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阎锡山的准则
黄河东岸的山西，自中原大战之后，在阎锡山的掌控下，于政治上始终保持着半封闭状态，一方面在口头上承认蒋介石的政权，但是另一方面，又绝对不允许蒋的政权控制山西的实际命脉。
而在军事和经济上，则完完全全处于封闭状态，整个山西有阎的晋绥军10万兵力，还有自己的兵工厂，区域内的铁路、实业、银行几乎为晋系军阀完全垄断。
因此，如何确保对山西的绝对掌控，是阎锡山观察、认识和处理一切问题的最高准则。
这个最高准则将一直伴随着阎锡山失去整个山西为止。
正因为阎锡山绝不允许任何异己力量染指山西，所以在最初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积极部署攻防措施，想要将这个卧榻之侧的敌人彻底消灭。
从地理位置上看，陕北与山西之间，虽有天然的黄河天堑作为屏障，但是单靠黄河肯定不可能阻止红军。就算派军队加强黄河东岸的布防，但是整个防线绵延千里，谁也不知道红军会选择在哪里渡河，如果处处设防，则处处薄弱。
因此，阎锡山除了选择重点几个渡口布防之外，他把消灭红军的最大期望首先寄托在了中央军之上。
1935年的冬天，阎奉蒋的命令，派遣了五个旅的兵力率先进入陕北，试图与其他方向上的国民党军队在陕北一带将红军就地剿杀。
只可惜国军内部各怀鬼胎，各有算计，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以后，利用陕北广阔绵延的地理条件，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还重创了张学良的东北军，为后来南面同张学良建立统一战线以及随后的西安事变埋下了伏笔。
而令阎锡山没有想到的是，还没有等他把自己那五个旅的兵力从陕北拉回山西，红军倒是于1936年的2月，主动出击，强渡黄河，进军山西了。
2月20日晚上，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兵分两路开始渡过黄河。
其中一路，以原红一军团为主力，由林彪、聂荣臻率领在沟口渡河，另外一路以原陕北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为主力，由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在河口渡河。
因为早在渡河之前的一个月，彭总就已经派人把对岸晋绥军的布防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他自己不放心，还亲自深入无定河上下游的几十里黄河沿岸，花了几昼夜的功夫，对相关敌情进行了详细的侦察。
林彪和徐海东也在渡河之前，先带着侦察队到延水关一带侦察敌情，确保无误之后才选择了渡河点，所以全军渡河的途中，并没有遭遇晋军的阻力，便顺利地渡过了黄河。
二、
兑九峪战斗
渡河以后，红一军团首先与晋绥军在关上村第一次正面交锋。此前阎锡山对于红军的独特作战方式早有耳闻，所以一直不敢小看这支部队。
但是，在正式遭遇之前，他仍旧低估了红军的战斗力，以及那让人胆战心惊的独特作战方式。
他原想，自己在山西经营数十年，手里有十万可供随时调遣的军队，并且还组建了民团、掌握着交通线、有丰富的后勤保障。虽然知道红军一向有极强的“煽动民心”的本事，但是料想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扎下根来，因此他始终不愿意让蒋介石的中央军介入山西境内。
然而，初次遭遇，红一军团便打了东渡黄河以后的第一个胜仗，将晋军一个主力团联合附属的炮兵连全部包围歼灭，俘敌四百余人，并缴获了大量枪支弹药。
红十五军团也在石楼以南歼灭了敌军一部，取得了立足之地。
红军打仗，从古田会议之后，就从来不再是单纯的打仗而已，他们只需要歼灭敌军一部，便立刻深入此地群众之中，扩红筹粮，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然后接着便是组建游击队，组织民兵开始保卫这一片地区，
初战失利，阎锡山万万不敢大意，随即将晋军快速聚拢，组建成四路大军，分四个纵队，开始朝着红军的方向开进。
此时，蒋介石支援山西的九架飞机也到了山西上空，投入了对红军的战斗。
红军这边，初战告捷之后，也迅速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汇合在一起，决心在兑九峪一带重创敌军，以求能够在山西西部首先站稳脚跟。
因此，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心集中优势兵力，发起兑九峪战斗，这场战斗带有一定的决战性质，因为红军要想在山西找一块根据地立足，那么就必须保证在此地有重创敌军的能力，有打破敌军进剿的能力，否则根据地就不可能巩固。
以毛泽东当时对战局的估计，他认为只要这一次战斗能够首先歼灭来犯敌军一路的五到六个团，那么就一定可以打破敌军围剿，那时候就必能在此处立足。
那么以红军当时羸弱的兵力，如何有信心能够在一次战役中重创晋绥军呢？
这跟红军独特的作战方式有关，自红军在江西苏区反围剿以来，就逐步形成了红军自己独有的作战特点。
他们每次必将部队至少分成两路，但是其中一路仅仅只是全军一小部分，这部分队伍负责钳制和吸引敌军，而集中另外的主力部队，挑选敌军的一部，给予致命的打击。
这种方法看似很简单，敌人也都知道这是红军一向以来的惯用伎俩，但是他们却拿这种战术方法毫无办法。
原因就在于，假使你不顾及侧翼的钳制力量，想要集中兵力与红军主力开战，那么红军主力就会选择大踏步的前进与后退，在运动中去寻找战机，绝不会轻易和你发起决战。
而侧翼的部队，就必然会以敌军难以想象的速度深入到群众之中，打土豪、分田地，在其所到之处迅速建立起工农政权，有时候还能在短期内快速拉起一支新队伍。
长征时期，罗炳辉率领的红九军团便是如此，每次执行完侧翼钳制任务以后，回头一看，部队又增长了一个数量级。
而且有时候运气好的话，还能捡个漏，消灭一两路增援部队。
而敌军一旦分兵出击，那么就极有可能会给主力红军创造出极好的条件消灭其中一到两路的敌军。
每一次的重创敌军之后，红军主力就又强大了一分。
并且，因为国民党军内部极不统一，各军团之间矛盾重重，配合自然就很不得力，有时候友军遭遇红军包围，只要事不关己，非但不及时增援，心里常常还巴不得他们与红军拼个鱼死网破，自己好坐收渔翁之利。
这就给了红军在运动中捕捉战机的机会。
而红军之所以能够在运动之中大踏步的前进与后退，侧翼部队也能在钳制任务中游刃有余，其关键点就在于国民党口中描述的“煽动群众”。
因为红军是和群众联系在一起的，而彼时的中国处处都是“干柴”，一点星星之火，都可能发展出燎原之势，所以军队所到之初，便能迅速的与群众结合起来，以至于红军数次濒临绝境，却又能够在群众的支持下，重新生根发芽，并越长越壮。
因此，这种独特的作战方式，国军高级将领虽了然于胸，但是却无可奈何，这或许就是蒋介石为何如此忌惮共产党最为深刻的原因。
然而，尽管如此，兑九峪之战却并没有完全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双方进行了持续激战，毛泽东深知红军兵力薄弱，双方实力悬殊巨大，因此极力避免拉长战线，想要集中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阎锡山晋绥军。但是战斗最后还是打成了对峙战，如果再拖下去，红军所处的地位就会越发不利。
因此，在发现已经难以实现战略企图之后，毛泽东随即发布命令，主动撤出了战斗。
三、
扩红、筹款、抗日
此战虽未达成既定目标，但是却让毛泽东摸清了晋绥军的实力，双方此时力量虽然不在一个量级，但是只要战术运用合理，紧密联系好群众，那么仍然有希望可以在山西建立根据地，立足于此。
于是，兑九峪战斗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原先计划，决定将红军再次一分为二，划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展开于晋西南和晋西北一带，并将刘志丹带领的第二十八军也调过黄河，参与到接下来的战斗之中。
还是同样的战法，还是同样的套路，只不过在区域上开始收缩和划小，并且更加注重配合游击战作艰苦的斗争。
有了兑九峪的战斗经验，红军便有信心在全力斡旋之下立足山西。
红一军团同样为主力，深入晋西南一带，而红十五军团则主要在晋西北起钳制作用。
只要阎锡山不主动来，那么红军此时最主要的任务就是首先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
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山西的富庶也令红军将士们大开眼界。
汾河流域贯穿整个山西中部与南部，历来是有名的富庶之地，对于红军筹款、扩红、补充给养来说，简直是一块绝佳的妙地。
在陕北，一说起地主来，往往说他家有多少孔石窑，多少饷地，多少群羊。而在山西汾河流域，红军看到的地主除土地、羊群之外，往往宅地连云，几乎占半拉村子，有的地主家有数十套大车，养着几十上百匹一色骡马，连一匹杂色的也没有，十分阔绰，商业资本也很发达。然而高利贷剥削穷人十分猖獗，当时聂荣臻回忆：“许多破产农民下矿井干活，连一件避体的衣服也没有，很多赤身裸体下煤矿挖煤。”
红军在这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没收土豪财产，筹了不少款子，后来统计竟有三十余万。
大家如果还记得中央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因为没有棉衣过冬，毛泽东亲自写信给徐海东，当时只借2500块。徐海东把二十五军仅有的七千多元，分了5000块给中央红军送去，就这事毛泽东把徐海东这份情谊记了一辈子。
大家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东征山西的这笔筹款，对红军来说是怎样的一笔巨款。
红军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参加红军的成绩也很明显，有的一个师就扩红了一千三百多人。
而且，红军所到之初，那些原先被阎锡山用武器装备起来的地方民团不堪一击，由此也缴获了很多枪支弹药。
彭总后来总结时说：“一军团在灵石、介休、临汾一线，筹得现金数十万，扩兵数千人，收缴大量民团武器、弹药。”
而且，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红军这次执行扩红任务的时候，话剧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当时著名的访问延安的记者斯诺，在他所写的《红星照耀中国》里记下了这样一幕：
“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人民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日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之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很多青年看了一场剧目，便纷纷加入红军。”
这其实就是一条文艺战线，毛主席后来说，革命斗争从来就有两条战线，一条是军事战线，一条是文艺战线。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常常会因为看了一部电影，或者看了一部电视剧，便就此给自己立下一个志向一般。
只是不同之处在于，那时候的旧中国，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并不能拥有随意立个志向这般奢侈的念头，而是一颗种子播下，便就此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所以，文艺战线的斗争，从来都不仅仅只是所谓单纯文学艺术、学术理论之争，背后也同样深刻的打上了阶级的烙印。
四、
审时度势，回师陕北
看着红军取得的巨大战果，原先对毛泽东“以发展求巩固”、“打到山西去”的计划方针持有怀疑的人，此时也纷纷觉得主席的选择是对的。
而且，就目前战况和进程来看，是有很大希望可以在山西建立根据地，实现大方向上打通苏联通道，深入华北敌后的可能性的。
然而， 就在大家对形势的估计又乐观起来以后，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却又反过来悲观了起来。
原来，一开始毛泽东估计可以利用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矛盾，从而在山西立足。
可是当阎锡山见识到了红军恐怖如斯的“煽动”能力，以及令他束手无策的战术打法，他终于动摇了。
兑九峪一战过后，阎锡山内心的天平开始向蒋介石倾斜，他认为此时的红军已经比蒋的中央军更为可怕。
于是，他决定改变原先拒绝中央军入晋的决定，亲自邀请老蒋发兵山西。
这一点蒋介石自然求之不得，陈诚率领的十万中央军早就盘踞在山西外围。
战争是交战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情况瞬息万变。随着情况的变化，指挥员必须立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新的部署，使之适应战争形势，以便牢牢把握主动权。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就这一点作出过论述：
“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毛选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毛泽东事先对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便早有估计，因此在红军刚刚渡过黄河的时候，便与后方的周恩来商议，保留一支部队看守船只，并时刻注意黄河西岸的情况，一旦红军遭遇变故，则可留一后路退回陕北。
当陈诚率领的中央军进入山西以后，情况便立刻急转直下，原本分兵两路对付的晋绥军，此时可以集中兵力向晋西北围攻红十五军团，而陈诚率领的中央军则可负责围攻主力红一军团。
不仅如此，陈诚还开始建筑碉堡来对付红军的运动战，同时派遣一支军队，试图从红军后方封锁黄河，将我军歼灭在山西境内。
面对这样的形势，毛泽东知道此时要想在山西立足，条件还并不成熟，如果勉强下去，便可能遭遇极大挫折，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因此，毛泽东便决定在陈诚的堡垒线还在构筑之中，立刻率军回师陕北。
4月28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作出西渡黄河的命令。
而进入山西的陈诚与阎锡山之间，就如何剿灭红军的作战方针也发生了根本的分歧。
陈主张围歼战术，“采取碉堡政策，先求巩固现有防线，以堵共军奔窜”。同时意图封锁黄河，将红军围歼于山西。
但是阎的主张却根本不同，他自然是不愿意战争发生在自己地盘上的，如何保全山西是他一贯坚持的最高准则。因此他只想把红军赶走，并不愿意恋战。而且，如果在山西晋绥军与红军拼个鱼死网破，那最后还不是便宜了蒋的中央军。
而蒋自然也不会扔掉他那个“一石二鸟”之计，只要将红军困在山西，那么他就有理由源源不绝的调兵进入山西，那时候岂不又是一边剿匪，一边吞并？
因此，阎锡山绝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自然地他也就不可能全心去封锁黄河，构筑堡垒，这就给红军争取了全身而退的有利条件。
5月上旬，红军全部顺利退出了山西，回师陕北。
从蒋介石在江西苏区围剿红军以来，历时数年之久，但是其内部军阀之间因为地盘和军队私有的问题所引起的矛盾，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
这种矛盾将会一直延续到蒋家王朝的彻底覆灭。
红军此次东征，取得物资的补充，兵员的补充固然是极其有利的，但是最大的意义还在于，这次尝试和探索，以及红军的政治宣传，为不久之后红军再一次的踏足山西，实现毛泽东立足山西、深入华北、发动群众、联合抗日的战略计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就眼下来看，因为此时还无法在山西立足，那么如何选择一个新的立足点，来发展和巩固陕北苏区？
如何尝试新的渠道来打通苏联通道，获取苏联援助？
如何摆脱陕北地瘠民贫的不利状态？
这一切，又成为了共产党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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