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豫南宛东的一个平原村庄，本人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有记忆的成长期主要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孩童时代记忆最深刻的事情莫过于过年了。那串儿时最美好的回忆仍在飘散着美美的馨香的年味儿。
每年交腊月，也就进入了一年中天气最寒冷的季节，过年的味道就逐渐显现出来了。
腊八前后，生产队就在队部院子里或者有活动场地的树林空地上，用土坯盘起一个大灶台、支上一口大铁锅，选择一个天气晴朗的无风日子，开始为每家每户下粉条。
各家把家中的红薯粉面拿到现场，排号轮流由队里组织好的几名专业人员制作。大锅下面灶膛里烧起劈柴（木头棒子）火、把一满锅清水烧沸腾用于煮粉条。
大锅旁放有盛满冷水的大钧斗缸（河南禹州神垕出产的一种加厚内壁上釉粗瓷缸）或大肚青瓦缸，用于冷却过滤煮熟的粉条。
大锅旁边支有浅帮阔口小钧斗缸，用于调和红薯粉面形成稀稠适宜的软面团，两到三名壮劳力在整个下粉条过程中都站在这个缸边、把一只手插入缸中不停地杵动，以防止软面团凝固。一个人负责从面团缸里掐出一定量的面团，放入粉匠手中所持的粉瓢里，这个量正好把粉瓢装满，也是“一秆儿粉条”的用量。
粉瓢上钻满均匀的小圆孔，粉匠左手端瓢，照准锅里沸腾水的上方，用右拳头连续不断地用力捶打瓢的边缘，使稀稠有度的面团从瓢的孔中均匀漏下，进入翻滚的热水中。
锅旁另外一个人手持长筷、大笊蓠，待粉条煮熟后捞出，放入旁边的大冷水缸中过滤。冷水缸旁有专人负责在缸里下手将冷却过滤后的粉条盘成绺子、出水，用一根事先准备好的木棍或桃秆（高梁秸秆）棍从绺子中间穿入，挂在栓在两棵树中间的绳子上，用手将粉条拨拉均匀，这叫“一杆儿粉条”。
一杆儿粉条大约宽四十公分左右，长五十公分左右，厚三至五层。挂在绳子上的粉条当晚就会上冻，第二天太阳出来再解冻，解冻后人工将粉条拨拉开，使粉条根根单独、松散、不粘连，风干后及时收起。如果当天粉条不干，不能再次被冻，再次被冻粉条品质、颜色都会大打折扣。
当年生产队各家各户都会在这个时候下粉条，小孩子也会在这个时候趁机吃上几根粉条，或者向大人讨要一个小面团，让烧火人在火里烧一个“鼓倔疙瘩”分着吃。
腊月初八，无论家庭贫富，都要熬一锅腊八粥吃，按照老年人的说法，腊八粥一吃，人就迷糊了，过年就不像平时那么“肯苦（节俭）”了。
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喝豆腐汤、吃火烧，当时农民家中哪有什么鏊子、电饼铛，都是用发酵过的面团在柴火锅上稍微炕一下，然后上笼蒸熟吃。缺粮户家庭往往吃不起纯白面火烧，在红薯面中掺入一部分白面发酵后制作火烧。
过了二十三开始赶年集，俗语道：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买肉），二十七、杀灶鸡，二十八、贴花画（春联），二十九、去灌酒（买酒），三十、捏鼻（包饺子），初一、弓脊（祭祖磕头）。
家乡附近集市青台街是双日逢集，过了腊八就是天天逢集。为了度过年关，大部分缺粮户人家都在盘算着如何筹措年节基本的支出费用，自己可以不吃或者少吃肉、白馍，但必须准备节日来家中走亲戚的亲人中午的一顿招待所需，需要准备好亲戚家所带小孩子的“压腰钱（压岁钱）”和近族中当年新娶新媳妇的“压腰钱”。
一般会卖鸡、卖鸭、卖柴草、卖菜、卖树，甚至会忍痛卖掉一些本不够吃的粮食，以求度过年关。
年集的热闹，大多混杂着这些缺粮户急切交易换钱的期待和无奈。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年集主要是采购一些必需的猪肉、鱼、礼品、红纸、火纸、鞭炮等年货。
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会为每个家庭成员购置新衣服、新鞋帽，为妇女和小孩子扯几尺花布做件花衣裳，条件差一点的家庭一般也要尽量为小孩子添点新东西，以图新年添新。年节农民到食品站买肉是买不到肥肉的，当年有句顺口溜：“乡里老怨（老实人）去割肉，不是臀尖是槽头”，肚肋条、“板子油（猪腹部脂肪层）”都让有头有脸的“光棍人”买去了，老实巴交的农民只能买一点瘦肉吃。
春联都是买红纸自己写或请人写，内容多以政治口号和毛主席诗词内容居多：“阶级斗争永不忘、主席教导记心上，”“反帝反修闹革命、誓让全球一片红”，“破四旧易风易俗、树新风不忘党恩”，“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等等。
当年农村有贴上春联的家庭不能入户要账的风俗习惯，否则与人与己不利，一些欠账多的人家会早早把春联贴上，以回避讨债，让自己过个安稳年。
逢过年国家会通过供销社系统设在各大队的代销点给农民分配一些日常必需的紧俏商品，按人头每人分配几两或一斤多一点的灯用煤油、几盒火柴，这两种商品家家离不了，但每年春节前分配的几盒或若干根白河桥牌香烟意义就不同了。
白河桥牌香烟是当时的南阳卷烟厂生产，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一毛二分钱一包，七十年代涨到两毛三分钱一包，好抽又便宜，在南阳地域范围内享有盛名，一直是紧俏商品，只有干部和乡里的光棍们才能买得到。抽白河桥香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比现在有钱人喝茅台、抽软中华还要光彩体面。
老农民吸不起香烟，都是随身装着、背着旱烟袋锅抽烟片末儿，只有家有喜事，说媒、见面、定亲、结婚时才会托人买上一些，以显示家庭的背景和人脉。
南阳红、南阳绿牌香烟虽然比白河桥牌贵，但那是“眼子烟”，当年甚至有个别家庭为买不来白河桥牌香烟招待女方而悔亲的极端事件发生。所以春节给每个家庭分配一些白河桥牌香烟用于招待客人，也体现了当时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关爱。
腊月二十九、三十除夕夜前，每个家庭都要完成三项小孩子最期盼、最高兴的家务劳动：
一是蒸馒头，馒头出锅后大人会让平时很少能吃到白馍的小孩子吃上一块白馍；
二是“过油（制作油炸食品）”，一部分缺粮户家庭一年中都难得沾得到腥荤，“过油”时小孩子在旁边总能吃到一两个“丸子（肉丸子）”或“莲菜夹子（莲藕片夹肉末）”；
三是包饺子，包饺子小孩子可以参与其中，帮大人拿“片儿”，在奔忙中充满期盼地观察着即将到嘴的美食。
“过油”时忌讳小孩子多嘴多话，忌讳说“口渴”，所以一些女主人往往在晚饭后小孩子睡着了，才开始点火下油从事这项家务劳动。
按照当年村里农家的习惯，大年三十、正月初一两天中午“熬菜（大烩菜）”，早、晚饺子。富裕一些的家庭大年初一到初五原则上不动刀切东西，以回避不吉利的“破东西”行为，节前准备的熟食要能够吃到正月初五，期望新的一年圆圆满满。
大年三十除夕夜要“熬年”。除夕晚上饺子煮熟后，首先夹几个放在碗里，由男主人端着到堂屋门口念叨几句，敬天、敬地、敬祖宗、敬灶王爷，然后把碗放在堂屋正当门的条几上，没有什么烧香、磕头的仪式。
吃罢饺子，在堂屋门坎的外侧放一根拦门棍，挡着一切妖魔邪气入侵，然后在正堂屋拢上一盆劈柴火，一家人围坐四周，东扯葫芦西扯瓢的拉家长，开始了一年一度的熬年守夜。
当年农村连收音机还没有普及，只有一部分家庭安装了有线广播，县广播站只在每天吃饭时间播出一个至一个半钟头的时政新闻、毛主席语录、样板戏，有时也会播出快板书和相声，电视春晚什么的还在爪哇国呢！对于一部分靠举债过年的缺粮户来说，年三十是没有闲情逸致熬年扯闲的，一般吃过晚饭就早早上床睡觉了。
初一早晨天还没有亮，村庄上就噼噼啪啪、此起彼伏地响起了鞭炮声。小孩子们大都早早起床，穿着新衣服朝着鞭炮声飞奔，在放过炮的人家门口拿着手电筒或自制的照明灯具疯抢着、拨拉着地上的炮纸，寻找没有爆炸的鞭炮。
当年的鞭炮大多是手工炮，挼捻炮、哑炮比较多，孩子们在争抢炮的过程中还常常发生争执，抢炮时炸着手、炸烂棉袄口袋的事时常发生。放炮东家也常常看着孩子们欢笑地喊着“这家有”、“这一个”、“又一个”而乐不自禁，如果孩子们找不到炮喊出“这家没有”、“没什啥儿”时，东家会认为不吉利驱赶孩子们：“走!走!走！”
初一上午两件事：一是当年新娶进门的新媳妇，要由丈夫和本族的当事外场人带领，到没有出“五伏”的本族各家去拜年，各家会根据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感情厚薄给新媳妇2至5元不等的压岁钱;
二是男当家人会用一张面值最大的人民币将年前集市上买来的“火（草）纸”分摞双面齐排打过、发开，带上家中的男孩子和鞭炮、供品，去祖上先辈坟茔祭祀，叫“上坟”，以缅怀对先辈亲人的追思。
田野上、麦田里，各簇坟茔上青烟袅袅，鞭炮声此起彼伏，祭奠先人的孝文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传承了数千年。
我家由于本族族谱记载直系先祖中七世老祖母一辈子吃斋念佛，后辈为纪念这位老祖母留下规矩，每年大年初一全族后人不吃腥荤。应该是长眠地下的先辈也需要遵守这个规矩吧，所以村子西墁（当地村民对村庄区域划分的叫法）和小园村李姓族人一直是年三十下午上坟祭祖，这样可以带上一些肉类祭品。
正月初二开始走亲戚，走亲戚先后次序遵循“先新后旧、先近后远”的原则，新旧按辈份高低划分，远近按血缘关系划分。
当年的自行车在农村还是非常贵重的交通工具，会骑的人不多，只有在外国家工作人员和少数富裕家庭有，如果年轻人为了体面或路程远想借用，应该类似于现在出门借别人一辆大奔和宝马7系吧！所以走亲戚的交通工具都是“地奔（步行）”，孩子多的年轻夫妻用架子车（人力车）拉着孩子和礼品回娘家，自家没有时也需要年前与有架子车的人家说定。
大年初二是闺女回娘家的日子，年轻媳妇拖家带口的回娘家，老姑娘（结婚多年的女人）一般派儿子女儿去看望娘家人。当年新嫁出去闺女的人家，这一天要“待新客（女婿）”，也叫新女婿“认亲”。
可能是历史沿袭“父母作主、媒妁之命的”缘故，正月初二之前新女婿对岳父家及其族人的详细情况是不太了解的，所以这一天岳父家要摆“整场（四个凉菜、八道热菜、两种甜品、六道浑汤、两道甜汤，最后四个坐底碗菜、一篮子白面馒头）” 宴席，招待闺女出嫁时“添箱（送礼）”的本村近族和直系亲戚，让新女婿“认亲”。
“认亲”当天，绝大部分人家都要千方百计地给儿子弄一辆自行车带上新媳妇去“认亲”，最差的也要弄辆“老黑驴（旧自行车）”，如果新女婿不会骑，推着也要推到老岳父家。如果没有骑个“带响的（当年村民对自行车的叫法）”，会被村上人背地里嘲笑为“象个溜鸡贼（偷鸡贼）”。哪像当今女儿出嫁，娘家几天后、甚至当天就“待新客”了。
三去老舅家，这一天儿子辈已经结婚的人家要去母亲的娘家走亲戚。初四到初六，去姑家、姨家、表亲家、干亲家（干爹、干娘）或者一些“过来往”地“换帖弟兄（结拜兄弟）”家走亲戚。
春节走亲戚时所带的礼品也有一定的讲究。新女婿给岳父家带的礼品至少是“八色礼（八种食品）”，其中必须有六斤以上、带有四根以上肋骨和“板子油”的猪肋条肉，称作“联方”，其他女方近族根据新女婿家庭经济实力和重视程度可以是“八色礼”，也可以少一点，但每家的礼品中必须有三斤以上、带有两根以上肋骨和“板子油”的猪肋条肉，称作“礼条”，品种必须是双数，拿单数被视为“大不敬”。可能是为了让新媳妇娘家统筹春节年货的购置，这些礼品必须在年前腊月三十之前送过去，正月初二“认亲”时只需要象征性地带一点礼品即可。
闺女回娘家、去老舅家、干儿子看干大（干爹）干娘，必须有“礼条”这一品种，搭配一缕粉条和“果盒“等其它礼品，少数富裕一点的家庭走这几种亲戚时也会把“礼条”换作“联方”。“礼条”和“联方”，与当年的“白河桥”香烟作用一样，你拿个猪臀尖或猪槽头，重量和花钱可能要多，但同样会受到嘲笑。
走其他亲戚拿的礼品品种随意，可轻可重，感情深、比较重要的亲戚也可以拿“礼条”和“联方”，但绝大部分是拿“果盒”和“糖包”。果盒是厚硬粗黄纸制作的长方体掀盖盒子，里面一般装有饼干和江米条，人称“呼啦啦”。
有的家庭为了既装满盒子、又降低果盒的成本，会买一些米花板（用糖稀粘合爆大米花冷却后刀切而成）、或除夕前“过油”时自己油炸一些糖角装进去。果盒都是用“纸经子（绳）”横竖十字道捆绑，盒盖上附有一张印有吉祥图案和祝福语的“红贴”封纸。
由于盒盖一侧可以轻轻掀起，被派出独立执行走亲戚任务的小孩子常常会掀开上面的两个角偷吃里面的东西解馋，而大部分家庭还等着亲戚送来的果盒再走亲戚呢！所以果盒里的东西会越走越少，拿起来呼啦作响，可能这就是“果盒”叫作“呼啦啦”的来历。
“糖包”是用比较厚的黄草纸包装的白糖或红糖，标准重量一斤，形状类似底部为长方形的棱锥，用纸经子捆绑，顶尖部夹有一张二指宽的红纸条以示过年的喜庆。普通家庭走亲戚一般都是一个果盒、一个糖包。条件好一些的家庭，礼品会重一些。
条件差一些的家庭，或老亲（爷奶一辈的亲戚）中一门亲戚户数太多，一般只拿一个果盒。
走亲戚中午吃完饭回家时亲戚家还要“回礼”，回的礼一般是年前过油时炸的“麻叶”，大方一点的人家也会回半包、一包“果盒”或一个“糖包”。
带着小孩子走亲戚俗称“吃勾礼”，亲戚要给小孩子“压腰钱”，一般二毛至一元不等，这要看亲戚家的经济实力和关系的远近厚薄。亲戚一般到初六都走完了，那年代农村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又没有冰箱存储食物，谁家也不会准备太多的东西等着招待客人，有句顺口溜说得好：亲戚走到初七、八，也没豆腐也没渣。
初六大开市，吃早饭时放一挂鞭炮，吃罢早饭把屋里累积了五天的垃圾扔在粪坑里，以后的日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禁忌了。农村流传的“初七捏老鼠嘴，初八不能动剪子”等正月十五前天天有禁忌的规矩，可能是解放前地主人家过日子的讲究吧！
在正月初二到初六这五天走亲戚过程中，三种人最忙，一类人最兴奋。
最忙的三种人是：走村穿户的“货郎担”、在村口路边卖甘蔗的人和忙着去各家各户“送时候”的人，最兴奋的一类人是小孩子。小孩子在走亲戚的过程中，每天都会有“压腰钱（压岁钱）”收入，经济有了“自主权”，首先想到的就是满足自己平时眼馋的口福，解馋的时候往往就是在走亲戚回家的路上。大部分村庄的村口都支有本地出产的细甘蔗（南方的黑甘蔗流通到北方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了）捆，吸引着旁边路上口袋里装有钱的小孩子。
在过往村庄游乡的“货郎担”看到路过的小孩子，总会卖力地把手中的“拨郎鼓”摇的震天响，吸引小孩子过去买东西。所以，中午到手的“压腰钱”很快就会变成糖豆、“花喜糖（用糖稀粘爆大米花做成的类似乒乓球状食物）”、甘蔗等美食进入口中了。
有节制的小孩子既享受了美味，到家后上交余额还可能受到表扬。无把握的小孩子钱花多了、甚至花完了，轻则批评教育后保证“永不再犯”，严重时可能会受到脾气暴躁家长的一顿体罚。
另一个忙碌的人就是去各家各户“送时候”的人，所送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张巴掌大的小红纸或小绿纸，上面印着一个猴子图案，两边分别五个字：“时猴到门前”，“四季保平安”。
图案和字是预先用木块、肥皂、萝卜或红薯切出一个平面，人工在上面刻出来，再蘸印色盖在纸上面的，成本很低。每到一户，“送时候”的人用自带的浆糊把纸片贴在人家门口，口中高声喊道：“时候到门前，四季保平安！”
在当地人的文化传承中，“时候”是一个吉祥的概念，“走时候”就是“走好运气”，当地形容一个人运气好，常常说“时候来了不由人，风吹草帽扣鹌鹑”，所以春节有人到家中“送时候”就是“送好运气”，任何一家都不会拒绝，拒绝就预示着拒绝一年的好运气。
家庭条件好的人家会拿出一点钱送给“送时候”的人，少则一至五毛，多则一块，没钱的人家也要忍痛在自家不多的馍篓里摸出一个白馍送给“送时候”的人，最次也是一个“花卷馍”。每年初六过后，各家门口墙壁上都有红红绿绿的一片“时候”。
“送时候”的人，大多是有点文化的落魄人，不然他也不会刻这一块印章啊！实际上是当年一种稍微体面的讨饭形式。等到了正月十五，偶尔还会有“送时候”的人登门，但运气就不像初二到初六那么好了，一部分人家会拒绝出门接待，因为家中实在没有可以拿出的赠送之物了。
正月十五，中午一顿“熬（烩）菜”，晚上一挂小鞭炮、一顿饺子，十五就算过完了，那年月当地农民日常食物品种非常简单，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汤圆、元宵，所以当地人当年也不知道正月十五是什么元宵节、灯节。
正月十五晚饭后，年轻人、小孩子把平时收集扫地用秃的笤帚头（高梁穗的副产品捆扎而成）用绳子栓起来，笤帚头上蘸一些煤油、柴油，到村头空场或麦地里，用火柴点燃后抓紧绳子一端用力、尽情甩动，当地人把这项活动叫“揉（做圆周性抛甩运动）刷子箍朵”。
正月十五的夜幕中，每个村庄周边和田野里，火环、火龙翻飞，划出一片片耀眼的火花，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火舌飞舞，煞是好看，这也是老百姓在物质匮乏年代因陋就简、俭中取乐、饶有兴趣的文化娱乐活动吧！把前一年用秃的笤帚头都烧掉化为灰烬了，这个年，是真的过完了。
儿时家乡的年味，在今天渐渐发生变化，但年的意蕴不会改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代代传承，我想过年的味道只会越来越浓，而那份岁月中儿时的年味就如一坛陈年的老酒，又香又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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