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随着她在《国家宝藏》的亮相，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她以及她背后的“护宝人”——潘达于先生。在潘达于先生长孙——潘裕翼看来，祖母不仅捐赠了包括大克鼎在内的众多珍贵文物，传承守护了文化之魂，更培养出了一代代传播智慧种子的潘家人。
“祖母潘达于先生和大克鼎的故事，曾经被无数人讲过无数遍，但是在《国家宝藏》播出之后，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我们潘家人还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潘裕翼说。
说当年
无偿捐宝举重若轻
传说夏禹收天下之金，铸为九个大鼎，以为“传国之宝”。这个故事虽无实物可考，但由青铜冶铸工艺的发展推断，夏禹时代确有可能已经铸造出很大的鼎了。当时的王室贵族把鼎当做“传国之宝”，制作得极其精致讲究，所以我国的古鼎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到了清末，大克鼎和大盂鼎、毛公鼎并称为当时青铜器“海内三宝”。大克鼎、大盂鼎之所以能够保全，与苏州收藏世家潘家几代人的守护有关。而今我们依然可以在上海博物馆和国家博物馆看到大克鼎和大盂鼎，则完全要归功于潘达于先生的无私捐赠。
本家姓丁的潘达于出生于官宦人家，1923年嫁入苏州潘家，成为潘祖荫的孙媳妇。丈夫、祖父相继去世后，年仅20岁的潘达于就挑起了掌管门户、守护家藏的重任。潘氏家族当时家藏丰富，有“滂喜斋”专藏珍本书籍和“攀古楼”专藏青铜器。虽然家有万宝，但潘达于坚守祖训：“谨守护持、绝不示人。”抗日战争期间，她在家人协助下，将包括大盂鼎、大克鼎在内的家藏珍贵器物深埋在地下，书画及部分古董则安放在隐蔽的隔间中。由于安排周密，日军多次冲进潘家，威逼利诱，却始终没有发现埋藏的文物，珍宝安全度过了战火纷飞的岁月。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慎重考虑，潘达于先生认为“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遂于1951年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捐献了青铜重器大盂鼎和大克鼎及其他珍贵文物200余件。1951年10月9日的新民晚报曾刊登《潘达于捐献两古鼎》的新闻，其中提到，“潘家以其累世珍藏古物捐献政府，不但表示其对政府的热爱和信赖，同时对于新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贡献。”
当时，政府奖励了潘达于先生一笔钱，她把这笔钱也捐给了抗美援朝将士。其后，潘达于先生又陆续捐出了大量藏品，如1956年捐赠99件字画、1957年捐赠150件字画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沈周《西湖名胜册》、弘仁《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册》等都来自她的捐赠。
将自己精心保藏的祖传文物典籍悉数捐赠给国家，潘达于先生自己却一直生活过得十分简单。即便是在十年浩劫期间，因出身问题而被迫去扫马路，穷得“袋袋里一个铜钿也拿不出来”时，老人依然十分乐观。1996年，当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时年91岁的老人时，言及当初捐赠的动机，老人大声说：“因为相信共产党呀！”
忆往事
人生不用大富大贵
“回忆往事，祖母是一个很不在乎金钱的人。她经常教育我们，人不用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只要普普通通实实在在就行，像我的父亲、我的姑姑都是教师，我姐弟五人中四人都是教师，这是非常符合祖母对我们的期待的。”潘裕翼说，“我小的时候，她给我做的衣服，我印象非常深，用的是平常面料，破了就补补。她从来不会像现在人们对小孩子一样，什么都给孩子花钱买，她就是觉得应该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
潘裕翼还特别提到他大学毕业，曾经分配到陕西工作一段时间，潘达于先生还特意到陕西跟他们住了一阵，“那时候家里不富裕，供应也贫乏，以现在眼光看，过得是‘苦’日子。但是祖母每天都特别开心，每天吃饭时，她总是替我们张罗孩子，她会喊，吃饭喽！开心喽！一家人一起吃饭，对于她来说，就是非常开心的事情，所以她传递给我们的，也是这种乐观的心态。”
潘裕翼退休之前是进才中学北校的校长，作为一名卓有成就的教育管理者，他乐于思索一些教育难题，课堂怎么设计才能更吸引学生兴趣，提升成绩的同时如何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创新素养。“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的父亲潘家懋小时候就非常喜欢科学，抗战前夕，祖母为家中所藏青铜器拍照。父亲就协助摄影师拍摄青铜器，今天珍藏于上博的380张玻璃底片，就有父亲的功劳。”潘裕翼说，“祖母将家传宝鼎藏于地下。七年后，藏鼎的木箱因地下潮湿而腐朽，致上方地面铺的方砖塌陷，是父亲和家人一起用木杆将两个大鼎起出。”
抗战胜利后，时局动荡，对于潘家宝物觊觎者众，“父亲按照祖母的意思，将家藏文物，包括商周铜器与宋元古籍，或以航船运载，或分包邮寄，藏于上海润康邨居所的地下室，或者威海路等处，力阻文物流失。”潘裕翼说。
1952年，潘家懋调到苏州中学，曾任东吴大学老师的他起初并不熟悉中学教育，但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高中物理课程的备课。“父亲不满足于课堂讲授，教育责任感驱使他成为一个能‘说’会‘做’的人。他组装了家里第一台电视机。他还参加了上世纪80年代苏中校办厂的攻关项目，自学半导体电子技术，自行设计、制造测试仪器，小小校办工厂的产品竟然获得部评全国第一，为军品和卫星工程所采用。父亲获得各种嘉奖中，他自己最为自豪的是，作为一个中学物理高级教师的他，同时荣获全国中学校办企业中的首位工程师职称，1981年的光明日报关注此事并做了报道。”
常思考
更好传播传统文化
2018年年初，潘裕翼在《国家宝藏》中，向观众分享了祖母捐赠文物的故事。此前，观众只知道大克鼎是由潘达于捐赠的，但捐赠背后的细节却鲜为人知。“我祖母的故事，我们潘家人要一代一代讲下去。”潘裕翼说。
从北京拍摄节目回来之后，潘裕翼便思考着如何让珍贵的藏品和专家的智慧更好地为青少年服务。在进才中学北校的一堂艺术课上，邵佳怡老师正引导学生在欣赏青花瓷，之后将完成“有现代感”的青花瓷项目设计任务。课前，学生提出一百多个问题，其中有很多专业问题，此时上博的专家伸援手了。上博的陈洁老师在博物馆与学生视频通话，答案立即传递到了课堂。在另一所学校，上博的凌利中老师通过微信视频，向金杨中学的学生介绍上博收藏的宋画，分析北宋和南宋不同的绘画风格，对学生准备进行的综合实践课项目《“宋画中的中国节气”摄影展》提出专业建议。
“我和上海博物馆的杨志刚馆长对于如何通过研究性学习把中国传统文化引入课堂，有共同的兴趣，杨馆长也一直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潘裕翼说，“我觉得这种在项目中合作的学习模式无疑能够帮助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播。”
经过潘裕翼的牵线，进才中学北校与上海博物馆合作共建博物馆校，“‘互联网 ’时代的到来，虽然不大可能立即发生‘旧教育生态的毁灭，新教育生态的重建’，但教育的走向必然是从封闭走向开放。我也期待着依托博物馆以及学校的合作，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并且爱上中国传统文化。”
新民晚报首席记者 方翔
老照片的故事>>
祖母带我儿子看大克鼎
在潘裕翼珍藏的照片中，有一张祖母带他的儿子潘达去看大克鼎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潘达于先生和蔼可亲的形象，令小辈们至今难忘。
“记得以前每次放暑假寒假，祖母总会抽出时间带我们到博物馆去看大克鼎。”潘裕翼说，“有时候，我们也会问她，为什么咱们家的东西要放在这里呢？”
潘裕翼记得，奶奶一直告诉他说，把宝鼎捐给博物馆是它最好的归宿，她觉得没有任何地方比博物馆更适合成为这些宝贝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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