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至1931年，为沟通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中央交通局以闽西苏区的“工农通讯社”机要交通网为基础，建立了一条串联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汀-瑞金的中央红色交通线。不过，这条“苏维埃的血脉”“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因为党的隐蔽战线工作的高度机密和特殊性，有关文件和史料大多未能公开，所以一直鲜为人知。日前，在央视一套热播的电视剧《绝密使命》，就通过艺术化的呈现方式，将这段隐秘而又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铺展开来。
在1300多个日日夜夜里，中央红色交通线护送了200多位中央领导人和党的重要干部安全到达苏区，采购运送了6000多担物资，为上海党中央与中央苏区之间转运了大量我党我军重要文件和重要情报。一批批交通员为此历尽艰辛，用行动诠释了对党的忠诚和坚定信仰，用生命走出了一条路，一条中国共产党走向胜利的路。
◆“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1929年，朱毛红军入闽，开始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实践。然而，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屡次“会剿”和经济封锁，中央苏区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与党中央信息沟通不畅、物资供应困难以及干部紧缺等问题。因此，中央苏区十分渴望党中央的援助与指导。但是，要与其取得联系，并非易事。因为双方相隔千里之遥，再加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层层设卡，一封普通的书信往来就需要耗费两个月的时间，更不用说领导干部和重要物资的安全抵达。
于是，尽快开辟一条隐秘且安全的交通线就成为了摆在党中央和红四军毛泽东等领导人面前的紧急任务。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周恩来说过：“宁可放弃苏区一个县，也要办好交通线。”
1930年6月，毛泽东派遣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卢肇西前往党中央，请求建立从上海到赣南、闽西的秘密交通线。
1930年7月，中央军委成立交通总站，同年11月归并中央交通局。周恩来要求集中3个月从各省调集精兵强将开拓长江线、北方线、南方线三条交通线，打通连接党中央和各根据地的大动脉。在周恩来的秘密领导和直接指挥下，1931年3月，中央交通局以闽西工农通讯社及其机要交通网为基础，正式建立起由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闽西直达江西瑞金的交通线，即“华南交通线”，也就是被人们称之为“党的生命线”的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
◆最为险恶的交通站
中央红色交通线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为确保线路安全，周恩来数次来到汕头，身先士卒，亲自勘察线路，布点设站。1930年，中央交委在汕头市开设了中法药房，将其作为一个直属于中央交通局的重要交通站。按照周恩来的特别指示，这个药房务必要慎重使用，只有护送重要领导干部时才能启用，而且必须经过中央审定同意，才能在此住宿。
事实上，这条交通线初期有陆、水两条，陆路由上海-香港-汕头，走饶平黄冈到大埔东部苏区的枫朗和村，进入福建永定，经上杭、长汀抵达江西瑞金；当年，叶剑英就是经陆路进入中央苏区的。陆路建立后不久就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水路由上海-香港-汕头，汕头乘小火车至潮州，潮州乘船沿韩江至大埔三河坝，转汀江至茶阳，到青溪虎市汀江航运终点虎头沙，走山路经多宝坑、铁坑、伯公坳进入福建永定桃坑，经上杭、长汀到江西瑞金。
1931年初，这条由上海出发，经香港、汕头、大埔进入闽西，直达瑞金的秘密大动脉得以迅速打通。由于上海是当时的党中央所在地，这里的党员不但人数较多，而且地下斗争经验丰富。香港则在国民党的统治范围之外，因此，三个交通站中，汕头所处的环境最为险恶，也最容易出事。
为了确保交通线的安全畅通，中央交通局特地派出了精锐力量，来主持汕头站的工作。汕头站站长陈彭年是中共特科的资深成员，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做过包探，懂得黑社会的行话和行事作风，又在法国做过华工，并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对政策和理论的把握也有一套。陈彭年在汕头的公开身份，是一家上海电器行的老板。他身材高大，仪表堂堂，常常穿着一身笔挺的西服，往来于上海、香港、讪头和中央苏区。由于他具有超常的应变能力，因此在遇到意外事件时，总能有惊无险，轻松过关。
◆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建立后，主要负责接送来往中央领导、传递秘密文件和采购运送重要物资到中央苏区等任务。为保障上述工作在险恶环境中顺利完成，全体交通员创立了一套独特复杂而又行之有效的秘密工作方式。
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中央交通局局长吴德峰在交通线建立之初就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专门对秘密交通站的设立和运行进行了缜密安排。出于安全考虑，交通站工作的形式十分隐蔽，家庭、当铺、茶馆等都是其常用的掩护方式。传递情报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用密写药水将文件写于衬衫上，或印在字画、手绢以及线装书的反面。运送黄金、电台零件和药品等物资的方式也不一而足，交通员随身携带的纸伞杆、裤带，甚至手里的甜瓜瓤，都是其藏金之处。
执行护送任务时，交通员一般是两人一组，一前一后分别行动，前面的交通员负责探路，查明是否有危险，后面的交通员则与首长同行，保卫安全。一旦出现异常情况，前者会及时发送事前约定的危险信号，后者则进行紧急隐蔽。除此之外，交通员还根据所护送领导干部的自身条件，将其化装成回乡的华侨或做生意的商人，甚至是牧师和算命先生以作掩护。整个漫长的交通线上，一般每隔10到40公里，就会设置一个少则一人多则五人的小站，交替掩护。站点之间单线联系，任务交接时，事前约定时间地点，力求准时交接。
此外，选拔交通员的高标准也是保障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安全畅通的关键。在所有要求中，对党忠诚是第一位的。面临危险时，交通员必须保证信件、情报的绝对安全。其次，交通员要具备丰富的对敌工作经验，能够广交各界朋友，懂得各行“行话”，对形势了如指掌。同时还能以各种合法的身份或职业作掩护，以免引起敌人察觉。在各方努力下，中央红色秘密交通线真正成为了一条“摧不垮、打不掉的地下航线”。
◆链接|从延安到莫斯科的红色国际交通线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莫斯科之间存在着几条神秘的红色国际交通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与共产国际和苏联之间，通过这几条红色交通线进行着物资、人员和情报之间的往来。
第一条是1937年到1940年初的苏联-新疆-庆阳-延安的西北红色交通线。从1937年底起，苏联开始通过新疆这条秘密红色交通线路向中共提供各种援助。部分记载如下：“1937年12月21日，苏俄军车5辆，载纸张、白糖、步枪15箱、子弹31箱，交八路军办事处收转。”“1938年2月16日，有军车16辆，全系步枪、轻机关枪、炮弹、手榴弹等，另有通讯器材一车至迪化（乌鲁木齐）。”
第二条是1940年年底到1941年2月的蒙古-绥远的红色交通线。苏联红军的汽车兵依·戈·明卡对此交通线方面的回忆称：“我们接受了运送武器任务。这些武器是送给中国红军的，有机关枪、步枪、子弹、手榴弹以及飞机油。”
还有一条是1936年6月到1945年8月的延安-庆阳-固原-靖远-兰州-河西地区-乌鲁木齐-莫斯科通讯情报交通线。这是专门用于传递情报、文件和资料的绝密红色交通线，也被称为“第三国际路线”。（来源|读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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