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幽灵，一个娱乐主义的幽灵正在世界上空飘荡。
娱乐早已不再是一种具体的活动，而是一种倾向、一种解读思路、一种生活姿态。既然是一种倾向和姿态，那么它已不再受任何场域或平台的限制。迄今为止，这种姿态几乎可以应用在所有场合中。
这时，如果我们仍仅仅把研究局限在社会学层面，那么我们和电视时代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娱乐不是一种社会现象甚或产业，它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它必须进入哲思领域。
什么是娱乐？
所谓娱乐就是对意义的淡化和消解。
理性总是试图为世界编织一个意义之网，让荒芜的世界显得有秩序起来。然后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活动也放置在有意义的位置，以使其变得值得理解或可以理解。
但是我们总有一些行为在理性之外，当然也在意义之外。
我是如何认识到这一点的呢？
多年前一个午后，我因为病痛不得不请假去医院，开好药后急匆匆的赶回学校，因为耽误了事情感到懊恼，一边赶路一边计算这一个小时的损失。远处传来笑闹声——两个三四岁的小孩子，他们在塑料袋里装了一个小石子，打上结，奋力往天空抛，比赛看谁扔的高——其实根本就没有像样的竞争，没有任何积分规则，没有任何行动效果反馈，一遍又一遍轮换着捡起来扔上去、捡起来扔上去。
我震惊地站在旁边看了很长时间，直到墙上的阳光由白色变成金黄色。
整整一下午时间，竟然就这样被消耗掉了，这是任何一种理性所不容许的——它没有任何意义。
这是一种典型的娱乐活动（我们称之为“游戏”）。其典型性就在于它不带丝毫意义（甚至不是为了锻炼身体）。
任何一种活动，其所附着的意义越少，娱乐性就越强。
理性不容忍娱乐，但却能理解娱乐，接下来我试图理解娱乐的精神动因。
娱乐是意义的淡化，那么娱乐精神就是一种对意义的拒斥性姿态。
注意，我们首先应该在这一姿态中看到一种解放性的冲动，它含有对权威的“和平否定”。
权威的存在本来就是不合理的。在人类历史上，有些权威曾经依靠先天的优越身份和职位获得，但现在他们已经难以为继了。但是还有一些权威是靠以往的成功或其他领域的成功来为自己背书的。这些权威的形成不是靠经验或理性的直接证明，而是靠不在场的功业实现间接支撑的，它利用了群众的懒惰和盲目。
真正的权威包括价值权威和知识权威（通过恐吓和威胁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不是权威，只能叫实力优势）。不论哪一类，它们都垄断了思考的权利，声称能够提供唯一正确的言行方式。现时代中国社会中大到对边缘人群的批判、对异己言论的批判；小到“绅士淑女”的要求；“经典必读书目”的要求，这些都体现了权威对生活标准的垄断。
对言行标准的垄断实际上是对意义的垄断，它完全不尊重个人选择和个人好恶，将很多事务简单划出对错之分。
这些权威并不来自一个残暴的政府，更多的是来自于长辈、亲人。
年轻一代既要捍卫自己的个性，又要将斗争控制在温和的程度上。娱乐精神所带有的戏谑性调侃和解构就成了他们“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最趁手的武器。
“恶搞”行为最常见的对象往往是那些经典作品，它们是宏大叙事的代言人，是意义的权威形象。
网络语言的盛行体现了对官方叙事的反叛，这种语言缩略的程度类似暗语，其更新速度强到似乎想摆脱什么东西，如果真是这样，它要摆脱的就是来自成人世界“权威”的追捕。这无疑是新时代的白话文运动。只不过后者的目的是代替旧语言，带有很强的革命性；而前者并不想推翻什么，它只是想构建一个识别性超强的、滚动的文化社区，这个社区不容忍强大的话语权——这是一个平权社区。
除了对权威的和平反抗之外，我们还要在娱乐精神中看到对生活压力的免疫性反抗。
在小说《白鹿原》中，白嘉轩是一个正直的、不苟言笑的人，他对黑娃一家恩重如山，但是做了土匪的黑娃却要把他的腰打断，因为觉得白嘉轩的“腰杆太直了”。
理性为世界提供秩序和重量，但一个意义饱满的世界却显得过于肃穆、过于沉重。它不允许出现漫无目的的、轻佻或戏谑的事情。但一件事情带有过于明确的意义时，目标性、功利性使其成为一个任务，和执行人也产生了疏离感。
意义并不是存在的支柱，无意义才是存在不可获取的部分。原因很简单，在原始时代，我们尚未产生关于意义的自觉意识，直到距今2000多年的轴心时代，我们才开始为世界标记意义——先有存在，然后有意义。
压力的本质并不是疲倦感，而是由意义导致的个人与世界的距离感。
为什么我们会在忙碌一天后的深夜里，顶着倦意毫无目的地刷手机？如果这个时候不玩手机甚至会产生对自己的亏欠感。
我们亏欠了自己什么？亏欠了与自我相处的时间，亏欠了与自我的亲近和互动。这一整天，我们将自己出卖给了外部的意义世界，而意义承诺的东西永远与自我保持距离，这种距离就是压力的泉眼。
如果意义是一种病毒，那么无意义的娱乐就是对外在意义和压力的自我免疫，是一种对生活意义的稀释，我们的精神机体依然保留着原始祖先对空白的执着，仍然会时不时地产生对文明社会“意义”的排异反应。
娱乐精神通过对意义的削弱和调侃，暗示这些意义其实并没有那么必不可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娱乐精神才是清醒（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诗所言“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意义本来就是一种人造情境，它是人类文明白手起家、从无到有构建起来的，一定程度的削弱甚至失落在大尺度时间范围内并不是一种损失——就像损失那些一开始并不属于你的财产一样。
其实我想说的第三点已经不再是娱乐精神所产生的精神动力，而是社会动力，但它几乎是造成以上两点精神动力的始作俑者，不讲清楚这一点，很难让读者相信：为什么直到现在，娱乐精神才开始在各种精神和社会事务中肆虐？
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模式，而是一整个社会动力机制。它通过市场有效地将人的欲望转化成社会前进的燃料，它不计后果地怂恿和扩大欲望，以加速自己的“进步”。
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人类对欲望充满了警惕，不管是复杂的道德伦理还是偏执的宗教热情，无一不以防备欲望为己任，为此不惜牺牲个体自由。
然而资本主义似乎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欲望不仅变得合法，甚至变得光荣，每个人都不讳言自己想要争抢和做“人上人”的欲望。在欲望的眼睛里，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被分成“应该被占有的”和“应该被舍弃的”两大类，而决定占有和舍弃的标准就是个人的利益。
所有事物都被贴上价签，待价而沽、等价交换，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民主化的过程。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传统社会竟然把意义分成三六九等，认为不同事业、不同知识的意义竟然有深浅之分，这是愚昧和教条的。
意义意味着独特性、不可替代性，不可替代就是不可通约、不可比对，最终必然形成“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等级世界。资本主义用金钱重估了所有意义，使得它们可以互相通约、互相比对，并被资本的眼光挑拣和掂量。从此再没有什么神圣性和独特性可言，也没有意义可言——资本主义对传统的祛魅，就是对意义的围剿。
既然无所谓庄重、无所谓深刻，所有的见识都是平等的，那么娱乐精神就可以对所有知识遗产开刀，嘲笑它们端正的姿态和故作高深的腔调。资本主义抽掉传统知识结构的根基，娱乐精神将它们打翻在地。
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娱乐只是感性对理性昙花一现的暴动，是天性对秩序注定徒劳的叛逃。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娱乐已经成为时代精神，是这个时代动力机制的衍生物，就像超级跑车发动机喷出来的尾气。
我们是吸着汽车尾气长大的一代人。
我们将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汽车尾气会不会对身体造成危害？第二，这辆汽车有没有人在驾驶，它还在我们的控制中吗？
第二个问题属于更大层面的问题，不是这篇文章的职能，我们可以就第一个问题展开探讨。
如上所述，商品化像病毒一样在各个领域蔓延，知识早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链，它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无不围绕着个人利益展开，娱乐精神使得知识进入生产与消费的经济领域。
对于生产方而言，知识作为产品，其价值并不在于其内涵的丰富性和深刻性，而在于“客户的体验感”，即大众的喜爱程度。他必须注重对知识商品的包装和口味加工，也就是增强知识的娱乐性，尽量降低知识的理解门槛。生产知识的人，他们不是启蒙家，不对舆论健康状况负责，他们要迎合大众，而不是引导大众，他们追求的是让大众忍不住为自己的产品买单，至于消费者会因此获取教益还是误入歧途，则不在他们考虑范围内。
至于消费方，我们也不必过于担心，他们当然知道知识是当不得真的，知识并不是使他受益的东西，而是使他“感到舒服”或“获得好处”的东西，他不是在学习，而是在消费（或投资），这一点他相当清醒。
传统社会追求的是“智慧”，而现代社会享用的是“信息”。
“智慧”这个概念本身包含有非功利的特征，推动我们追求智慧的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纯粹的好奇心。那是些杞人忧天、不切实际的问题，得到的答案难免玄虚、宏阔，最终也难免陷入形而上学的辩论泥潭中。
而信息社会根本不会发生辩论，真和假、对与错已经不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没有人去理会一个理论的真假，只计算它带给我们的利润，如果利润太低立刻下马——资本和真理不是一路人，这是一个超越真相的社会。这里没有庸人自扰的问题，只有脚踏实地、步履匆忙的商人。
在传统哲学家看来，理性应该是独立自由的，而现在，理性就像套上笼嘴的马，贡献自己的力气，朝着我们要求的方向往前跑。
如果说，娱乐时代中理性知识的功能转向利弊尚未可知，那么娱乐精神中包含的无政府主义苗头就明显值得深思了。
如上所述，娱乐精神拒斥意义，当然也就不承认差别，那么当然也就不承认历史的进步。在娱乐精神面前，人类文明史中大书特书的苦难和辉煌是恶搞和嘲讽的绝佳素材，民族精神谱系中的思想遗产更是它大展身手的好地方——娱乐精神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沃土。
娱乐精神来自于反对权威的解放冲动，但这毕竟是一种冲动，“反对权威”很容易发展为“反对原则”。权威是体现在社会等级上的身份压迫，它理应被蔑视。但是原则应该是每个人心中的秩序，在这其中，他有所崇尚有所鄙视，为言行提供指标和依据。娱乐精神不加区别的反对秩序，结果就是将社会秩序和个人准则一股脑儿抛掉。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思想-行为层面、个人-社会层面的无政府主义。
娱乐来自个性的解放和意义的民主化，散发着人性的光辉。但与此同时它不加检点的消费话题，却透露出另一种残忍。
现在，任何一则社会新闻都可以迅速娱乐化，甚至一场火灾、一件丑闻都可以被嘲笑、被恶搞，当事人无法参与并且反对无效。任何一个人的遭遇，不管多么悲惨，当被公众带着娱乐的放大镜围观之后，他就已经被物化成“创作”的素材（注意：他不是作者，而是素材，他没有版权，无处申诉）。
于是娱乐精神内部出现一个荒唐的背谬：它本是为了反抗权威，发扬个性而生，但现在却引发了对个体的伤害。
公共舆论本身就具有“多数暴政”的倾向，娱乐精神使其几乎成为必然。它根植于现代人的精神中，形成我们“尊重自我，漠视他人”的人格状况。
康德对绝对命令是这样表述的：“不论做什么，都要做到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准则永远同时能够成为一条普遍的立法原理”。
这个世界要想不成为欲望的垃圾堆和恶毒的取乐场，我们必须把康德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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