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汪曾祺在上京途中，给黄裳的信中写到：“我对于土里生长而类似果品的东西，若萝卜，若地瓜，若山芋都极有爱好，爱好有过桃李柿杏诸果，此非矫作，实是真情。”萝卜人人都知道，地瓜在很多地方——比如河南山东——就是番薯（文中食物皆有异名，故而尽量采用学名，以下均按此原则），但又提到了山芋，这是江苏上海人一带对番薯的称呼。汪老是高邮人，他当然也会用山芋这个词。问题就来了，如果山芋是番薯，那地瓜是什么？
因为他说到“类似果品”，我便想起，今年夏天，暑假将尽时，朋友来看我，我带着她去买菜，顺带参观世情。快出菜场时停步：“我们买点儿地瓜当水果吃。”朋友以为本地有生吃番薯的习惯，小吃一惊，但也打算入乡随俗。不料看我捡起几个矮矮扁扁、更像白色小南瓜、也像放大蒜头的东西——她有恶趣，说像“几个屁股连在一起”——大吃一惊，“这是地瓜？”
我才意识到她不认得：“这里叫地瓜，我也是后来上网查到它叫凉薯的。”——学名是豆薯。
有时，卖菜人也叫它白薯。理由显而易见，白色的薯嘛。他们并不知道，在北京，白薯是指番薯。
小时候过北京不算，二十年前，大约是我成年后第一次上北京。朋友请我在小馆子吃火锅，涮菜里赫然列着：白薯。我好奇心重，立刻问服务员，服务员想来被我问蒙了，不知道如何解释，转身登登登走了，亲自抱着实物出来给我看——哦哦哦，原来就是无人不知谁人不晓的番薯。好丢脸。又像装高贵，假装五谷不分以彰显自己是豌豆公主。
回想起来，不知白薯是红薯，是没道理的事。因为我从小看“京派小说”，老舍、邓友梅、叶广苓、王朔……个个都提过烤白薯：
老北京城的记忆，是冬天的吆喝声：只要兜里还有个制钱,一听“烤白薯哇真热乎”，非买不可；饿瘪得像臭虫的穷人，瘦得起棱的狗，买不起，围着烤白薯的挑子，靠那一点热香苟延残喘；大院里的穷孩子，有时候只能买一斤麦茬白薯（山东北京等地，番薯分冬春两季，麦茬白薯指收麦之后种植的冬番薯），连皮带须子都吞了下去；当今盛世，过健康生活、青春活泼的女孩子，“跑完步气喘吁吁，站在路边吃焦脆的炸油饼和松软的烤白薯。”还最爱吃烤白薯焦黄的皮，男人就把皮都剥给她。
我看书从来喜欢看吃，读得津津有味，但当时没有网络，我又不求甚解惯了，从来没想过那是番薯——在湖北，它被称为红苕。苕是个古字，《诗经》有之，“苕之华，芸其黄矣。”但此处苕念“条”，是凌霄花。湖北话里的苕念“韶”，就是番薯，别无它意。“苕粉”是番薯粉，“苕面窝”是番薯面窝，“苕货”是不严重的骂人话，是“笨蛋”的意思，可能是一场大架的开头，也是对爱人对小孩的亲昵称呼，且笑且嗔。
不过我很早就知道地瓜是番薯。因为我妈是河南人，她就是这么说的。四岁那年，外婆去世，我妈带我和二姐回家奔丧。丧事长短一概不记得，就记得我在蓝天下打秋千——清寒的冬天，天蓝得让人别无他想；另一个细节是：床边堆满地瓜干，我整天不住嘴地吃。都睡下了，嘴里还在嚼呀嚼，嚼着嚼着睡过去了，第二天醒来，地瓜干还在牙齿间。满嘴皆酸，是糖被唾液里的酶分解了，又发酵了一夜的后果。——活该我中年之后，要一次次去口腔医院。年少时的愚蠢，老了都要买单。
知道“山芋”是番薯，比知道“白薯”更晚。虽然我也是十来岁就看张爱玲，里面屡屡提到“烘山芋”，但当时我没想到它就是“烤番薯”。
关于烘，南方人很熟悉。武汉和上海一样，冬天没有暖气，时常连日雨雪，被褥只能将脏就脏，一冬不能换洗。衣服洗过了经久不干，凑合放炉子火盆上烘一下，借人工热度，烘出袅袅湿气，逼它渐干。一冬天，满屋子铺天盖地都是这些半湿半干的衣物。
现在科技进步，烘的工艺不变，器具变成电油汀、电暖炉、电加热器。费电得很，一晚上十几度电。又不安全，说明书上都三令五申表示：禁止搭衣服。而且一般只能烘干，烘出一段微热的烟火气就不错了。要到能烧熟食物的程度，非着火不可。估计上海话里面的“烘”跟我们说的“烘”不完全一个意思吧。
但一旦知道了，再读张爱玲的《道路以目》：“烘山芋的炉子的式样与那黯淡的土红色极像烘山芋。”还真是。从小看到大，烤红薯的炉子都是直直的大圆筒，多半是汽油筒，外面刷了砖红的漆。卖的人不时伸手或者钩子进去探摸，把烤好了的番薯，垒垒地堆在炉口上，一种惨淡的大丰收景象。
有山芋，自然就有洋芋。也是快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昆明，晚上脱离大部队和朋友吃烧烤。把所有我不认识的东西都点了一遍。端上来一看：啊，烤洋芋就是烤土豆片，洋芋粑粑就是土豆饼。
之前我顶多知道土豆又叫马铃薯，还是我第一次吃肯德基被人家教育的结果。店员递出薯条来，我不接，与他大眼瞪小眼：这是什么？这是土豆。为什么不叫土豆条？土豆学名马铃薯。现在当然大家都习以为常了，薯片是土豆片，炸洋葱薯圈是洋葱土豆圈。
倒是有一次我在一家写着台南盐酥鸡的小店，点甘梅薯条和椒盐薯条各一份，结果前者是番薯条，后者是马铃薯条。平时不理会，这么放在一起一对比：番薯条香润满口，是憨笑着的红脸大汉，魁梧身形下有一颗甘甜的心；马铃薯条则是黄种美人儿，黄白瘦高，看着如枪似棒，入口真面，可以随便欺负。
总之，我在昆明的时候，边吃边想：番薯叫山芋，马铃薯叫洋芋，是否可以证明，番薯传入中国在前，已经抢先被国有化了，马铃薯则一直被当作是外来品？不好说。
又情不自禁想起芋头来了——还是它最老实，就叫芋头，偶尔叫个芋艿啥的，也不大会有歧义。白芋长得寒酸，荔浦芋头真像番薯——一查，不同目不同科不同属。
中学时候，学过一篇古文叫《芋老人传》，是个类似翡翠白玉汤的故事：穷书生在风雨之夕，“衣湿袖单，影乃益瘦”，遇见贫家老人的“煮芋”，连吃两大碗。书生登上天子堂后，以宰相之尊，还记得煮芋的“香而甘”，以怀旧之心一尝，“辍箸”，实在食不下咽。
芋老人趁势进谏：芋还是那个芋，变的是大人你呀，“时位之移人也。”可不是，小时候再怎么巴巴盼望迪斯尼乐园，为人父母后带小孩去玩儿，只觉得排队累如狗，毫无兴致。
而我好奇的仅仅是：老人煮的，到底是山芋、洋芋还是芋头？番薯、土豆和芋头，三种都能白煮。
番薯最可爱，也最“香而甘”。但还是芋头最有说服力，白芋面面的，口感就是“淀粉”二字，白煮一点味道也没有。闽南佳肴“芋泥”，要放很多很多、能甜死蚂蚁的糖。所以，如果觉得它“香而甘”，才真是力透纸背的饥寒交迫。
类似这样的食物异名，还有吗？多的是。
我刚去北京时，在餐馆说莴苣没人理会，点青笋——上来的是莴苣。也有理，莴苣也叫莴笋，而且确实一根碧青。查慎行早就说过：“北方无笋。”《红楼梦》里也有青笋，是在后四十回里，“给姑娘做了一碗火肉白菜汤，加了一点儿虾米儿，配了点青笋紫菜。”这里的青笋，邓云乡认为是竹笋，我倒觉得莴笋更合理，这一碗汤红绿白紫，颜色明快。竹笋较肥白，所以笋片又叫玉兰片，大朵大朵。
客居京师近十年，也习惯了。后来有一年我在长沙工作，那天大约是小年，天色灰暗，下着番薯粉般微灰绵长的雨，满地泥泞，可是街上的人都穿得喜气洋洋，手里大包小包，全是年货。我独在异乡为异客，形只影单，未免自怜，就找了个街坊小馆子，打算给自己过个年。
点个“干笋肉丝”——上来的是干竹笋，我居然愣了一会儿才反映过来。这不是人家的错，叫竹笋是笋天经地义，干笋笋干都指同一种东西。莴苣干就是莴苣干或者莴笋干，从来没见过叫笋干的。叫青笋干也不像，因为晒干后的莴苣是暗绿色。
但可能我当时心情不好，提筷在手，心中更黯然：你以为向命运下定单，就能依照“宇宙吸引力法则”心愿得偿？你和老天，用的不是同一个命名体系，你要的，它给的，天差地远。你乞请牡丹与玫瑰，得到的不过是链与鞭。要命的是，这套命名体系还老换代码，你死记硬背也跟不上它的节奏。最后只能对自己说：失望，对于生命来说，是很平常的事。
那天没吃完就走了。下着雨，一气走了好远回租屋，大衣浸得精湿，沉重如盔甲，如生活本身。
最近读台湾女作家陈淑媛的《流水账》，书如其名，娓娓道来的流水日子。她写了十年，我断断续续，看了四个月才厘出头绪、品出味道：开篇就说向农会借花生贷款，文中一直在种土豆：“忙种土豆啊，趁下雨土湿要连快种，踢土豆，把土豆踢进土里”；小情人缠绵，在银白色、会哗哗作响的土豆藤上；年轻人出外打工，抱怨辛苦，老太太答：“会比掘土豆艰苦？”奇怪，既然种土豆，为什么借花生贷款？
终于看到一段：“去年我那拣起来的土豆一斤可以剥仁十二三两，普通的嘛有剥八九两，土豆仁一斤四十块咧！挂壳的一斤嘛卖二十几块！去年土豆仁卖三百斤，挂壳的卖两千外斤。”才恍然大悟：他们说的土豆就是花生。真形象，土里的豆子，而且也是外荚里仁，和黄豆、四季豆一样。土豆意象上远不如落花生美，但更老实本分。
好奇一搜，淘宝上真有“土豆酥糖”卖，点进商品页面上，认认真真介绍着：花生糖、镰刀、牛杂，曾并称“中坜三宝”。“在那没有机器代劳、凡事全靠手工的时代，作贡糖的花生都是在石臼上一杵一杵研磨成粉末的，灶下烧的从木头、木炭、煤炭、重油、柴油、一直到現在的瓦斯，往往大热天前头炒花生，后头背孩子，孩子热得哇哇叫，自己更是汗水淋漓，浑身湿透。”
商品名称是土豆糖，介绍却是花生糖，进店客人估计看得一头雾水，以为是复制粘贴错误，老板也不晓得要说明一下。大概他以为尽人皆知，从没想过，中国幅员广阔，很多家喻户晓的事，那家与户都只限于你府上方圆五公里。
就像我以上说的这些，可能也有很多人嗤之以鼻：值得拉拉杂杂说这么些吗？这不是常识吗？
我想说明：中国太大，世界更是比大还要大，你以为的常识，只是你以为的。你叫它是地瓜，但在其他语境里，地瓜是其他东西。你认为别人错了，但在别人的世界里，他是对的。在争论、指责甚至决战之前，最好先弄清楚，你们说的，是不是同一件事，同一种概念。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吃万家食，才是增长人生智慧的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