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剧电影是上世纪80年代人们最喜闻乐见的电影类型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和审美文化的反光镜。
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在80年代喜剧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文本的分析，可以品读出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审美特征隐或显得印记。
从不协调状态下触发的笑，在笑声中传达主流意识形态加上张扬的歌颂与贬抑的讽刺，温情、乐观、昂扬的喜剧风格以及大众化的审美取向等方面，可看出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的审美特征。
喜剧电影说到底就是笑的艺术。那么，笑是怎么产生的？笑是人类的独特情感，只有人类才能产生具有审美意义的笑。在对喜剧的可笑性的研宄中，最局有说服力的和影响力的当属“不协调”概念，不协调是期待和落空之间的不协调，在我们的心理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两个阶段，期待和期待的落空。
柏拉图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就讨论过“可笑”的性质，他认所谓的可笑性就是“不认识自己”，换句话说，就是缺乏自知之明。
黑格尔运用辩证法来分析喜剧本质，他认为发生笑的本质特性在于“目的与手段”、“本质与现象”不协调发生的矛盾。
他认为：“喜剧所表现的只是实体性的假象，而其实是乖巧和卑鄙。”？他认为喜剧人物性格和目的与本身实际情况的不统一，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来喜剧性。
人作为审美主体，当审美客体呈现出某种不协调状态的时候，就会引起人类发笑。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在这里作为审美客体，触发笑的不和谐状态可能是目的与效果、动机与手段、人物性格、语言的不协调。事物本身和人们之间所期待的背驰程度越大，荒诞可笑性就越强。
“不协调”因素在受众的心理上发挥作用，同观众的认知产生反应，激发观众的心理的笑的机能。
例如喜剧人物在追求某一目的时，他的目的缺乏实体性内容，却煞有介事地全力以赴地去实现这个目标，造成形式和内容的不统一，从而产生一种滑稽的、荒谬的喜剧效果。
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在多处展现了笑是在这种不协调状态下产生的。如影片《赵钱孙李》中，李万乐的弟弟李万平就是一个典型人物。李万平怯懦赖皮、游手好闲，厢情愿爱上了春梅，以为春梅倾心于自己，这让想让大队长“姓李”的李家窃喜，李家想将权势揽在自己手中，还企图夺取别人的财产，想钱、权两不误。
李万平为表明心意将纱巾送给春梅，没想到到头来却闹了笑话，在众人面前出了糗。李家一家人的目的非常明确，铲除一切阻碍，将钱、权都掌握手中，但是他们缺乏实质性内容手段去支撑他们实现这个目的。
再如《生财有道》中，李老大为了给儿子找到一个善干活、陪嫁多的姑娘，不管儿子喜好，将儿子锁起来，才有了“念假信”、等相亲姑娘却等来了儿子与任老乐女儿的结婚证的喜剧经典场面。
当影片中出现这种不协调状态时，便会出现“丑”的事物或人物，从而去否定“丑”，引导人们看到恶的渺小和空虚，看到善的胜利和优越。但是这种不协调感不能“越线”，一旦超过某个限度，便会使人感到厌恶。因此，这种事物的不协调状态要想使人发笑，必须有一种自安其位、悠然自得的态度，努力追求一种协调的状态来掩盖它的不协调。
新时期农村题材喜剧电影相较于之前的喜剧创造，具有温情、乐观、昂扬的喜剧风格。新时期的喜剧电影再也没有出现像1958－1962年那样的讽刺喜剧电影，如农村题材喜剧影片《布谷鸟又叫了》。
人们对于五六十年代的讽刺批判失去了兴趣，并且随着新娱乐的出现，出现了温情、乐观、昂扬的农村喜剧风格。
农村题材喜剧片主要展现的是农村中的家庭生活，难免不把家庭关系作为表现内容之一，在叙事中出现矛盾制造笑料过后，解决矛盾时展现的亲情、爱情等情感的表达，便是“温情”的体现。除此之外，贬抑的讽刺手法的运用，使影片整体呈现出温情的风格。
温情通过温情的故事情节安排与贬抑的讽刺手法展现。如在影片《咱们的牛百岁》中不少见温情情节的呈现。百岁从未放弃过“懒汉组”，尽管困难重重，依旧耐心教导五人改正错误，共同致富。影片结尾百岁带领众人走向红日喷薄，同样带给审美者满满的感动和温馨。爱情在众多浪漫爱情喜剧中大量存在。
温情让喜剧影片变得更加丰富和充实。影片的“反面人物”是有着人性弱点的懒鬼、寡妇、闲荡者、小偷这种，讽刺的是过去思想落后的农民。“不过火”的讽刺让农村题材喜剧多了温和的表达。
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影片习惯采用封闭式大团圆结局，温情给电影的结尾提供一种表达方式。除此之外，由于时代的特殊性，新时期农村采取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政策，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农村题材喜剧呈现整体呈现乐观、昂扬的喜剧风格。陈孝英总结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喜剧观的其中一个基本点就是：“喜剧总是与一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的。”
80年代的农村题材喜剧的题材与环境背景、时代环境相结合，新的形势同样是电影创作的风向标。影片中不乏涉及乐观、昂扬氛围的场景。如《生财有道》中钱老乐被退了亲，自己凑钱买拖拉机，向科学求助，低价给村里犁地，拉肥料，跟贫困户弯人合作开铺子等片段洋溢出了对新形势的乐观，努力上进的喜庆氛围。
再如影片《迷人的乐队》，它反映的是农村对于精神文明追求，辛天喜不是外在的、表象的对于组建乐队的追求，而是发自内心、百折不挠的对精神文明的追求。这种追求，显然有助于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心态和精神素质。
这种追求，本身就具有一种乐观、昂扬的气息，说明辛天喜对于物质生活己经满足，己经上升到精神的追求，他从没后悔过自己的决定，致力于培养出一批能与城里乐队相抗衡的农村乐队。
乐队组建好之后的演出，那整齐洪亮的管弦乐，带给人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温情、乐观、昂扬的喜剧风格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从观众心中的感受为出发点来创作的。它除了能够丰富电影内容，増加电影场面氛围之外，还能带给观众不同的审美体验。
审美即感受，人类个体对事物表面现象的情感态度。温情、乐观、昂扬严格来说都是情感态度的具体形态。这样的电影能够帮观众理解电影及人生，提高境界以及修养。
我认为电影大众化应该围绕这几方面去阐释。首先，电影的创作主体应该将自己置身于电影当中去，将自己视为普通大众的一员，这样他才会从平等的视角去进行创作；其次，电影创作者创作的电影应该是以芸芸众生、普通民众为主体的电影。
最后，从创作价值取向上看，大众化的电影应该能够反映普通民众的生活、情感和心理，通过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出来。对于农村题材喜剧影片而言，创作主要植根于中国民间社会、尤其是底层社会，较为真实地展示了民间社会生活风貌，尤其是底层人民也就是农民的生活状态，封建糟粕与现代文明的交织，展现了农村社会最真实的情形。
农村题材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大众化特征。因此，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影片的创作离不开大众化的审美取向。大众化的审美取向离不开创作主体平等的视角。只有创作者用平视的视角去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更加真实，更加“接地气儿”。
《陈奂生上城》是根据高晓声创作的短篇小说改编的喜剧电影，陈奂生这个人物形象就是他创作出来的。高晓声宣扬自己是一个农民，他说：“回顾这些年来，我完全不是作为一个作家去体验农民的生活，而是我自己早已是生活着的农民了。我自己想的，也就是农民想的了。”
纵观80年代，喜剧电影进入一个主要创作阶段，农村题材喜剧也进入了一个创作高潮。虽然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在当时遭受了很多人的批评，但是相对于之前喜剧的艰难发展，农村题材喜剧在新时期的多元发展是一个极大的特点。
由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不同的作品呈现，改革开放后的农村题材喜剧同样具有时代特征。喜剧电影要有时代精神，才能得到社会现实的认同和观众的笑声。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在80年代初期延续“社会主义歌颂性喜剧”的特点添加上一丝讽刺韵味，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做法，后来逐渐将讽刺手法加入。
回顾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电影，农村题材喜剧的具有其独特的审美特征，即不协调状态下触发的笑；在笑声中传达主流意识形态；温情、乐观、昂扬的喜剧风格；张扬的歌颂与贬抑的讽刺；大众化的审美取向。
电影是一种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综合艺术，人们能从影片中看到某种类似周围世界、类似自己的生动反映，因此人们希望能够从电影中能领悟到什么，体验到什么，是很重要的，而真正的电影美学也恰好体现在技巧、形式与人文思想、哲理情趣的有机结合之中。
现今从80年代农村题材喜剧总体来看，不管是叙事内容和叙事结构和人物、情节、矛盾冲突等方面都存在不足，缺乏创新性。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观众的接受度来说，能够产生这样不同以往的电影作品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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