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演讲全文：
各位界面新闻大健康论坛的朋友们好，我是华大集团的尹烨，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自己有关生命科学的一些理解和思考。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最新的新闻事件：
第一件事，前不久，一篇题为“喝西北风也能吃饱” 新闻评论在网上大火，这句话乍一听有些“唬人”，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篇文章讲的是我国科学家第一次通过二氧化碳合成了淀粉，也就是研究者通过合成生物学的方式，在试管中完成了从无机到有机物的转换，实现了在植物当中要通过诸多转换步骤才能完成的复杂转化过程。
第二件事，也就发生在不久前，一家医院完成了将猪的肾脏器官移植到人体内的尝试——也就是完成了一次成功的异种间移植。异种间移植，大家乍一听觉得很不可思议，但它其实并不是新鲜事。早在几十年前，医学界就对此有过尝试，将狒狒的心脏移植给了一个罹患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如今，像上述一般的类似过程的成熟，给了我们再生医学非常多的选择空间——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很多的器官移植最艰难的挑战就是供体的不足。如果我们可以把猪身上这些器官，通过嵌合的方式，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甚至是通过合成生物学的方式，就能做出来，那我们的再生医学领域的发展就将更加不可限量。
所以，只有一项新技术从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作为接受者的我们可能不以为然。但如果千千万万的新技术都已经涌来，科技的飓风就可能在事实上主宰了未来行业的沉浮。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我们从物理的世界走向了信息的世界，如今则是走到了生命科学的世界——换言之，新冠疫情之后，时代的关键词注定会以“生命科学”展开书写。正如量子力学之父普朗克所言：一个新的科学哲理取得胜利，并不是让他的反对者真的接受并信服了，而是因为这些反对者终将死去，熟悉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慢慢的接受了这一点，这就是一个科学范式的改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过去的科技史或人文史看得足够长的话，我们就会明白，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而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普朗克对范式变迁的描绘，这句话在大陆板块的漂移学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有一个更为激烈的版本：所谓每参加一个葬礼，科技就进步一步——对这句话的理解其实就要这样展开：每一代的科学权威，都靠颠覆了他上一代的科学权威，而变成了这一代的科学权威；但随之而来的，他大概率又可能会成为阻碍下一代的所谓“权威”，并被下一代颠覆。
所以，所有的华大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特别担心的就是以“权威”自居。实际上我们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始终保持终生开放的心态，而不是说我作为那个杀死了恶龙的少年，坐在了恶龙的尸体上，已然头上长出角，变成了下一只恶龙。因此，今天我就想给大家讲一讲，跟基因、跟生命科学相关的内容。
我分享的内容，标题为“基因即因，未来已来”。在中国，在如此呼唤且需要科技创新的当下，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把更多的目标，放到本源——也就是我们对科技的创新上去。在这里首先我想要测验一下诸位的生物学素质。
第一个问题：我们作为人类，和苍蝇的基因相似度是多少？39％。没错，如果我们把自身体内的这些遗传密码向更低等的物种去溯源，就会发现原来所有的生物应该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第二个问题：今天中国人的人均预期寿命是多少？这个答案是接近77岁，而在建国初期的1949年，这个数据则是不到39岁。1949年到现在，我们这代人比70年前的人们整整多活了一倍的时间。所以，今天的人，应该更加从容，我们有时间去武装自己的头脑，享受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便利和福祉。
第三个问题，一个新冠病毒和一个细胞都是微生物。它们之间的体积大小差多少倍？有十万倍吗？有一百万倍吗？真正的答案是超过一千万倍。跟人类的卵子相比的话，未成熟的人类卵子的直径是一百微米，而新冠病毒的直径是一百纳米，差一千倍。也就是说，新冠病毒和卵子的大小差了十亿倍。所以，大家如果觉得我今天讲的东西很奇怪，或者说，感觉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就请各位忘掉我们大概只有七十微米分辨率的视网膜——这个分辨率和理解的尺度是远远不够的。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心脏一生会跳多少次？如果我们每个人活80岁，如果你没有心动过缓或过速，那么这个数据将超过三十亿次。我们自身是一个大数据的载体，三十亿——恰好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碱基的数量。所以，我们重点要关注的问题即：心脏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准的泵和阀。那为什么有人会得心脏病？是因为很多人你不按“说明书”使用心脏的时间太长了。设计再精巧的自然“机器”，也经不住大家乱折腾。所以，规律的睡眠、合理的饮食和运动，才是让你心脏能够长葆青春的最好办法。
问了这几个问题之后，大家会明白，当下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物理学发展史上最著名且重要的一次会议，大概是一百年前的索尔维会议。会议上，就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爱因斯坦和玻尔展开了最激烈的一次交锋，大量的科学家参与其中——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科学巨匠们。不管是爱因斯坦，还是居里夫人，还是薛定谔，还是洛伦兹，还是玻尔，他们都提供了我们好像从来都没有看懂过的公式——但总之，恰恰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科学家们才真正把上世纪带到了一个物理学的世纪。从这个会议出发，我想讲的是，在上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999年人类基因组会议上，华大的创始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焕明参与到了其中，来自美、英、日、法、德这五个国家的一群科学家，通过共同的努力把二十一世纪带到了生命科学的世纪。因为他们决定，要集全世界的力量，去破解人体的基因组序列——从一个个体作为样本入手，这一破解工作持续了13年，总花费达到了38亿美金。而如今，在前人的技术基础上，我们破解一个人的基因只要不到一天，花费大概不到两百美金。我们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基因测序成本降低了上百万倍，使得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基因组这样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另外再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硅谷。硅谷是怎么兴起的？从最开始的仙童公司，再到八个“叛徒”，到因特尔，再到摩尔定律，就是今天硅谷的一个状态。当年离开老东家创业的八个人创造了今天美国或者说全世界创新能力最强的湾区——硅谷，他们给IT世界带来了一个精彩纷呈的真实和虚拟交织的世界。对比之下，今天看中国的基因行业，我觉得我们可以有同样的类比——华大基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基因行业之根。这意味着，虽然平时华大可能和其他基因公司并无大的区别，但遇到复杂问题的时候，要解决问题，还是要回到华大作为科研的根基——即所谓天下武功出少林。
时代由此划分，我们人类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再到今天，其实是进入生命时代了。如果说农业时代关心我们和粮食的问题，工业时代关心我们和原子的问题，信息时代关心我们和信息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关心的则是自身的基因和健康。时代由此划分，最后可以就变成两部分：非生命时代和生命时代，生命时代以此就将去整合物理世界、信息世界和生命世界。
那么，这样的整合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华大基因疫情期间在全世界驰援众多国家与地区实验室的“速度”为例，中国今天可以在短短的八个小时之内就搭建起日检测量超过十万单管、检测人次超过一百万人份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这是一次集成式创新，是一次组合式创新，它在全球扩展的速度，就意味着中国的抗疫速度。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制造业，也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在大灾大难面前能够团结一致的、一起去解决问题的本事。中国的抗疫之所以行，一方面是我们在一开始定出的“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理念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要感谢我们的医护人员以及我们所有的，包括华大员工们在内的科技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今天，我的许多同事们，依然还在全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参与当地的抗疫。希望大家也通过云端，给到他们一些鼓励。
另外，我还想给大家看一段气膜实验室搭建的过程。这是去年的九月份，华大基因和中国的国家队联手去驰援中国香港时候的视频，实验室搭建的流程具体是这样的：先把气膜铺好，再用高压气泵给这些气膜充气。以非常快的速度，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气膜就已经像白色巨人拔地而起——七个小时，所有的舱已经准备完毕。同时外面的这些设备，也都已经准备好了。拿这个视频给大家看，是想告诉各位，我们现在觉得很方便的“咽拭子检测”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不是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我们只是生在了一个把人民的命当事儿的国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是有很强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的。另外，最近对新冠清零还是共存的政策讨论又开始变得激烈。事实上，这两个政策在全世界不同国家都已经有了不同的尝试，关键在于和国情相适应——就此而言，我更想问的是，除了新冠，我们应不应该继续筛查其他的项目？如果去研究中国的疾病谱，研究今天危害人类更重的这些重大疾病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跟我有一样的问题。除了新冠，我们应不应该继续筛查其他的项目？全世界目前新冠的致死率，也早就已经低于3％，很多国家的新冠致死率不足1％。这也是大家现在推测，新冠会不会将来变成流感的原因。但是我想说的是，对比之下，肿瘤有十万分之三百的发病率，是新冠的一百倍；而肿瘤的五年死亡率，更是达到了60％。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婴儿的出生缺陷，中国现在开放三胎政策，为什么要放开？因为现在中国很多年轻的夫妇们开始不想生孩子。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麻烦的问题。如果今年的新生儿低于一千万的话，我们国家的人口增长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持平的状态——未来可能会进入到一个低生育率的国家。在中国的一些发达城市，比如说上海，“低生育率”现象其实正在发生。那么，在出生率本来就不高的情况下，我们更在意的是，每个孩子他是不是健康的？但是中国的出生缺陷率大约是5.6％。这其中有相当比例，是因为遗传缺陷所导致的严重的致畸或致死的疾病，这一群小朋友五岁前的死亡率也是3％。如果说新冠作为案例告诉我们，只治不防，越治越忙——也就是防大于治这个关键点的话，那现在我们需要做的其实是把“防”应用到所有的重大疾病中。很多的疾病不是说我们能否治得好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治得起的问题。
我们的精准医学越来越昂贵，方法越来越先进，但随之而来的核心问题是这样的技术，只为一小部分高收入的、有钱的、有权的人服务，全世界都如此。科技发展，尤其是生命科学的发展，反向造成了生命间的不平等，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所以，我再重复一遍，防大于治。在过去我们通过人人可及的疫苗，让人群远离了很多要不治不好，要不治不起的传染病，比如说天花。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把基因检测、核酸检测都做到人人可及，我们势必就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远离治不好或治不起的遗传病，包括晚期的恶性肿瘤。也就是说，如果肿瘤在中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及时地去阻断，可以避免让大家花掉一生当中百分之七八十的积蓄在不可挽回结果的治疗上。诺贝尔奖获得者，南非裔的科学家布伦纳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认为，科学的进步源于新技术、新发现、再到新想法。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对科学有一个误解，似乎科学所有的演进路径，都只能是科学-技术-产业。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显微镜没有发明之前，没有人看得见微生物，那也就没有微生物学。是因为我们有了镜片，有了显微镜，让列文·虎克和罗伯特·胡克分别去观测微生物，去看细胞，才带来了微生物学的诞生。所以技术和工具，是当前大科学的一个最根本的前提。如果没有更新的技术、更好的工具，我们注定还会被“卡脖子”，也就不可能有一些新的发现，进而产生一些新的想法。
1945年，在美国曼哈顿原子弹计划成功之后。罗斯福和布什曾经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罗斯福问，二战之后，美国的基础科学会怎么样？布什说，肯定会衰退下去，因为我们所依赖的欧洲已经无力去发展基础科学。面对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办？于是美国重塑科学的范式，开展大科学工程。所以，美国接过科学发展的“王座”，实际上是从范尼瓦尔·布什所写的《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The Endless Frontier）这份文件开始的。在那之后，我们看到了原子弹的问世、氢弹的问世、导弹的问世、大科学工程范式的发现等等，包括最近拜登上台，又一次重提了《无尽的前沿》法案。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在看到原子的同时观测到宇宙，客观世界的边际在不断被超越。
举个例子，为什么是引力波探测器LIGO证明了引力波？事实上，爱因斯坦在大约几十年前，就提出了有引力波，我们却一直到2016年，在LIGO建成之后才真正探知。其实就是因为这个装置足够大，大到已经可以把你检测到的噪音和背景能够分开——从规模上看，这个探测器几乎是把整个美国做成了一个大的望远镜——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工具基础，才使得爱因斯坦很早就通过数学方法计算出来的东西，第一次被人类的眼睛（通过我们的视网膜）或魔术转换所观察到——这不是《三体》的小说，这是真真实实的一个故事。
所以，这种大的科技工程有意义吗？对这个问题，我想举个例子来作答。1969年，在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之后，一位叫罗伯特·威尔逊的物理学家，想造一个粒子回旋加速机完成粒子正负对撞的实验，并在国会提出了他的想法，国会上有一位议员就提问说，在冷战的背景下，粒子回旋加速机的研发投入非常高，这样的投入对国防有没有帮助？威尔逊当时的回答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可以说是醍醐灌顶。他说：这个机器对国防没有任何直接帮助——除了它能证明这个国家更值得保护。
当时下的中国一味在强调商业模式创新的时候，很多的创新其实都变成了内卷——没有创造新的价值，只是把旧的价值向少部分寡头集中。如果我们不能解决文化的创新问题，以此唤醒民族的自信；如果我们不能坚持科技创新，以更少的能量消耗来养育更多的人类，那么我们中国未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竞争优势，究竟在哪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就会明白，当年国家为什么一定要建“天眼”这样一个五百米直径的射电望远镜？它给我们带来的是让我们中国，在世界立身的价值。对观之下，今天华大所掌握的这些测序仪、这些堪称生命测序领域的光刻机，或许也有着同样的效果。
当下全世界在多个领域都有新的一些机会：science，科学；tech，技术；engineer，工程；maths数学，或manufacturer，制造业，最后一个是art，艺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今天科学的中心在美国，艺术的中心或许在欧洲。但是中国在工程、技术、数学和制造业上，是有很大的优势的。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下一步的创新，一定不是在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卷上，而必须要求从艺术和科技方面入手突破，建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加大在基础研究、在基础应用研究方面的投入，改变当前的体制机制。具体来说，比如我们的科研经费，能不能是后补贴，谁先做完，谁就享受到国家的支持，也就是所谓的“揭榜制”，英雄不问出身。
在这里，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中国人老喜欢把“科技”一起说，但其实科学和技术是两个有密切联系，却迥然不同的两件事情。“科”就是科学，“技”就是技术，我们今天讨论非常多的产业上的“卡脖子”问题，其本质上是技术问题，甚至是科学上的“卡脑子”问题。这也就是说，在我们已经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基础上，追求后发优势，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必须自己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做突破。那么，什么是科学？科学可能是无用之用，由科学家的好奇心驱动。对观，什么是技术？技术就是有用之用，往往由量化的目标所驱动。什么是工程，唯公之用，是由经济目标驱动的。而我们的抗疫为什么能成功？因为我们开展的是一次大科学工程，它是由使命和愿景驱动的。换句话说，中国抗疫的成功，虽然我们也可以在科学技术工程上举出一堆理由来解释：疫苗的部署、检测的部署、防范的安排、移动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结合的使用等等，但归根结底，这些技术美国都有，美国为什么没有成功？因为它不是由使命和愿景驱动的。中国科技抗疫的成功，是一次大科学工程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它就不简简单单的是技术问题，而是把社会组织、把科技、把工程的力量都放到了一起。它还需要一个关心人民的政府，以及一个相信党和政府的人民群体。所以，这个“作业”还真的不是任何一个国家想轻易抄一下就可以的。
综上，那么后疫情时代的机遇在哪里？我想说就是两点：第一，大科技工程，大的科技作为工程产生一些经济的新的动能，新的增量。第二，一定要强调大的公卫，也就是我说的防大于治。这种大公卫一定要去加快它的可行性，来降低它的存量负担。我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从我自己的经历出发来谈的，我参加的每一次大健康论坛，大家说的都是药，都是治疗——这些术语归类的话，叫医学或者叫医疗，跟健康真的没关系。在我的理解里，健康的关口要前移，我们要从以治疗为中心转向以预防为中心，再到以健康为中心。大家都知道那句话，没有全民的健康，就没有全民的小康。各位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全民的健身，也就没有全民的健康。所以体育强国也很重要。基于我这样的理解，我想，当我们哪一次的大健康论坛，所有panel的嘉宾和演讲者，都不谈治疗了，或许中国才真的迎来了健康中国的曙光。让中国人能从药、病、院当中走出来，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要努力的事情。
生命是非常神奇的。大家是否知道，最高效的大数据的存储设备是什么？其实是我们的DNA。最小使用量子技术的专家是什么？是植物细胞中的叶绿体。最小的3D打印工厂是什么？是核糖体，它可以源源不断地合成蛋白质。最小的共享单车是什么？是分子马达的驱动蛋白——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存在完全的肌肉层面的静止，静止的时候，每一个细胞中也仍然有大量的蛋白质集体在为我们的生命苦苦支撑，我们是由30万亿个细胞所构成的整体。所以，对一个人来讲，生而为人，其实没有资格躺平，我们应该更好地去迎接这个世界，去享受可能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的，且仅仅只有几十年的这样一段时光。
此外，用汉堡美术学院的院长马丁·科特林的话来说，艺术可以被学习，但不能被教授。在生命科学领域，我想也是如此，生命可以被学习，但无法被灌输，我讲的你只能悟，但你却永远也抄不了我的作业。我们要做的事在学习和冲击当中找到求同存异的共识。对我来讲，认知生命科学的重点是认知什么？首先，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探索自然的宏伟，以此就会感受到人类的卑微。如果大家可以再进一步去学习物种演化论，各位就会明白造物的神奇，也就感知到了众生平等，进而你就会有超脱生死的达观，产生悲天悯人的共情。到这儿，你会明白，人类归根结底，只是万千物种当中非常渺小、平等而卑微的一个。我们因此是应该通过一个人类种群的持存，而不是一个个体的永生来实现我们在宇宙中长久的驻存。其实，如果你了解古生物史，你了解史前史，你会知道有一种鱼叫提塔利克鱼。这条鱼，用自己的双鳍爬到陆地上。这是鱼类的一小步，却是脊椎动物的一大步。就是因为这个鱼上岸了，它放弃了海洋，收获了陆地和天空，这就相当于阿蒙森发现的南极，相当于五月花登陆弗尼吉亚，也相当于阿姆斯特朗登月的那一小步，我想，这条鱼很了不起。因此，当今日许多人类的行为被冠以神性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忘记，在三十四亿年漫长的物种演化当中，我们生命的先驱者们可能早就已经帮我们做过了。
总之，人类进步的本质，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因为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就像上一代也不听上上一代的话，是同理。换言之，我们注定要颠覆上一代，并做好被下一代颠覆的准备。在这样的颠覆中，人类才能生生不息，一直进步。没有任何事情能毁掉下一代，除了上一代。所以，我们需要给我们的下一代留下一个更加美好、开放、自由、包容的世界。作为我个人来说，我其实更愿意作的分享，是走到学校里去，是拉上华大基因的小伙伴，到更多的小学、中学甚至幼儿园给大家讲课，去做“百校科普”。猛将必起于卒伍，宰相必发于州郡，如果我们要培养一个大师，如果中国也要出像写昆虫记的法布尔一样的大师，那么，生命科学就要从娃娃开始学起，大师必兴起于孩童。
如果说生命是一组代码，我始终相信人类这一个诞生了真正的利他主义的物种，它的代码当中是有爱的。而我们做生命科学，从事健康产业的意义，正是为了让这一份爱能够永续传递。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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