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国立耀县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全省重点中学，也是当时铜川地区唯一的全日制中学。学校分初中和高中部，教学设备齐全，师资力量雄厚，在校学生近2000名，生源来自铜川、耀县、富平三个县市，学校影响力大，地位显赫。
学校地处耀县城内西北角，占地近百亩。校大门是个雕梁画栋很有气派的古建筑。东院是校领导的办公室，各科教研室、实验室、教师宿办合一的办公室、女生宿舍和高中部教室。西院是男生宿舍(包括顺城墙修建的窑洞宿舍)、初中部教室以及内外两个操场；外操场实际上还是耀县的体育场，县上一些重要活动，如庆祝活动、放烟火、唱大戏、文艺演出、体育比赛等均在此举办。
校内还有苹果园、苗圃园和上劳动课用的菜地。松、柏、杨、柳各种树木郁郁葱葱，由西河引进穿过城墙自北向南横贯学校的明渠，水清清声潺潺。如此优美的环境成了培养人才的福地。在北城墙根下，东、西院交汇处有一个大的开水房，供全校1000多名师生用水。在无电的年代，学校雇用一位强壮伙夫，手动辘辘靠皮带带动鼓风机烧水，锅的直径至少也有一米五。在上中学的六年里，此地便是我和同学们(用开水泡馍)吃“饭”的地方。
我们这一届(称为初六一级)新录取的学生共分甲、乙、丙、丁、戊五个班，每班60名。我和惠塬小学毕业的另三名同学分在初六一戊班，而且同住一个窑洞宿舍。班主任叫陈英华，陈老师家在西安，带体育课，据说是科班出身，有过踢足球的经历，不知是否与1957年“反右派”有关，才被发配到了耀中，当然不止他一人。听高年级同学讲，学校有好几位资深教师被打成了“右派”。我们这些小学生娃隐隐感到了“政治”的威力：冒犯政治就可能丢饭碗。
头一个学期,1958年的秋天。大跃进如火如荼，虚夸冒进比比皆是，豪言壮语不绝于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乘飞机、驾火箭超英赶美能实现！”…人们被卷进了狂热的漩涡，老家的青壮年劳力被集中起来大炼钢铁。成熟的柿子烂在树上，玉米、谷子烂在地里。学校停课了，高年级学生在耀县城北门外架起了炼铁高炉，个个成了土炼钢"工人”。初中部的学生则准备原料碾制坩埚陶土。老师让学生腾空本班教室，留出水泥地面，再放上两个碌碡备用，然后带我们步行二三十里路，在黄堡镇一个山沟里背回陶土(将土装在用腰带扎了结的裤筒里)，并将陶土砸碎平铺在教室地板上，四个人合拉一个碌碡，来回滚动，直至碾成面，而后过筛、装袋。天天如此源源不断供应炼钢炉用(陶土做成坩埚装铁矿石高温下冶炼)。学生的待遇是每天免费供应一斤熟红苕。头一个学期就这样结束了，啥也没学下。
学校不知得了什么文件，从第二个学期开始，一下子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之后再没搞过大的没名堂的事。毕竟是名校，学习任务一下子繁重起来。我学习上的巨变竟然来自一次不起眼的副科考试。地理授课老师名叫刘景山，是旧社会耀县城内的三山“(一名是成逊山，一副县长，耀中教导主任成秀云之父，还有一“山”记不起来)之一，知识渊博、治学严谨，是学校里有名望的老教师。
在一次考试中，我们班多数同学没考好，唯独我考了最高分:5-(当时学分实行5分制，“5-读作5减)，相当于百分制的90~95分。刘老师当堂夸了又夸，奖了又奖。也许老师的用意是激励大家的学习兴趣，而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次无比光彩的露脸，虚荣心、自信心、上进心油然而生。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由此开始，我便登上了耀中优秀学生的塔顶，成了耀中历史上从初中到高中唯一连续十一个学期获得“优秀学生”称号的学生。
耀中优秀学生的标准是：各门功课成绩优异，德智体全面发展。具体硬杠子为：主科(语、政、数、俄物、化)成绩90分以上，副科(音、美、体、生)85分以上。每学期期末评选一次，够硬条件者，全校几千多名学生中仅有3~4名达标，我始终占有其中一席，其他2~3个席位不断变换着别的学生的名字。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受到表彰并上台领奖、介绍学习经验的时刻，无不是我激动而荣耀的时刻。正是：一次做成一件事并不难，但次次做成一件事就难了。
我学好功课的最大秘诀就是，上课特别专心听讲，做好笔记，认真做作业，举一反三、活学活用、不开夜车。所以学习效率高、成绩好。当然也得益于学习动力足，学习目的明确。我知道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母亲、哥哥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是多么的难得，我要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良心安在?
02
随着学习成绩的稳定表现和社会工作的增多，我获取的荣誉越来越多。1959年6月加入共青团，初二开始任团支书，高中三年连续任校团委委员兼任高64甲班团支书。1962年3月被选为人大代表出席县人代会,1963年出席县团代会，要不是党内紧缩政策,1964年高中毕业前差点入了党，连助学金也享受到优待，每月七元钱~当时同等条件下最高的，对我来说是最实惠、最重要的。
我的名气越来越大，似乎有点一骑绝尘的味道。起码在学校里、在东塬上，知道我名字的人越来越多，母亲和哥哥虽不看我的“通知书”，但喜悦总是埋在心里，挂在脸上。他们知道：六儿书念得好。家乡知书达理的老人甚至会宣扬：东塬上要出人才了，六儿和七老(指我父亲)一个样！在我高中毕业之后，耀中还开展了向我学习的活动。
其实，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学习好只是一好，德智体都好才是全面的好。所以学习之余，我还积极参加各种集体活动，并成为文体活动社团活动的骨干。作为团委委员、支部书记的我带头参与文娱活动是份内职责。学校每学期要举行全校汇演，各班自编自演，经筛选上台演出。由我和一名女生分别扮演老汉、老婆共同演唱的《老两口今年五十八》，获得满堂彩。这个节目还代表学校在县礼堂参加了演出。
热爱体育活动是我的一大爱好，也是对学习紧张情绪的放松，我有一定的优势，个头虽不高，但动作协调，有耐力，有速度，有一股不怕摔打、不惧吃苦的拼搏精神。刚上初一时，就被高年级同学精彩的篮球比赛所吸引，并暗暗学着他们。吃罢晚饭便和同学们练运球、过人、投篮、三步上篮，分组比赛，玩得如痴如狂。这些竟被陈英华老师看上了眼，并选进校少年足球队，专职培养守门员(老师可能看上了横冲直撞，不怕死的一面，其实这不是我最长处)。
1959年寒假，铜川市在市体育场举办了全市少年足球运动会，参赛队伍是铜川、耀县、富平的中学少足队。我作为耀中足球队的守门员参加了比赛，并一举夺冠，获得了代表铜川市参加全省比赛资格。1960年暑假、1962年暑假分别在凤翔县、兴平县参加了两届全省少年足球运动会，西安市一队夺得冠军，我们的成绩一般。到风翔参赛是第一次坐车出远门，返回时第一次到了省城西安，还冒着蒙蒙细雨游玩兴庆公园，印象最深的是划船。借机到西北眼镜行第一次配了近视眼镜(150度)，从此再没离开过近视镜。
1964年暑假，高考刚一结束，渭南地区举办区运动会，以原耀中少足队为基础组建了耀县足球队，我司职前卫参加了比赛(从1962年那次少足会开始，我已改作前卫)。我理解进球时的狂热，自已头球攻门得手的那一刻，至今还喜不自胜！
运动会期间，大约在8月20日前后，传来了我被西北工业大学录取的准确消息。终于好梦成真，哪有不喜之理！激动、喜庆平静之后，不由人回首漫漫苦学之历。
03
在上中学的六年里，我和所有农村学生一样，饭食靠馍和炒面。周六放学回家，周日背上母亲新蒸的馍赶7点晚自习前准时到校，风雨无阻。从惠塬到耀县城共20里路，翻两个沟，雨天土路泥泞，走起来十分艰难、吃力。吃饭简单快捷，将馍掰成块，用开水冲两遍，调些盐，连馍带水一吃一喝，就算顿饭，多数无菜可就。春夏两季装在袋子里的馍挺不到一周就发霉变质，不吃就得饿肚子，于是用开水多冲几遍，算是消毒，吃后竟然啥事也没有，要放到现在，准拉肚子，真是“人咋惯咋来”。
大约在1959年的某一天早晨，在“狂热”的大背景下，校长竟然在全校师生大会的上宣布，我们已进入共产主义了！不长时间，人们便发现太幼稚、太可笑。这个时候，我们的户口便迁到了学校，成了城镇居民，在新办的学生食堂用餐。好景不长，粮站供不起粮食，无米下锅，便把户粮关系重新迁回农村，依旧背馍上学。也就是同一个时期农村实行了食堂化，馍得从食堂领，像讨饭似的，得看管理员的脸，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食堂化的政策是短命的，大约一年半载之后便关了门，因为粮食越来越少，饭越做越稀，肚子越来越饿。
接着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年(1960年~1962年)自然灾害来临了。这是我上学最困难的时期，一句话，饿肚子。学校临时取消了早操和晚自习，组织师生捡拾菜根菜叶，甚至到北塬上开荒种地，全民实行瓜菜代。学校将我们捡来的菜叶和玉米芯子分别熬成了菜汤和蒸成了芯子“馍”，限量供学生充饥。芯子馍太难吃了，红萝卜叶子汤如同中药太难喝了。难吃也得吃，难喝也得喝，否则得饿死。家里也经历着同样的劫难。
哥哥于1959年到了铜川煤炭运输公司当普工(可能是亦工亦农式的工人)，干重体力活，定量高，但缺油水，虽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当一家人揭不开锅的时候，母亲派我跟随焦德功大哥步行40里路到铜川找到哥哥，记得哥哥在食堂买了一口袋馍，坐火车回到耀县，给我分了一小部分去上学，其余背回了家。母亲将自己的细软、父亲留下的值钱东西交给哥哥上北山里(估计是耀县的柳林、照金山区)换粮，讨个活路。不长时间，形成气候，连泾阳、三原的人也加入北上换粮的行列。开始官方还设堵，后来据说习仲勋副总理回故乡富平了解实情并向中央作了报告后，换粮通道才得以畅通。人们把换来的救命粮同麸、糠、苜蓿、野菜等掺合起来做成稀汤苦度日月。
有个周六，我照例回家，不想家中空无一人，听说嫂子回了娘家(我猜想她拿不出东西给我吃，选择了离开)，母亲不知去向。我一咬牙忍饿倒在炕上，待天亮之后再说。这时候，对门焦氏二婶端来一碗菜汤，救了燃眉之急。近50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要知道，这碗汤菜比金子还贵重。第二天，哥哥带着干粮陪母亲回来了，原来母亲一看家揭不开锅又上铜川找哥哥了。
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不知多少项目下了马，多少工人回了乡，多少学校停了课，我们班至少有五分之一的同学弃学回了家(受不了那个饿)，同学张景国、焦兴正选择了回家，焦占盈、焦玉琴甚至远赴内蒙投亲找活路去了。不敢想象，整整三年，都咋熬过来的?但是那个时代的人，虽然艰难、困苦，甚至饿肚子，却始终坚信这只是暂时的困难，好日子会很快到来。
到了1962年下半年，允许农民有自留地，可种三线拾边地，允许开放自由市场。说来也怪，经济生活一下子活了起来，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易。起初一个白馍一块钱，一碗煮萝卜五角钱，一斤猪肉7-8元以上。到了1964-1965年连困难的痕迹都找不到了，而且人们的生活几乎恢复到了五六年以前的水平。
1964年7月，收获的时节到了。我们耀中三个毕业班150余人集体坐火车来到三原县南郊中学参加高考，时值炎夏，酷热难耐。考生们住通铺、吃食堂，条件较差，也许苦惯了，也没觉得不习惯，何况第一要务是考好试。三天六门大考于7月14日结束。虽然没有实现考取清华的愿望，但被第二志愿~西工大录取，也算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六年的耀县中学学习生活，虽然经历了清贫和难熬，但凭着一口气，凭着母亲、哥哥的支持，学校的爱护，仍然挺到了最后并获得了成功，应该说是自己在成才道路上最为重要的一段经历：一些优良的品质、风格就是在这个时候逐渐形成的，百炼成钢并让我受益终生。
作者简介
侯彦瑞:(1944年~2013年)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孙塬镇惠塬村人，1968年12月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高级工程师，曾任陕西省国防工委组织局局长，陕西省国防科工委总工程师(副厅级)，2005年3月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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