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的回忆
刘宏宇
因为疫情，春运很减了势头；过年的味道，就也仿佛缺了老大一块儿。缺了这老大一块儿之后，似乎，不少感触上，竟似又回到了记忆中过年的样子。
那时候没有今天这样的长假，最大方的单位，充其量放四天假，一般都放三天，大年初一到大年初三，没有现在这样前后周六周日借来借去的玩法。除夕这天，不管日历的显示是“腊月廿九”还是“腊月三十”，北方都叫“三十儿”，单位上，大抵两种模式：后半天（下午）非正式放假，和中午集体会餐；再或者，情形好点儿的，会餐完了非正式放假。这样，工作的人们，就能早点儿回家，准备过年。
其实没什么好准备的。至少，得了非正式半天闲在而可以早些回家的人们，没什么是要必须他们去准备的。反正我家是这样。因为，我妈是老师，有寒假；该准备的，早就准备了。
我爸他们单位就属于会餐加非正式半天假的那种。我弟能像大人一样吃饭之前，我爸单位除夕那天中午的会餐，他是会带我一起去的。这可能不是很合规矩，没人指责罢了。可我爸还不至于安之若素地带两个孩子去蹭。所以，我弟能像大人一样吃饭了之后，他们单位除夕的会餐，就跟我，还有我爸，算是say goodbye了。
我弟比我小六岁。我记得那热闹且美味的会餐，最早也就是五岁过后。很显然，一年只有一次除夕的中午会餐。所以，算下来，那热闹且美味的会餐，在我，最多也就是四五次的经历，却是那么地不肯忘记。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很多画面，甚至味觉的记忆，还存在脑海里，时不时侵袭一下知天命过后疲惫、钝化的神经。
有一点，也是深刻记忆的，就是，我爸他们单位，也就是能吃到热闹且美味的除夕中午会餐的那个地方，离我家太远。不是因为年岁小而对于距离有放大感的那种“错觉”式的远，而是真的很远；远到即便地铁公交发达得一塌糊涂的今天，也须辗转一个半到两个小时才能到。
前年或者是大前年，我开车去过一次，基本不堵车的路况下，四十分钟。这个距离，放在小点儿的地方，都能“跨埠”，电话号码区号都不一样了。
这距离，如果在单位上班的我爸，特特儿赶一趟，接上我那刚刚能跑利落的小弟弟，再赶回单位去蹭会餐，实在也有点儿不那个……
我后来就这么跟长大了弟弟说的。为的是解释当初去老爸单位会餐为什么会没他的份儿。之所以解释，是因为老爸在哪次过年的时候，提到了单位的会餐。具体哪次记不清了，反正是我上大学、我弟上中学的期间。我爸当时的岁数，跟今天的我仿佛。那时，他早已离开了那个有除夕中午会餐的单位，进入了开始喜欢回忆过去的年龄。
我弟对于没带他去蹭会餐，丝毫没有颜色。除了对“老二”的“宿命”的“清醒认识”，更多的，大概也在于，他也不在乎那一顿饭。差六岁，关于一顿美餐的渴望和珍视，就已经是有挺大差距的了。
关于过年的另一个重要回忆，想必跟太多人仿佛，就是“春晚”。
现在官方比较同一的口径是说，“春晚”始于1983年；但在我的记忆中，最开始的“春晚”，应该是1980年。可能是因为没在1981年及1982年“连续”下去吧，官方就不提1980年那次了。又或许是因为，1980年那时候，大多数人家都还没有电视机。到1983年，差不多电视机的普及率就“过半”了。三年，多么短又是多么长的三年啊。
1980年那会儿，我家就没电视机，但楼上邻居家有，蹭着去看。那个晚会，现在叫“主持”的，是马季先生。我记得非常清楚，马季先生说“喜迎八十年代第一春”。由那句话，我知道了几十年代这样的说法。
那台没上“官方记录”的晚会，没有后来那些插科打诨，也没有中途多次诵读贺电、慰问什么什么人的情节，至少我不记得。
最近偶然间看了个有关倪萍的短视频，说她主持春晚时，有过“念白纸”的事情；就是拿在手里的只是白纸，她却能字正腔圆、行云流水地“念”出边防战士和其他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人们对祖国的新春祝福。
传播这个短视频的公号，想要表达的，是倪萍“睁眼说瞎话”、不诚实，失却了“底线”。
先不说作为艺人，“底线”不“底线”的，究竟多要紧，单说拿着白纸“念”出边防军和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人们对祖国的祝福这个事情本身，反正我是没觉出多大不妥——祝福总是好的、善意的吧。“想象”边防军和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人们发出祝福，总归是好的、善意的吧。难道让他们不祝福就“诚实”了？
这道理，跟外交活动中挺常见的两国元首会面时一方向另一方发出“在方便的时候访问”的邀请而对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是一样一样的——谁知道被邀请的那个接受的时候是否真的“愉快”，但这样说，总是好的、善意的。难道说被邀请一方“勉为其难地接受了邀请”？
挺讨厌或说不赞赏现在有些人动不动就拿“官方”的一点点纰漏大做文章，尤其是“批”春晚。春晚，到现在，已经是形式化的记忆了；而且是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很多情况下，看春晚，是回忆的一部分。
回忆没什么不好。特别是美好的回忆。
我爸就特别中意1990年的“马年春晚”，到现在也每每都拿出来跟现在的春晚比较。不管因为什么，老人家的记忆里，都有个“完美”的“马年春晚”，好过没有吧。
同理——能有些美好或者接近美好的什么，可以拿来回忆，总好过没什么可回忆的吧。
还有放鞭炮。推而广之，也可以叫“燃放烟花爆竹”。
现在，因为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问题吧，很多地方，都有限制。北京是“五环以内”不允许。其实不很必要。就拿北京为例，几千万人的城市，一下子走了一大半，差不多万人空巷了，上百万辆汽车静静趴着或者离开了，放点儿烟花爆竹，真说不上能增添多少污染。
可这是我认为。我不是“有关部门”；所以怎么认为，也就是自说自话，作不得数。好在，还能到“五环及以外”听到、看到，不然，燃放烟花爆竹，就彻底成“回忆”了。
很多人我们这一代及再早些的烟民都说，自己抽上烟，是从小时候燃放烟花爆竹开始的；说那时候，大人给半截燃着的香烟，让拿着点烟花爆竹，怕灭了，就吸两口，于是……
要是谁也跟你这么说，不要信ta！不是说ta在骗你，而是ta真的“记错了”——即便是在“那时候”，也有“芭阑香”的。就是那种尺把长、有点儿粗（比现在流行的细支香烟再细一圈，比一般的卫生香粗不老少）、带着细细的木质把柄、一旦点燃只须不时吹吹就能保持不灭的那种香，一盒二三十支（也有12支的），肯定不比普通香烟贵，却差不多能“坚持”整个一个“年”不用担心没东西去点烟花爆竹。
有钱买鞭炮，就肯定买得起“芭阑香”。小时候我妈最多只给我和弟弟买一包一百响的“小鞭儿”，也会备一盒芭阑香的。
拿半截燃着的香烟点烟花爆竹的孩子，多半是跟着抽烟的大人一起。抽烟的大人，通常会把手里半截燃着的香烟递给孩子去点鞭炮，正如通常他们也决不会允许孩子趁机抽一口。一口都不许！我们这一代及再早些的烟民，差不多有一个算一个，抽上烟，都是背着大人的。
大人，不仅仅只是家里的长辈，也包括邻居。我们抽上烟，基本来讲，跟燃放烟花爆竹，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虽然，关于燃放烟花爆竹，我的记忆很粗浅，但这一点，还是能肯定的。
之所以关于燃放烟花爆竹的记忆“粗浅”，是因为三个原因：
一，小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的确也就限于一百响“小鞭儿”。
二，小时候，住临街，开门就是车水马龙那种，就是一百响小鞭儿，也怕出事故。
三，小时候，我们家马路对面有个“对外友协”相关的什么单位，早前我还没出生的时候，曾经是叫“中苏友好馆”，故而邻居们和家里大人，都习惯称其为“友好馆”，“友好馆”的工作人员，会在他们相对宽阔的门前，大肆燃放烟花爆竹；若不追求亲自燃放的快感，只求“视觉听觉”，简直就不用自己动手、花钱，光听着看着他们的，就够够的了。我敢打赌，肯定不是所有孩子的自家马路对面，都有这么样的一个单位。
因为“友好馆”，关于烟花爆竹，我的“燃放”记忆虽“粗浅”，但欣赏的记忆，却很深刻，深刻到多少年后，还保持着浓厚的观赏别人燃放烟花爆竹的兴趣。
再度拾起燃放烟花爆竹，是有了孩子之后。
虽然是个女孩子，可我还是想让她享受燃放烟花爆竹的乐趣。带着小小的她，穿戴整齐下楼、出门，燃起芭阑香，让小小的她，自己点燃我们长大很后来才有的一种很安全的冷烟花，再抱着或者让她骑在肩头，看别人燃放；告诉她，放鞭炮、燃烟花，是咱中国人的一种独特仪式……
讲述着，听着、看着，年就到了。一年又一年的，小小的她，就长大了，早对拿着芭阑香燃放冷烟花没了兴趣。正好北京又“禁放”了（北京1995年始“禁放”，后来忘了是哪一年，又开放了，后来再度“禁放”，至今），也不用处心积虑去采购了；对于长大了的孩子，一桌像样的年夜饭和“够分量”的几个红包，就完全覆盖“禁放”的缺憾。
也许以后很多年，关于“年”的回忆，会加入“防疫”的元素。因为据说，新冠病毒，将“伴随”人类很久，久到成为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生活的一部分。
更有说，由于新冠病毒的来袭和频繁、持久来袭，人类的生活方式，将发生诸多变化，其中有些，还相当重大。或许，那些相当重大的变化里，也包括过年吧。咱的热热闹闹、红红火火、鞭炮震响、烟花满天、有春晚和饺子以及春运的——中国年。
过去，常跟朋友和家人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能挡住中国人过年。全世界华人（甚至包括华裔），都会在中国时间（北京时间）除夕和“大年初一”交叠的那个时刻，大肆庆贺一番；说早先，有些国家还对此介意，后来就也都包容了，甚至跟着凑热闹，更甚至很多公司、机构，也在“中国年”这一天放假、促销，大把“老外”也会抱拳用中国话说“过年好”……
过年好——多么温情的三个字啊。说惯了，不觉得。细细品，其间是有着多少祈愿啊。
祈愿未来。祈愿幸福安康。祈愿更多、更丰富、更美好的，关于过年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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