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著，刘云虹 / 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雅众文化，2021年1月版，332页，68.00元
新年读的第一本书是昆德拉传记，法国作家让–多米尼克·布里埃（Jean-Dominique Brierre）的《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原书名Milan Kunders: Une vie d’écrivain，2019；刘云虹、许钧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自八十年代以来读了这么多年昆德拉的小说，这是第一次读他的传记。昆德拉一直注意隐身，要写他的传记很困难。这部译作的出版也很不容易，比如中间曾两次易社，还有译者回复编辑的信函中的第一点“说明”（见“编辑手记”，http://book.douban.com/subject/35285924/）和该书“译者序”中的最后一句“说明”，可见真不容易。“编者手记”说，这些磨难就像老兵身上的伤痕——这话说得真好——因此希望“这星火，可以燎原吧”。新年伊始，读到“伤痕”与“星火”这样的编辑手记，真是有点鼓舞人心。
作者布里埃是记者出身，写过多部艺术家传记，“对新闻与材料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和捕捉能力，而其作家身份则令他对文学有自己的认识，有进入文本的独特方式”。（见该书作者介绍）书中的原注释表明作者参考了许多文献，尤其是一些对昆德拉的访谈是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作者没有对相关资料与研究状况作专门的说明，因此我不太了解他为撰写这部传记所做的学术准备的情况。本来，作为作家的昆德拉似乎一直不愿意被“研究”。一个最新的重要事例是2011年在他授权下出版的“七星文库”《米兰·昆德拉作品集》，剔除了他的诗歌作品、应时之作或他认为没有完成的作品，包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在《辩论》杂志发表的那些文章；而且与“七星文库”的通常做法不一样的是没有收入注释、评论和有关资料，只有经作者允许的由弗朗索瓦·里卡尔撰写关于他作品的唯一简介。里卡尔的解释是：“这确实是作者版。不是一个力图用各种各样的评论与注解压倒文本的博学或研究性的版本，也就是说不是一个阐释性的版本。……就昆德拉而言，解释性的注释纯属多余，因为他的文本中没有任何晦涩的东西。昆德拉的风格就是明晰本身，没有晦涩的影射。依我之见，注解往往很快就会沦为阐释。”（后记，294页）同年，洛桑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在瑞士《时代》日报发表了《“七星文库”版的昆德拉，没有实质内容的版本》一文，指出并谴责这是“一种操控的企图”，剔除所有资料只是作者把自己的某种工作形象强加于众的手段。文章认为“作者当然可以向往一种自动确立、内在统一并摆脱任何历史境况的艺术，这是他的权利。可一个大学教授和一个以严谨著称的文库合力追捧这种见解，这反而令人担忧”。（295页）
在我看来，里卡尔的解释有问题，说昆德拉的文本中没有任何晦涩的东西因而不需要任何解释的说法显然不对。昆德拉自己在回顾《钥匙的主人们》的创作意图的时候，为了消除读者的有局限性的阐释而提供了解读的“钥匙”——“这个剧本更接近尤奈斯库的戏剧，而非政治剧。”（65页）“昆德拉之所以经常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作品，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提供一份‘使用说明’，是因为有时他本人也由于含糊不清而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助长了误解的产生。”（66页）这说明必要的注释和解读并非多余。洛桑那个研究团队把问题看作是一种“操控的企图”，则显得有点诛心之论。我倒是认为这个“七星文库”版正是因此而延续与证实了昆德拉的独特风格，自我认同形象的纯文本性本身也是重要的研究议题。
对于昆德拉的作品，喜欢的读者很多，但也可能有误读；不喜欢的人则有可能是因为偏见和恐惧，都是因为昆德拉作品中的立场、倾向和思想意识，同时也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氛围与个人境遇都可以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我手头有一部多年前国内编辑出版的昆德拉研究资料，李凤亮、李艳编《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9年），该书收录了国内文艺学、外国文学领域的部分学者、翻译家对昆德拉作品的论述，还有几篇国外学者对昆德拉的访谈和评论文章。其中有一篇是1986年瓦茨拉夫·哈维尔回答侨居西德的捷克记者卡雷尔·赫维兹加拉关于昆德拉的访谈录，尤为值得一读。这部资料辑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曾经有过的昆德拉热，今天回顾起来虽然有点时过景迁之感，但是这部《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至少让我们的回顾更增添了某种现实感。从多种视角来看，这部昆德拉传记尽管已经努力挖掘传主的人生经历，但是更鲜明的色彩是一部传主的文学创作和时代政治变化为中心的思想传记，实际上是一部把昆德拉的文学人生置于时代政治于文化的激流中予以考察和论述的作家研究。
“译者序”的题目是“清醒而拒不回归的昆德拉”，主要谈了两个问题：“清醒、觉悟的目光”和“不可能的回归”。关于“清醒”和“觉悟”，昆德拉自己在《被背叛的遗嘱》里有过很概括的表述：“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觉悟的目光。终于，我在小说艺术中找到了他。所以，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这里既包含有昆德拉面对八十年代末以后捷克的政治改变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间关系变化的清醒认识，他看到了市场与大众传媒对过往的文化传统的简单化隔绝与清除；同时更反映了他对文学艺术的普遍性意义和作家的根本立场的深刻认识和坚守，虽然他知道在政治急剧转折时刻中对他过往作品的政治化解读可能给他带来更广泛的声誉，但是他更知道过于政治化、过于意识形态化的阐释肯定会背离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初衷和他作为作家的身份认同。“清醒的认识，坚定了他的立场与选择：他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政治的注脚，也不想让他的作品成为他个人经历的附录。”（译者序，iv）一方面是“国家不幸诗家幸”，愤怒出诗人；另一方面，政治来复去，只有人类的艺术作品生命永恒。但是在对他的作品的具体解读中，他的愿望与被文本所决定的阅读往往充满了矛盾，脱离了历史土壤和真实政治氛围的作品阅读根本无法进行。
关于“不可能的回归”，问题更复杂一些。对于昆德拉来说，所谓“回归”不仅仅是指离开捷克、被取消国籍之后的回国、恢复国民身份，而且还是对自己以往文学创作的重新审视和重新抉择，以及在更深的精神文化层面上对人类精神血脉的追寻。很长时间中他用捷克语创作的作品因政治原因在捷克斯洛伐克被禁，但是当捷克进入新时期、政治禁忌不复存在之后，他对于在捷克出版用捷克语重写的《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等作品仍然犹豫不决，尤其不愿意的是重新出版他早期创作的诗歌，原因是什么？布里埃认为青年昆德拉被诗歌所吸引的原因既有捷克文化传统的因素，也有西方超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召唤，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青年昆德拉有着革命理想与激情。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难理解的，青春总是容易与革命、抒情诗歌联系在一起。我从前读《青春之歌》，很记得一个关于诗歌与革命的情节：北大的地下党负责人卢嘉川以雪莱“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结束他的广场演讲，林道静眼里含着热泪重复吟诵着这句诗，这是她的政治与诗歌启蒙的瞬间。多少年以后，一些读者读懂了这句诗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如果冬天到了，很可能说明春天会离得更远。从抒情诗歌到反抒情诗歌，我们与昆德拉有相同的体验，正如布里埃在书中所讲的，“昆德拉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在他看来，怀疑主义不会与虚无主义混为一谈：‘怀疑主义不会把世界变得虚无，而是把世界变为一系列问题。正因为如此，怀疑主义是我所经历的最丰富的状态。’”（63页）对雪莱关于冬天与春天的诗句的理解变化，不也正是从与幻想相联的抒情诗歌走向丰富而深刻的怀疑主义的历程吗？昆德拉在晚年不愿公开再版他早期诗歌的原因，仍然与他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促使他放弃诗歌的原因一样。当年放弃诗歌是因为他“变得清醒，摆脱了自己的革命幻想，于是便逐步放弃了与前一时期紧密相连的抒情性，转向疑惑和怀疑主义……”（63页）布里埃进一步指出当时捷克的艺术家与作家只能有一种单一、简化的世界观，但大部分人都知道现实是多样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60年代初昆德拉选择转向虚构，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中的意识形态专制的反抗”。（72页）那么对于他晚期不愿重新出版早年的诗歌，应该理解为他不愿意回到那个在革命幻想中抒情的自我中去，就如弗朗索瓦·里卡尔所讲的，“他不再喜欢写出这些诗句的那个人。他和这位诗人不再是同一个人”。（同上）我们从自身经验中很能理解，尽管有时会很自然地哼起小时候就熟悉那些优美旋律（本来很多就是从民歌中挪用过来的），但是我们再也不愿回到那个时代的抒情的自我中去。
为了避免对昆德拉小说作品的过度政治化解读和阐释，布里埃尽可能把读者引进昆德拉的生活情境中去，帮助读者理解他的心路历程、他的创作与生活的真实联系。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书中对于昆德拉所处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他的个人生活境遇以及与朋友的关系等有大量丰富、具体的描述，对于很多原来还不太清楚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捷克政治状况的读者来说反而成了一种必须的、无法回避的政治化解读。很显然，离开作者创作心理和作品实际内涵的过度政治化阐释和刻意回避、隐瞒创作背景及作品基本思想与时代政治的真实联系，都是有违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因此，在这部昆德拉传记中我们看到作者经常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引用对时代政治局势的描写，很自然地把作者的写作背景与作品解读联系在一起。布里埃很清楚地揭示了昆德拉的主观愿望与创作实践的矛盾性。1966年他第一部小说《玩笑》的手稿在出版前曾被一位朋友读过，当对方问昆德拉这是不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时，他立即表示反对并且说“我压根不把描绘‘时代画卷’放在心上”。布里埃说这是因为他丝毫不想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见证者，但他又总是将小说置于某个历史时期和某个确切的地点，他的文学选择也始终依赖于特定的历史背景。“非此，他又能怎样？昆德拉的性格形成时期都在欧洲的某片土地度过，那片土地在1914至1989年间经历了一系列持续的地缘政治动荡。”（第2页）这是昆德拉永远无法驱除的其作品的历史性与政治性。
该书第九章“漫长的寒冬”是结合历史与文学解读昆德拉作品的很好例子。1968年8月20日苏军在夜幕中降落在布拉格，8月27日上午杜布切克在《莫斯科协议》上签字，晚上返回布拉格后发表广播讲话。布里埃在这里切入了昆德拉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描述：特蕾莎永远忘不了他讲话中的停顿，令人痛心。……面对紧贴在收音机前的全体民众，他无法呼吸，一次次地喘气。在这沉默中，是侵袭了整个国家的恐怖。布里埃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是关于“布拉格之春”的伟大小说。（127-128页）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选择流亡，但是昆德拉仍然不为所动，布里埃谈到一个原因，那就是要在捷克恢复专制只能逐步进行，昆德拉还没有受到直接威胁。因此当同年10月他的《玩笑》法语版在法国推出的时候，他在法国接受记者提问时还表现出乐观的态度，对于阿拉贡为《玩笑》写的序言感到尴尬和不安。12月19日，在苏联入侵四个月后，昆德拉发表题为《捷克的命运》的文章，在继续表示乐观的同时谴责了瓦茨拉夫·哈维尔，后者在次年2月发表反驳文章，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论战。布里埃认为“这场论战表明，‘布拉格之春’失败后，不确定的氛围在捷克斯洛伐克占据上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势必看到昆德拉判断的错误和哈维尔的洞察力”。（136页）1970年初，随着胡萨克的团队加强“正常化”的进展，昆德拉的书也被从图书馆和书店撤出，1972年他被布拉格电影电视学院解雇，几乎无法生存。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他在几年中一直匿名为某周刊主持星相学专栏。1979年在发表于《世界报》的一次访谈中，昆德拉认为大批死亡事件不仅意味着蓄意清除对手，更意味着通过将捷克文化从记忆中抹去而消灭它。（140页）这是全书中最惊心动魄的一章，那些同样熬过“漫长的寒冬”的读者最能解读布里埃所描述的那些情景。
在昆德拉至今为止的公共生涯中，在他的作品与思想观点之外引起的关注风波或可以称作政治性事件的，是由2008年10月捷克的《尊重》周刊（Respekt）刊登了历史学家亚当·哈迪莱克和记者彼得·特舍施纳克的一篇文章引起的。该文披露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警察局的一份档案文件，是1950年3月14日的一份讯问笔录，显示时年二十岁的米兰·昆德拉曾告发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逃往西方的年轻逃兵米洛斯拉夫·德沃拉泽克，导致他被判刑二十二年。昆德拉在指控面前打破沉默，断然否认此事，并得到瓦茨拉夫·哈维尔和历史学家兹德涅克·佩沙特以及多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作家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场有组织的诽谤运动”。布里埃在书中未敢断言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只是说假设那天昆德拉去了警察局，意图不是告发一个叛徒，而是去报告大学宿舍来了一个可疑的人——当时昆德拉是学生负责人，不去报告就会被问责。布里埃认为这一版本也许是可信的，但是反对他的人们不认为这就可以为他洗白，原因是一直有舆论认为他到了西方之后极力隐瞒自己曾作为官方作家的过去，另外指责他在法国居留期间的创作是一种文化营销。在捷克小说家伊凡·克里玛看来，捷克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对昆德拉的主要原因是超文学因素：许多留在国内或流亡到国外的知识分子经受了各种考验，牺牲了个人自由和各种利益，因此很多人都觉得昆德拉背离了这一斗争。（268页）布里埃把事件放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捷克政治氛围中解读：随着原来的举报体制的塌台，对过去告密事件和为秘密警察效命的清查具有不确定性，使人们处于偏执的妄想之中；政府公布档案无疑是历史的进步，但无法阻止个人的报复行为。“昆德拉的敌人就是利用这种不确定性来败坏昆德拉的名声。……这是个一石二鸟的大好机会：他们并不满足于让作家的政治经历曝光，而且将之与……时代最卑鄙的勾当联系在一起，指责他的完整性和他的道德感。说到底，就是对他作品的合法性提出质疑。”（269-270页）果然，在事件发生后的确出现了对昆德拉作品的“再解读”，比如说发现“告密在昆德拉的作品中一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八十岁的历史学家兹德涅克·佩沙特说那年代的政治决裂与爱情争斗在大学生中间播下悲剧的种子，布里埃认为据他所言的告密者是另一个人。这一事件也充分暴露了传媒的可怕力量：某些标题的模棱两可、“有可能”的说法比真正的确认更阴险，当事人说任何话都只能是火上加油。另外，如果与昆德拉一直力图不让自己私人生活暴露在公众面前的努力联系起来，这一事件也说明了在险恶、复杂的时代政治风云中，个人命运的被播弄往往是无法避免的。
在公众舆论与私生活之间，昆德拉曾经援引纳博科夫的话宣称：“我厌恶把鼻子伸到伟大作家珍贵的生活中去，任何一个传记作者都不可能揭开我私生活的面纱。”他还引证了福克纳的话：“作为个人存在，要有被大写的历史消除、淘汰的雄心，除了我已经印刷的书，决不留下任何痕迹、任何垃圾。”（273页）除了印刷出来的书与文章，不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这是很多写作者的真实心愿。但是对于昆德拉来说，则更有一种自觉的学术性传统——源于布拉格学派的文学观，捷克结构主义认为文学文本只能根据其专有的性质作为自治的符号结构来理解，不应受任何非文学的现实的干扰。布里埃认为这一学术传统使我们能够理解昆德拉努力消失在作品后面的坚定意志。（274页）1981年7月1日，米兰·昆德拉被弗朗索瓦·密特朗授予法国国籍，他表示“法国已经成为我的书的祖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追随了我的书的道路”。（年表）以书为祖国和道路，也是一种作家的坚定意志。
在“后记”中，布里埃写下的这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关于昆德拉的最好概述：“思考的背后，虽然有着可以感觉到的忧伤，但昆德拉始终忠实于自己，力戒做出种种判断，而是用他最偏爱的反讽这一武器来谈事论物。一种超越黑暗与醒悟的坚定见解让他免于悲楚，促使他如此写道，仿佛是自己整个作品的概述：‘我们早已明白不再可能推翻这个世界，重塑它，阻挡它不幸地向前奔跑。唯有一种可能的抵抗：不要对它太认真。’”（296页）原来，对于昆德拉来说，无论是拒不回归还是怀疑和抵抗，唯一可能的、最有效的抵抗就是“不要对它太认真”。
责任编辑：黄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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