，试图激活施米特的理论，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但施米特个人在经济社会政策上一直是比较保守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捍卫者哈耶克很喜欢引用施米特，两个人在反对魏玛“行政国家”上，可以说是有很多共同语言。施米特并不寻求从根本上反思资本主义逻辑本身，他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普遍主义阶段后在政治上的表现。但问题就在于，有什么因素能防止资本主义从一种较早的形态发展为扩张性的帝国主义形态呢？靠“民族精神”么？我们看到，德皇威廉二世大讲“世界政策”（Weltpolitik），试图学习大英帝国的全球帝国主义；一战之后德国精英放弃了“世界政策”，执着于经营“中欧”区域。“民族精神”是无法解释德国执政精英的策略和话语变化的。德国执政精英究竟是追求全球霸权还是区域霸权，实质上是基于既有的实力做出的战略选择，从列宁的眼光来看，其实都是“帝国主义”的表现。
卡尔·施米特（1888-1985）
施米特对“时间”与“空间”都非常敏感。我认为他是有意地拒斥了在时间-历史维度上的一种理论发展路径。在施米特的理论逻辑当中，像“先进性”“先锋队”这样的概念是比较难出场的。《宪法学说》（Verfassungslehre）第八章对苏俄革命与制宪的讨论，说明他的理论逻辑不能容纳“先进性”以及对未来和长远利益的代表的观念——这种观念和他的“拦阻者”（ὁ κατέχων，源于《新约》中的《帖撒罗尼迦后书》）神学概念是矛盾的。施米特认为冷战时期的两大霸权都代表了伪先知“不法者”（ὁ ἄνομος）的力量，因为它们都指向了历史的终结和全球一统的前景，但以人类为统一单位将取消基于敌对关系的政治本身，这就违反了《旧约·创世纪》中上帝的教导。他认为德国应当扮演对抗“不法者”的“拦阻者”角色。既然无法接受时间-历史的“先进性”，施米特只能先从人数入手，讨论行使“制宪权”的群体在全国人口中是多数还是少数，但这样就无法阐述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在逻辑。我认为，我们当然首先还是要从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行动者自己的思想论述和实践行动，来理解新中国的立国精神。
您在书中指出，“门罗主义”的全球“翻译”之旅，一方面与预设美国为听众有关，一方面和地方转化有关，比如“门罗主义”在亚洲被简化为“XX为XX人之XX”的口号，就与古代汉语表达“天下”归属的句式发生了共鸣。您说“五四”运动是对日本亚洲“门罗主义”政策的回应，并分析了中国不同的文化-政治精英对日本及其“门罗主义”话语认知转变的过程。在您看来，近代不同群体对日本由爱到恨的变化，有什么殊和同？
章永乐：中国在近代沦为了东西方列强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从晚清到民国，从李鸿章、伍廷芳到蒋介石，不少政治精英的基本意识是中国的领土完整依赖于列强的均势（balance of power）。甲午战争后，日本被许多人期待扮演欧洲列强牵制者的角色。尤其是1897年以来，欧洲列强在东亚的侵略骤然加剧，德国占领青岛，俄国占领旅顺，英国占领威海卫，美国占领邻近中国的菲律宾，东亚面临着西方列强的瓜分危险。而日本则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利益受损，对欧洲列强有很大的怨气，它积极游说清政府高官改善对日关系，吸引了大量中国地方精英和官员子弟留学。那一阶段，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有许多精英人物在日本活动。近卫笃麿领导的东亚同文会几乎一统之前的“兴亚”组织，跟中国的两派人士谈笑风生。近卫主张的“亚洲门罗主义”因此名噪一时。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的土地上开打，中国大批知识精英为日本呐喊助威，并为日本的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日本的“亚洲主义”叙事正是在这一国际形势背景下，为中日两国的部分精英提供过一个暂时的集体认同。
近卫笃麿（1863-1904）
这一局面为什么会发生变化呢？主要原因是列强在华力量对比逐渐失衡。尤其在一战期间，欧洲列强聚焦欧战，减少了在华资源投入，日本的影响突然蹿升，甚至向中国强加《二十一条》。这一下让中国精英感受到了日本带来的巨大压力。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的皖系政府从日本获取了“西原借款”，试图用武力统一全国，这就将许多地方实力派推到了对立面。南方的护法军政府也试图寻求日本支持，但屡遭挫败，最后只好在反对皖系的同时也反对日本。1919年的“五四”运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内各派联合起来打击皖系，在这个过程中，山东问题起了导火索的作用。皖系经过“五四”运动的削弱，最终在1920年的直皖战争中落败。因此，中国精英态度发生变化，主要还是和日本在华势力增长有关。当日本弱的时候，它讲“亚洲”认同，反对欧洲列强瓜分中国，确实感召了很多中国精英，但在它强了之后，它的行为表现让很多人意识到，它和欧洲列强没有根本区别，甚至更危险。
竹内好编日本现代思想大系《亚细亚主义》卷（1963）
梁启超是比较早看清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本质的。他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时候在日本读了许多关于“帝国主义”的书籍和文章，1903年考察美国又让他进一步深化了对美国的认识。他说美国的“门户开放”是“灭国新法”，并意识到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相比之下，不少同时代人要等到时势大变之后才改变想法。比如说，孙中山早年在表述中对日本的“亚洲主义”多有响应，其反袁的“二次革命”与“三次革命”都寻求日本官方和民间支持，在1917年开始的护法运动中也对日本有过一些期待。但是，日本支持的是段祺瑞政权，因此孙中山只好寻求和其他力量结盟。1918年，孙中山试图与德国、苏俄建立一个同盟，未果。1923年，他在苏联的帮助下，与中共合作改组国民党。1924年他重新解释“大亚洲主义”，与日本基于“黄白种争”的“大亚洲主义”决裂。他倡导的是一种基于王道/霸道之辨的“大亚洲主义”，而当时的苏联，在他看来恰恰是行“王道”的。这可以说是时势推动思想的发展。
您在书中的一个注释里说，对“门罗主义”的关注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您能谈谈游击战和运动战思想，以及“亚非拉”框架与“门罗主义”的关系吗？
章永乐：毛主席早年喜欢读梁启超，文风受到梁启超影响很大，以致引起他在湖南四师的老师袁仲谦的不满。毛主席后来对美国记者斯诺回忆起，袁老师认为他模仿的梁启超“新闻体”半通不通，要求他改变文风，于是毛主席只好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鉴于梁氏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谈论“门罗主义”，外加一战期间美国宣传在中国公共舆论界带来的“门罗主义”话语的能见度，毛主席受到这一话语影响，并不奇怪。但毛主席一开始是反对“湘人治湘”的。1916年7月18日，他在《致萧子升信》中分析湖南政局，认为湖南都督汤芗铭（湖北蕲水人）被驱是湖南的不幸：“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7月25日毛主席再次致信萧子升，概括前信内容为“言湘人取们罗主义以便其私”，并明确表示湖南不断杯葛外省籍官员，造成“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但到了1920年，毛主席成为“湖南自治运动”的先锋，赞成《大公报》主笔龙兼公提出的“湖南们罗主义”，推动“省宪”的制定。不过，在短暂的“湖南门罗主义时刻”之后，毛主席很快走上了另一条救国的道路。1921年7月，他登上了嘉兴南湖的红船。在1923年7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前锋》月刊创刊号上，毛主席以“石山”为笔名撰文《省宪下之湖南》，已经是对“湖南门罗主义”进行批判了。
在国共合作启动后，“门罗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变成一个负面词汇，意思是搞封闭的小圈子，不讲大局。在党内，“门罗主义”更多被用于谈论国际事务，党内事务中基本不用这个词，我在书里列举了几个例外案例，但没有发现更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凭借游击战和运动战，实施“红色割据”，但这种“红色割据”和军阀的地方割据有很大差别。红军能够在不同军阀的势力范围之间生存壮大，依靠的正是不断打破既有边界，在敌人的辖区动员起民众力量的能力。穿越边界的游击战和运动战，本身就是对军阀的“门罗主义”的克服。而要保持这种穿越边界的能力，革命政党就需要克服自己内部的利益集团化、宗派化的倾向。党内习惯于以“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而非“门罗主义”指称这种现象。我想这与革命队伍的人员主体变成了农民有关，党内、军内交流需要使用农民能接受的语言。“门罗主义”就显得太洋气了，用“山头主义”描述“占山为王”的“宗派主义”“本位主义”更加形象，更能反映根据地的生活经验。
自从第一次国共合作以来，毛主席也主要是在“超国家”层面使用“门罗主义”这个词。1940年，他在《目前时局与党的政策》的报告中，对美国做出评论：“美国是门罗主义加上世界主义，‘我的是我的，你的还是我的’。它是不愿意放弃大西洋与太平洋上的利益的。”因为美国手伸得太长，容易得罪其他列强，所以当时的中国可以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他在这句话里区分了“门罗主义”和“世界主义”，这实际上是接续了梁启超与蔡锷早年在《清议报》上对“门罗主义”和“帝国主义”所作的辨析。上面说过，主席在1920年讲过“湖南门罗主义”，这里的“门罗主义”是一个具有防守色彩的概念。他在这里还是接续了这个用法，将美国主张两洋利益的扩张性姿态称为“世界主义”。1958年，毛主席起草了《告台湾同胞书》（后以彭德怀名义发布），抨击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第二年他在接见日本友人时，也讲过类似的话：“西太平洋要由西太平洋自己的国家来管。”这是“中国式门罗主义”吗？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能成立。这里的表述只是强调区域自主，强调美国不应干涉西太平洋事务，但并没有说谁在西太平洋起主导作用。
与这些表述密切相关的，是建立“亚非拉”这一全球性反帝联盟的主张。1960年，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智利文化教育界人士时，提出“美国有门罗主义，而你们拉丁美洲应该有个新的拉丁美洲门罗主义，不让人家干涉，自己团结起来，完全组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力量”。这里重点在于，拉美国家建立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自主与其他国家展开经济交往，摆脱美国控制。美国人讲“门罗主义”，尽管在修辞上会承认别的国家的自主性，但它又有一套很神奇的操作——我可以为你的自主性代言，认为你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自主，我帮助你排除外来障碍，让你“自主”起来。这就产生了以“反干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可能性。相比之下，中国当时的“亚非拉”框架里没有这一逻辑，没有“其代予言”的冲动，一直强调的是当地人民立足乡土，自己组织起来抗击帝国主义，自己争取独立地位，外部的援助是次要的。我想关键就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并不是靠莫斯科“输血”输出来的，那么当中国去评论其他国家的革命的时候，也会强调要根据实际情况，靠自己摸索出路。
从您已经出版的三本著作的标题看——“邦”“国”“疆”——您持续关注着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问题。《此疆尔界》虽然重点讨论边界和空间，但也试图论证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我们党史所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克服了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和军阀的“省域门罗主义”。为什么您如此执着于国家建设的问题？
章永乐：有学术建制的原因。虽然我的问题意识是高度跨学科的，但我的学术绩效考核是在法学院做的，所以倾向于先在那些有可能和法学结合得比较紧密的研究议题上发表成果，而“国家建设”既与宪法相关，也与国际法相关，比较容易出与制度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如果我是在历史学系或政治学系的绩效考核体系下，发表的优先顺序也许会有所不同。
我的三本书不仅讨论了“国家建设”，其实还讨论了“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尤其在第一本书里，这个维度还比较突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包含着两个维度：阶级革命和民族革命，“反封建”与“反帝”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面临着东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力，要通过“旧邦新造”来获得独立自主，这需要建设共同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更强有力的财政-军事体系、更合理的权力配置和更有效的行政组织，等等，这是国家建设的内容；但同时，在一个严格区分“内/外”的民族国家时代，中国的内聚力也需要一种共同的民族共同体自觉。欧洲殖民者入侵之前的东亚朝贡体系空间秩序，基于亲疏远近关系，并不需要“内/外”分明的民族共同体自觉，但在中国被迫进入近代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体系后，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就很容易成为基于西方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经验的新政治知识体系的攻击目标。近代以来，许多欧洲人将中国视为一个内部充满异质性、可以拆解的“帝国”。这个逻辑感染了近代日本，哪怕是主张“保全支那”的日本“亚洲主义者”，他们中的许多人试图“保全”的，不过是不包括“满、蒙、回、藏”的所谓“中国本部”十八省（顾颉刚在1939年驳斥过“中国本部”这一概念）。古代中国的中原王朝根据亲疏远近，同周边藩属形成充满弹性的政治关系的统治秩序，在这个西方的知识体系中是很难理解的。所以中国基于既有的疆域，形成“中华民族”的自觉，这本身是对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时代的回应。
欧洲从封建秩序经过绝对主义时代，到最后形成民族国家和殖民帝国逻辑并行的局面，发展过程是渐进的。在那些享有列强地位的欧洲民族国家内部，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解决阶级问题、经济社会问题，并不需要回应外国控制和压迫的问题。这一局面对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想有很深的影响。比如说，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就曾经以“民族自决权”为焦点展开辩论，列宁力主“民族自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考虑到了亚洲广大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认为支持被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获得独立，是这些地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但卢森堡担心支持“民族自决”有可能造成“节外生枝”，为无产阶级的横向联合设置了新的障碍。卢森堡的思考有更多的欧洲历史经验基础，而列宁则是将亚洲革命的视野与欧洲革命的视野结合起来，将发展的不平衡与殖民主义压迫问题置于更重要的地位。
在列宁的支持下，国共两党合作启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多重任务，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国家建设水乳交融。比如说，在延安时期，我们一方面看到从“减租减息”到土地革命的实践，看到面对根据地税基薄弱的基础条件“开源节流”、推动军事-财政机制和行政组织合理化的种种努力，另一方面又能看到推动民族平等，呼吁国内各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战的举措。就社会革命的深度和广度而言，二十世纪大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都不可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同日而语。而这一差异也解释了中国后来为何能够在冷战格局下不随美苏两霸起舞，而是自主设置自己的外交和内政议程，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对西方“自主性开放”。也正是由于中国在二十世纪革命与建设中锤炼出来的这种自主性，中国对外开放但不陷入“依附”。当中国的华为公司面临美国“长臂管辖”的打击的时候，能够避免重蹈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的覆辙，依靠的就是这种自主性。在今天，当我们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仍然需要回到中国在二十世纪所打下的自主性基础。因此“国家建设”始终是重要的议题，但我们需要将其与“民族建设”、社会革命等结合起来思考。
您上一本书的主角是康有为，尽管《此疆尔界》没有花太多笔墨讨论他，但康氏重新阐释的的公羊学“三世说”，尤其是以某种区域霸权作为从“据乱世”到“升平世”过渡的担当者的设想，无疑与“门罗主义”有一定相似性。您强调，“康有为的保守，其基础在于历史进步论前提下对于当下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判断”。在《此疆尔界》里，您分析李大钊时也说，后者设想的“新亚细亚主义”是“全人类走向平等联合的一个过渡性步骤”。康有为和李大钊的“过渡”都体现了他们思考中超越国家的未来指向，对此您怎么看？康有为一生有各种误判，终逆势而败，为什么还值得关注？
《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败》，章永乐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出版，230页，48.00元
章永乐：我主张区分“问题”与“答案”。历史上一些人物擅长于提出发人深省的新问题，但他们的答案却存在比较大的局限性，这并不妨碍我们继续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并推敲他们的答案。康有为在清末力主君主立宪，在辛亥革命后仍不改初衷。但他没有从基本原理上否定共和，只是认为共和之于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超越发展阶段的政治选项。在他充满进步论色彩的“三世说”框架中，君主立宪制适合于“升平世”，将在未来的“太平世”被共和制度取代。康有为对中国具体情况所下的判断有内外两方面的依据：一战前的国际体系确实是君主制主导的，欧洲基本上是君主国的天下（除了法国、瑞士等极少数例外），美洲虽然是共和国为主，但国际影响力较弱，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成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当时恰恰是国际体系中的少数派。而在君主制崩溃后，中国的政治整合又出现巨大问题，就好像系统转换，原先的系统卸载了，新系统却不能马上正常运转，于是乱象纷呈。康有为对此作了很多深刻反思，但他提出的药方无疑有很大局限。在他看来，君主制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一套公开承认不平等的荣典制度，凝聚起一支核心领导团队，从而获得比共和制更强的整合能力，而讲平等的共和制就缺乏这样的荣典体系可用。但问题还是，君主该如何产生？欧洲君主制非常讲究血统的纯正，没有血统证明，要争夺王位，就会被视为僭主。但好处在于，欧洲各国的王族相互通婚，论起来多少有点亲戚关系，一个国家需要君主，可以从其他国家的王族里找人。康有为熟悉欧洲的这个体系，认为即便严分满汉，让满人充当君主，至少也是符合欧洲惯例的。然而中国古代的君主制传统恰恰没那么讲血统，讲的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像朱元璋这样社会底层出身的人也可以当皇帝，关键还是看是否具备统治的能力，能否在“天下大乱”之后恢复和平和繁荣。因此，在中国语境下，最高权位的竞争者范围是非常广的，清朝皇帝退位了，地方军阀里想自己当皇帝的人多的是。民初地方实力派掌握军权财权人事权，抵制种种中央集权举措，不仅不利于共和制的巩固，甚至也不利于君主制的重建。那样一个政治结构很难形成支持君主制重建的军事基础。袁世凯想称帝，北洋集团内段祺瑞、冯国璋等高级将领就没法接受；至于支撑溥仪复辟的军事力量，更是比袁世凯的军事力量要弱得多了。我在《万国竞争》中讨论了康有为的更多误判和实践失败。
康有为（1858-1927）
再来说说超越国家的未来指向。中国在近代被迫进入了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体系，并且被归入“半文明国家”，屈居自诩“文明”的列强之下，这让许多中国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有深深的挫败感。于是，他们同时进行两方面的工作：既要适应这个秩序及其逻辑，又不甘心完全被它同化。更确切地说，先适应，后超越。所以他们一方面在民族国家建设上展开论述，另一方面还会设想终结列国并立、重归一统的远景。就后者而言，中国的历史经验可以发挥很大作用。换言之，通过一种时间上的处理，他们试图在未来的某个时刻重新凸显中国的主体性。在康有为《大同书》设想的全球一统前景中，全球“公政府”设在葱岭，也就是部分位于中国境内的帕米尔高原；全球通行语言文字重点参考汉语；全球被划分为“百度”来治理，有郡县制色彩，但实行自治。可以说，这是近代较为典型的因应时势的知识反应。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不同的路向，比如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发表的一系列后来被汇集为《新民说》的文章里表示，竞争为文明之母，如果竞争终止，文明就会退回到野蛮，因此我们必须将国家设想为最高的团体，因为如果有比国家更高的团体，竞争就会丧失。这个强调竞争的逻辑部分源于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文明概略论》，福泽谕吉则是受了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和基佐的《欧洲文明史》的影响。这就是十九世纪欧洲典型的文明论论述：欧洲之所以强大，因为它多元自由，在竞争的推动下，长出一个丰富的文明。梁启超由此批判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扼杀了竞争，使得中国文明停滞不前。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梁启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他发现欧洲这个提倡竞争的列国体系最后导致国家之间猛兽般的撕咬，直至爆发世界大战，上千万生命灰飞烟灭。于是他很快转向贬抑竞争，讲“互助”，讲社会主义精神。他说中国要支持国联，因为中国有丰富的“超国家”政治传统，可以上溯到春秋五霸的会盟。这个姿态和康有为就比较接近了，《大同书》写“去国界”的时候，是明确写过春秋的会盟的。
章永乐摄于康有为在瑞典沙丘巴登购买的饭店岛前，2020年。
与梁启超相比，李大钊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人。他在青年时代的知识结构中，比梁启超有更多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容，这些思想往往也设想了列国并立消亡的前景。一战时期，美国的联邦制和“门罗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未来的制度性依托，威尔逊提出国联设想，更是带动不少中国论者思考世界经过区域化进程而走向统一的前景。而类似的想法早在《大同书》里就出现了。康有为设想在“升平世”，德国统一欧洲，美国统一美洲，中国或日本统一亚洲，列强的殖民地也不必独立，而是直接并入新的区域联邦结构，帝国成了促进大一统的中介。李大钊在一战期间和战后时期非常关注大斯拉夫主义、大日耳曼主义以及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等思潮，他和康有为都看到了帝国主义国家吸纳吞并周边国家，形成区域政治单位的倾向，康有为想利用这一趋势，加速历史进程，李大钊的态度则是，认同全球一统的方向，但反对武力压迫与吞并的手段，他尤其警惕日本的大亚洲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威胁，认为亚洲各国在解放的基础上自主联合才是正途。他甚至将国内军阀的大北方主义、大西南主义与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相比较，认为双方具有同样的扩张主义逻辑。而他最终认同以自下而上的民众革命，来克服军阀的“门罗主义”。这其实就是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道路。
今天天安门城楼上写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不仅源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同时也植根于近代先贤在列国时代探寻中国文明主体性的努力之中。《诗经·周颂·思文》云：“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适应严分疆界的列国时代，但同时始终保持“无此疆尔界”的情怀，这是近代先贤传递给我们的思想位置。
《旧邦新造》是一部宪法史著作，《万国竞争》《此疆尔界》分别对应了思想史（“政治语境之基源式研究”）和概念史（“话语全球传播史”）的方法。鉴于这三本书涉及的历史时期有重叠，您能谈谈您论述方法的连续性和差异性吗？
《旧邦新造：1911-1917》，章永乐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293页，45.00元
章永乐：这三本书都是跨学科的著作，但都包含着对法律问题的讨论。它们都不以法院及其判决为研究对象，而是关注国家间体系（inter-state system）与国家政体的权力配置，关注立法理念和立法文本（如国际条约、宪法与宪草文本），关注政治过程中的法律辩论——这种辩论通常没有哪个权威机构给予一锤定音的正式裁决。我会将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思想者视为某种意义上的立法者，考察他们的思想中的制度方案，以及他们思想带来的制度后果。
如何研究政治过程中的法律辩论和法律论证呢？子曰：“必也正名乎。”在政治过程中，要“师出有名”，就需要为自己的诉求提供规范依据。法律文本、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在“正名的政治”之中，可以有几方面的功能：一，限定讨论的议程，比如1917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其争议的范围就受到《临时约法》的限定；二，提供规范性诉求的具体依据，比如黎元洪与段祺瑞在“府院之争”中的具体诉求，就需要征引《临时约法》中涉及权力配置的相关条文并予以解释；三，作为正当性象征符号。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他组织的护法军政府完全不是按照他主张维护的《临时约法》组织的，但即便在不引用任何条文的情况之下，《临时约法》作为一个象征性符号，仍然发挥了某种“正名”的作用。1922年控制北京政府的北洋直系宣布“法统重光”，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就是为了和南方争夺这个正统的象征性符号。至于“门罗主义”，即便在美国本土也是一个介于国际法原则和外交政策之间的理念，其解释和再解释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后，其在政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更是异态纷呈，影响了很多宪法主张和国际法主张的提出。我喜欢研究这种没有权威机构给予标准答案的规范性争议，因为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可以呈现历史中包含的多种可能性，同时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探索的快乐。但同时，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我不得不交叉使用不同的方法，而不可能用一把大刀从头砍到尾。
《临时约法》（1912）
我的第一本专著《旧邦新造》处理的是从清朝崩溃到1917年民国法统分裂的这段时期，其间有大量制度、观念、事件、人物的更迭，不太可能只用单纯一种方法。比如写“大妥协”一章，历史语境分析和观念的交互程度非常高；写1913年康有为宪草一章，文本分析又更为详细深入；写荣典制度一章，则更多是制度史研究，呈现很多制度的细节及其演变过程。合起来整本书是一项综合的宪法史和政治史的研究。
第二本专著《万国竞争》考察的是一个精英人物著述中呈现的世界图景。我的侧重点是揭示康有为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与他对国内宪制的思考之间的互动。这个研究是典型的思想史研究，涉及制度史的内容比较少。我强调在历史语境之中来阅读康有为的文本，“大国协调”既是他的文本写作的语境，也是他文本处理的实质内容。正如丁耘教授在序言中强调的，这也是一项“基源式研究”，我并不仅仅通过考证描绘康有为思想“是什么”，同时也试图评估他的思想资源的当代价值。
第三本专著《此疆尔界》则有更强的概念史色彩，如果说思想史比较聚焦于精英人物和经典文本，概念史则更为“眼光向下”，瞩目于报刊等大众传媒上呈现的舆论和知识样态，即便涉及精英人物，讨论的往往也是他们最接近公众舆论的文本。在这本书里，我将“门罗主义”视为一丛在具体的时空中不断流转的符号，它被不同政治力量使用，在实践过程中获得具体意义，不断经历着解释和重新解释。我试图区分出它意义模糊与流变的层面与意义相对稳定的层面，探究使这种语义分布成为可能的历史条件。这本书也比较多地使用了“形态学”（morphology）的方法，我从我的博士论文导师卡洛·金斯堡（Carlo Ginzburg）学到了这种方法：利用两个事物形态上的相似，建立研究假设，寻找二者之间的中介环节。而我抓住的形态学线索是“XX是XX人的XX”这样一个句式，最后挖掘出了许多本土的“门罗主义”话语表述。
您在《此疆尔界》的不同章节中，一共四次引用了英国签署《巴黎非战公约》时体现“英国门罗主义”的这句话：“世界上有一些区域，其福利与完整性，对于我国的和平与安全而言，构成一种特殊的和关键的利益。”您分析了英国门罗主义和美国原版门罗主义涉及的不同空间思维（离散和连续之别），比照您对“带”与“路”的空间思维和门罗主义的区分（开放和封闭之别），您会如何论证以上两个对子的前项之间的差别？
章永乐：“一带一路”本身是一个倡议（initiative），中国在其中的角色是首倡者，而非支配者。“美洲”或“西半球”是一个有明确界限的连续空间，美国在其中扮演支配者角色，界定区域的同质性，排斥那些其认为属于异质的力量。但“一带一路”并不是这样的有明确边界的连续空间。所谓“路”“带”“廊”“桥”都是穿越不同地缘政治空间的交通线，预设了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性，强调的是连接和沟通，而不是排他性的控制。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带”与“路”上的一些区域强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势力范围主张，甚至是美国这个单极霸权也不会轻易与其正面对抗。
既然“一带一路”的重点不在于大块空间本身的同质性，而是联通空间的点和线，那它和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空间思维方式可以类比吗？大英帝国是一个全球性海洋帝国，它的“门罗主义”突出了关键的“点”，优先关注的是海洋上的交通枢纽：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在英国皇家海军控制下，它们连接起了大英帝国，保证了整个帝国的军事和贸易安全。“英国门罗主义”的话语方式是论证英国皇家海军对这些枢纽的控制是符合人类利益的，这样的观念被写入许多国际条约。从空间观念上说，英国貌似关注的是“点”，而不是大块的连续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因此更“开放”。因为海洋与陆地不同，再强大的陆军都不可能控制所有陆地，但是一支强大的海军可以将全世界的大洋变成帝国的内海。在这时候说全人类的“航行自由”，实质意思就是霸主的海军可以自由航行，保护自己的利益，不许其他国家的海军提出挑战。
英国的海上帝国衰落之后，美国是其唯一的后继者，当代世界的主要海上交通枢纽，基本上都处于美国军事基地的力量辐射之下。试问，中国能够排他性地控制上述哪个交通枢纽呢？一个都没有。今天中国的东方与东南方还被从横须贺、冲绳到樟宜的一系列美军基地包围着。中国到现在还是一个尚未完成国土统一大业的国家，根本没有讲“英式门罗主义”的基础条件，事实上也根本没有这样的意图。
最后您能不能谈谈“门罗主义”与今日世界的相关性？欧美学界和媒体晚近围绕“门罗主义”的讨论，多集中于小布什政府和特朗普政府时期，尽管二者皆属共和党执政，但制订的不少外交政策几乎背道而驰。在世界另一边，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论及阿富汗局势时，依然用了“阿富汗属于阿富汗人民，阿富汗的前途命运应该掌握在阿富汗人民手中”的说法。您在书中提到，孙中山曾区分霸道文化的亚洲主义和王道文化的亚洲主义，在“霸权”观念发生巨变的二十一世纪，会有新“王道”出现吗？
章永乐：英语世界关于小布什和特朗普时期“门罗主义”的讨论，大多与拉美有关。小布什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差异非常大，前者具有“全球主义”色彩，要对外输出美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另外一个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球主义”，对输出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没有多少兴趣。但在对拉美的政策上，二者都把拉美当做自己的专属势力范围，小布什政府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发动政变囚禁总统查韦斯，将反恐战争燃烧到到拉美；特朗普政府更是将“门罗主义”挂在嘴边，在委内瑞拉、玻利维亚扶植反对派，推动古巴的政权更迭，限制墨西哥的自由贸易权，等等。民主党政府也一样。回溯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面对拉美高涨的反美情绪，又为平衡德意日在拉美的影响力，宣布采取“睦邻政策”。但这一转向并不是放弃干涉拉美，而是把干涉收缩到非武装的手段上，并在干涉行动中拉上更多的区域内盟友。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试图弱化小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色彩，奥巴马政府的国务卿克里更是在2013年宣称“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但面对拉美一系列左翼政权，美国只是将明显的颠覆手段换成了那些更隐蔽的手段，如资助非政府组织和雇用反对派、操纵社交网络展开信息战、雇佣军渗透、通过“反腐败”进行“定点清除”，等等，对古巴的经济制裁也仍然继续。2021年上台的拜登政府同样也想弱化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色彩，但是国内政治的制约使其能够改变的政策有限，美国仍然制裁古巴，仍然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仍然限制着墨西哥的自由贸易权利。
“门罗主义”漫画
当代英语世界对“门罗主义”的讨论，很少涉及在更广阔的空间中“门罗主义”思维的运用。美国“门罗主义”在其他区域和国家所产生的话语变体，往往只有专门研究外交和世界史的美国专家才比较清楚。《此疆尔界》试图强调，“门罗主义”承载了美国的区域秩序和世界秩序想象，它的解释史同美国从区域霸权成长为全球霸权的政治变迁相辅相成，它的思维方式最后被运用到了全球。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美国政治学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坦承，美国决策者在冷战后不承认势力范围的原因是，“整个世界实质上都变成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在美国执政精英的眼里，全世界都应该是拉丁美洲的样子，美国利益的妨碍者都应该被排除或抑制，差别或许只在于干涉方式——是单边直接干涉，还是通过某种国际秩序叙事，组织一个小圈子来集体干涉。在这种条件下，中国讲阿富汗属于阿富汗人民，不过是重申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拒斥“超国家”的霸权强制。这不是因为中国对阿富汗有什么想法，而是因为这是中国一贯的原则。
“霸权”（Hegemony）是一个歧义丛生的概念。中国具有高度道德主义的色彩的王/霸对立：“王道”以德服人，“霸道”以力服人。孙中山区分“东方王道”和“西方霸道”，当然是对传统概念做了一定的现代化处理。但假如我们引入列宁-葛兰西这条线索，情况又更复杂。葛兰西讲的“egemonia”继承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对于“гегемония”这个词的用法，它本身就是“同意”和“强制”的结合，从而打破了“德”与“力”之间的二元对立。不过，也许不该纠缠于概念的辨析。我们讨论这个话题，关注的核心事实是，当下美国作为一个全球霸权，诸病缠身，应急性的短期行为越来越多，已经不像它在上升时期那样关注如何获取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同意”。它滥用美元霸权，给其他国家制造“输入性通胀”，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它日益依靠打压其他国家的科技创新来保持自己的技术霸权地位；它曾经致力于维持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但现在日益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它甚至在G7集团内部，还瞒着法国组织更小的军事同盟圈子。虽然特朗普下台了，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民主党版本的特朗普主义。
在单极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衰变之后，会有偏重“同意”的“新王道”出现吗？首先，在美国之外，不会有另一个单极霸权出现，世界会变得更为多极化。一些被美国压抑的潜在区域霸权（比如在中东，是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外的区域大国），力量会进一步上升，寻求更为明确的区域势力范围。不过，与二十世纪上半叶不同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产业分工更为深入、产业链更具跨国性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和区域还能建立一套封闭的经济内循环体系。同时，人类也正在遭受一些共同威胁的挑战，如气候的变化、病毒的流行，在这些议题上缺乏合作，所有人的利益都可能受损。要思考国际体系的走向，我们需要关注传统的地缘政治斗争，更需要将目光投向产业链的重组、技术标准的竞争、不同货币国际地位的此起彼伏、互联网秩序的演变、碳排放标准的产业后果等议题。传统的地缘政治空间斗争固然仍然存在，但是那些基于“管辖范围”（jurisdiction）的、更为抽象的空间政治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也许很难勾勒二十一世纪的“新王道”的具体形态。但让我重申这个基本立场吧：适应严分疆界的列国时代，但同时始终保持“无此疆尔界”的情怀。也许从这个思想位置出发，我们可以逐渐看清中国能够对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具体方式。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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