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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的电视说明文450字以上(写电视的说明文450字)

我家的电视说明文450字以上(写电视的说明文450字)

更新时间:2022-03-09 10:36:35

【编者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近日澎湃新闻寻访多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在农村学校从事教育工作且长期致力于农村教育事业,被称为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这些老教师始终坚守着教书育人的初心,在基层教育领域不断开拓,他们的精神也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

70年之间,当细细密密的白发从头顶窜出,89岁的张民信感觉到周遭在迭代变换——教过数年的村小拆了,学生们一批批搬进中心小学;教室里学生老师成倍增加,再也不用“包班上课”……

最让他欣喜的是,退休40年,与学生们的关系依然如旧。在客厅外的门廊上,张民信特意把一幅学生送的字画悬在显眼处。他心里乐滋滋,明年90岁的生日,孩子们又要回来聚一场。

张民信珍藏的老照片。本文图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廖瑾 图

“独苗一根”走上从教路

老屋墙壁上的灯泛着微黄的光,张民信从抽屉里摸出一个鼓鼓包包的大信封,又小心翼翼地从大信封中托出几个中等大小的信封,打开,一张张大大小小的照片在盖着玻璃的四角桌上铺开。

其中有学生毕业后当海军寄来的,有学生离校后从毕业证上抠下来给张民信作纪念的,还有许许多多黑白、剪着花边的教师集体照。张民信呵护珍藏,几十年过去竟没有一张起霉斑。

1930年的夏末秋初,张民信出生于山东省昌乐县一户农村家庭,因为是家里的“独苗一根”,父母把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他身上。虽然家庭不富裕,但一直让张民信有书念,争取以后“有条出路”。

解放初期,基础教育普及迅速,师资极度匮乏,张民信在父母的嘱托下,考上山东省坊子师范师资速成班,7个月之后就实习上岗,先后在昌潍特区潍县、渤海行署清河专区寿光县任小学教师,后转至临淄二中、昌乐八中、高家阳阜联中任中学教师,直至1976年因病退休。

记忆中,学校里永远缺老师。在西方吕小学的时候,张民信同时教一年级和三年级。

“两个年级的孩子放在一个班,教完一年级布置上作业,再教另外一边的三年级,三年级教完,布置上练习题又回来教一年级。”张民信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回忆道。

到上口完小,因为学校没有音体美老师,本来教语文的他,又硬着头皮,兼顾着学校的音乐、体育、美术。

当年,基层教育缺老师的情况全国都是如此。根据1951年一次全国师范教育会议的估算,从1951年到1955年,全国需要的小学教师100万,工农教师15至20万,中等学校教师13万。

但张民信焦虑的并不是缺老师。

“我觉得我耽误了学生。”张民信说,当时教课没什么可遵循的教学法,都是自己摸索授课,老师上面讲、学生下面听的“满堂灌式”讲课方法居多,“不像现在要跟学生互动,启发式教学”。

1953年暑假,因加速普及基础教育,教育上的“急功冒进”有所显现。张民信觉得,“戴帽儿”实验更是亏待了学生。

“那一年,张各庄初小(只有低年级)按照上级指示要‘戴帽儿’,招高级班,一年半毕业考初中,把我调过去。”学校缺老师,校长负责政治,张民信就负责语文和数学,虽然尽了力,“但最后考上初中的一个也没有,那一段弄得不好受”。

他直到现在都还记得,一个叫张发英的孩子,长得黑乎乎,很聪明,政治条件很好,为人也正派,但“就是因为教学条件不好,没上正式的完小耽误了”。

1955年,寿光县纪台完小全体教师合影。(第二排右二为张民信)

中学任教:自创办法专治学生无目的写作

东北师范大学史小禹2009年的硕士论文《建国后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师资发展研究》指出,在1956年后的十年里,我国农村教育进入曲折探索时期。其间,我国政府为了能及时满足基础教育师资的庞大需求而不得不采取破格升级的办法,出现了师范学院培养高等学校师资、师范专科培养高中师资、中师培养初中师资。

在破格升级中,张民信也被选拔成为县中学教师的后备力量,与全县四五十名小学教师集中到济南山东省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学习。

“我后来在中学的所有本事都是在济南学的。”张民信告诉澎湃新闻记者,进修学校教了凯洛夫教育学,又正逢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汉语拼音方案,语文分科等时间节点,自己学了十几门课,包括古典文学、现代文学、文学史、语法、汉语拼音等。

“现蒸热卖”,半年之后,张民信先后到新建的临淄二中和昌乐八中上岗。

“以前教小学的时候,只是教不育,对学生关心少,到了中学之后,比以前更关注学生了。”张民信自我评价。

乡下都是土路,在田埂间一日日地行走,张民信愣是把对每个学生的家访都做了一遍,几个险些因贫失学的学生都是在走访中被“拉回“学校。

他也很看重学生写作,最忌讳的是“形式主义”“喊口号”。

“《第比利斯的地下印刷所》讲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印刷所转移到地下去隐蔽起来。那篇课文是篇说明文,主要是教导学生空间位置,在教完那篇课文后,我布置了作文,让学生写《从学校到我家》。”张民信说,“唯一的要求是写好后,我不用问人,拿着这篇作文就能到你家里去做家访。”

“这就是治以前学生无目的写作的问题。”张民信像当年讲课一样,竖起一根指头,咂咂嘴说。

1966年,张民信在昌乐八中与乒乓球队合影。(第三排左一为张民信)

退休后与学生关系亲近

在昌乐八中的最后几年里,张民信常常陷入失眠,神经衰弱,后转至高家阳阜联中直至1976年退休。两年后,他的大儿子张星火在同一所中学接班。

在学生眼中,张民信是管得严、“治顽疾”的张老师;在张星火眼中,他是一位虽因工作忙碌不常回家,但家教严格的父亲。

“小时候跟弟弟皮是皮,但不敢跟外面的孩子打架,一打架,不管谁对谁错,父亲回来就是一顿揍。”张星火回忆起当初父亲拍在他脸上的一巴掌,咧嘴笑了笑。

但即便是严厉,张星火说,父亲跟学生们却亲得很,“每年春节或是一些节假日,他的学生都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知道张老师喜欢字画,就送上诗词一首,还有成为书画家的学生专门写了一副百寿图,在张民信生日之际送达。

张民信的孙女张燕在《开拓者的足迹——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口述史》中写道:爷爷是靠读书谋生路的贫苦少年,是在异乡奋力工作的男性,是无法膝下尽孝的儿子,是两地分居的丈夫,是长期缺位的父亲,是刚硬倔直到内伤的好人。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口述史中心编著的《开拓者的足迹——新中国第一代乡村教师口述史》首先关注了这一教师群体,感谢他们对该系列报道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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