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时分，一场顶级宴会进入高潮。
在一身红色官服的新科状元郎粲的注视下，著名歌姬王屋山扭着腰肢，跳起当时最火爆的六幺舞。
宴会的主人韩熙载则亲自擂鼓助兴。
搞不清状况而闯入艳舞现场的德明和尚，在人群中略显尴尬，但这不妨碍其他人肾上腺素的飙升。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之王屋山跳舞。
角落里，却有两名不速之客将当晚发生的一切，默记在心：宴会来了什么人，穿着什么衣服，表情神态什么样……通通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他们是南唐画院待诏顾闳中和周文矩，奉国主李煜之命，要执行一项秘密任务。
顾闳中随后将宴会上的所见所闻，以纤毫毕现的功力画成了一幅卷轴，呈现给李煜。
当李煜展开画卷，看到了传闻中的歌舞纵情场面时，他终于决定停止对韩熙载的任命考察。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
韩熙载是南唐三朝元老，颇有才气和能力，被认为是宰相的人选。李煜想要任命韩熙载为相，但朝野间对韩熙载的风评，使他踌躇了。
韩熙载晚年纵情声色、放荡不羁是出了名的，他蓄养四十多名能吹拉弹唱的女伎，常年在家中广纳宾客，夜夜笙歌。
为慎重起见，李煜还是派出画师，带任务出席了韩熙载的宴会。
他希望通过画师的丹青妙手，来看看韩熙载到底是不是如传闻所说的那么颓废而不堪重任。
奉命行事的画师顾闳中，并不知道自己的“告密之作”，后来竟成了传世名画。
而在中国漫长的绘画史中，政治的风向，社会的思想，以及皇帝的喜好，始终左右着这门艺术的前景。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韩熙载最后送别宾客。
宋初的绘画与吞并战争从顾闳中所画的《韩熙载夜宴图》中，李煜看到了他的宰相人选迷离而悲伤的眼神。他就此断了用韩熙载做宰相的念头。
但李煜不知道，这一切都是韩熙载在做戏给他看。
早在李煜之父李璟在位时，韩熙载就抱有平定中原的志向。他建议李璟趁中原混乱之时出兵北伐，但李璟不听。
数年后，中原由后汉变成后周，南唐朝廷有人提议北伐，韩熙载感慨说，北伐本是我的志向，但如今已不现实了。
在他眼里，后周皇帝郭威是曹操一类的奸雄，南唐自守都难了，遑论北伐。
没多久，韩熙载因进谏李璟，提醒要注意身边人结党祸乱，反而遭到冯延巳、宋齐丘等人报复，被贬官外放。此后，他对时局就更为悲观了。
等到李煜在公元961年继位时，中原已经是大宋的天下。
李煜虽然欣赏韩熙载，意欲重用，但韩熙载却看清了天下大势。他曾对人说：“中原尝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中原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他可不想以南唐宰相的身份向中原王朝投降——他不想成为千古笑话。
所以，韩熙载对交好的德明和尚说：“吾为此以自污，避入相尔。”
原来他搞这些声色犬马、欢饮达旦的私人宴会，不是出于本意，而是为了“自污”——做戏给李煜看，让他对自己死心，别再想着用我为相了。
李煜通过顾闳中的画，也确实对韩熙载死心了。只是他不知道他的国，很快就会亡于另一幅画。
赵匡胤建立大宋后，曾向南唐派出一支使团。使团中，有一名擅长画人像的画师，也是赵匡胤本人画像的作者——王霭。王霭的任务，是秘密画下三个人的画像：韩熙载、宋齐丘与林仁肇。
在赵匡胤眼里，这三个人是南唐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画下他们的真像，日后自有用处。王霭出色完成任务后，带着画像返回北方，受到赵匡胤的重赏并升官。
宋太祖赵匡胤画像，相传为王霭所画。
但不久，时任南唐宰相的宋齐丘失宠被贬，隐居九华山而死。而宋齐丘的政敌、宰相候选人韩熙载则甘愿自污，也不愿意入相。到了公元970年，韩熙载病逝，赵匡胤忌惮的南唐三人，便仅剩下南唐“战神”林仁肇了。
当时，大宋已经先后平定西蜀、荆湖、岭南等地，南唐形势岌岌可危。林仁肇却认为这是南唐的一个机会，他向李煜建议说，宋军连年用兵，千里奔波，士卒劳累，这正是兵家所说的可趁之机。请求李煜给他数万兵马，夺取淮南。
“陛下可以对外宣称臣起兵反叛，那么臣若成功，淮南归国家所有；臣若兵败，陛下便灭我满门，以此表示陛下并不知情。”林仁肇说。
李煜听后，却惊惧不已：“你千万不要胡说，这会连累到国家的。”
公元972年，距离王霭出使南唐偷偷作画十余年后，林仁肇的画像终于被派上了用场。
这是一出“巧妙”的反间计。赵匡胤事先在大宋帝都安排了一座号称为林仁肇准备的豪宅，宅内挂上林仁肇画像。在南唐使者来访时，故意让他们看见里面的画像，从而确信林仁肇很快就要叛国而投奔大宋，成为这所豪宅的主人。
使者回到建康后，赶紧将此事上报李煜。
嫉恨林仁肇的南唐大将皇甫继勋、朱全赟等人，也趁机向李煜进谗言。李煜气昏了头，不分青红皂白，就派人用鸩酒毒杀了林仁肇。
除掉了南唐最后的硬骨头，赵匡胤开始出兵讨伐南唐。三年后，南唐灭亡。
大宋接收了南唐的一切，包括地盘、财富，以及珍藏的名画。
南唐的著名画师董羽、徐熙等人，也跟着他们的降主李煜，被迁到了汴京。顾闳中应该在北迁之列，但关于他在南唐亡国后的事迹，已经湮灭无闻。
不仅是南唐，当时整个中国最厉害的画师，随着大宋的统一步伐都一一被接收，集中到新帝国的中心。汴京一带成为绘画艺术中心。
根据要求，这些归顺的画家加入了构建新帝国图景的行列。他们画的障壁画，装点了皇城内的宫殿和官署建筑。这从视觉上象征着中央王权吸收了江南、西南等地方文化，同时象征着大宋作为大唐帝国的继承者，完成了君临天下的伟业。
影视剧中呈现的北宋宫廷美学。
花鸟，古典写实主义的高峰在中国，绘画不仅有审美意义，还有政治功能。但当时最受大宋统治者青睐的画师黄居寀，画风似乎与政治训诫毫不搭边。
黄居寀是被大宋接收的后蜀画家，以擅长画花竹禽鸟闻名。这是他的家学。
他的父亲黄筌，就是冠绝一时的大画家。
据说后蜀国主曾让黄筌在墙壁上画鹤，他画得十分逼真，引来真实的鹤立于画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黄筌的一幅《写生珍禽图》，这还不是他的正式作品，只是他画来供儿子习画的范本，但画中绘出的麻雀、鸠、龟、昆虫等虫鸟，惟妙惟肖，跃然纸上。
黄筌《写生珍禽图》。
黄居寀的画功不输其父。评论说他精于勾勒，用笔劲挺工稳，填彩浓厚华丽，其园竹翎毛形象逼真，妙得自然。他有一幅《山鹧棘雀图》，画面情景交融，野趣横生，工致中不乏灵韵，颇受好评。
黄居寀《山鹧棘雀图》。
黄居寀入宋后，父子二人的画风受到宋太祖、宋太宗的极力推崇，被誉为“黄家富贵”，成为院体画的圭臬。画师想进入画院，都必须学习和模仿黄居寀的画风，“黄家富贵”因此主导了宋初的画坛达数十年之久。
当时能跟黄家父子一较高下的，是来自南唐的徐熙。
徐熙一生未官，跟黄家父子在画院体制内不同，他属于体制外画家。但不妨碍统治者对其画的喜爱。宋太宗看了他画的石榴图后，说：“花果之妙，吾独知有（徐）熙矣，其余不足观也。”
因其花鸟画出神入化，徐熙被誉为“江南绝笔”。
徐熙《飞禽山水图》。
最终，徐熙靠体制外的一支画笔，在花鸟画上与“黄家富贵”平分天下，人称“徐熙野逸”。
徐熙的孙子徐崇嗣，更是融合了徐、黄两家的特长，创造出“没骨画法”——作画时不用打底稿，直接上色彩。
徐崇嗣《鸳鸯花卉图》。
至此，画院内的黄派与画院外的徐派，并峙而成宋初花鸟画坛的双峰。一般画家，要么学黄，要么学徐，否则会被认为是野路子，没有师承渊源。
北宋花鸟画以精细逼真闻名，实际上解构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趋势，转向写实主义。
在黄、徐二家统治北宋花鸟画坛数十年后，崛起的是新一代花鸟画大师赵昌。
赵昌生活在宋真宗时期，自号“写生赵昌”。“写生”二字表明他对写实主义的态度。史载，每天清晨露水未干之时，他就在花圃中来回观察花木神态，手中调色，并当场描绘下来。
赵昌《写生蛱蝶图》。
到了晚年，赵昌对自己的作品颇为得意，画完后自己珍藏起来，轻易不送人或售卖。如果看到自己的画作流落市井就很生气，总会自己掏钱买回来。
比赵昌稍晚的画家易元吉，一开始打算学花鸟画，但见了赵昌的花鸟画之后，感慨“世不乏人”，自叹不如，遂决定不再画花卉，转攻画动物。
从此，易元吉在住宅后面挖了个池子，装饰乱石、疏竹、丛花和芦苇，蓄养多种水禽，每天透过窗户观察这些动物的活动与姿态。
他还经常外出写生，一去就是几个月，“游荆湖间，入万守山百余里，以觇猿狖獐鹿之属，逮诸林石景物，一一心传足记，得天性野逸之姿”。
凭借悟性和刻苦，易元吉练成了“世俗之所不得窥其藩”的绝技，评论说他“写动植，无出其右”。
易元吉《三猿捕鹭图》。
他最擅长画猿猴，宋英宗时期曾被朝廷召入画院画《百猿图》，但画了十几幅后突然病逝。坊间传言，是被画院的人在酒里下毒毒死了，因为妒忌他的才华。
易元吉死后没几年，北宋最伟大的花鸟画师崔白被召入宫廷画院。
这一年，崔白已经60多岁。
此前，他一直是一名民间画工。相国寺在一场雨灾中遭到破坏，崔白参与了壁画重绘。当这项工程在熙宁元年（1068年）完成时，崔白受到了宋神宗的赏识，被特召入画院。由于崔白个性疏阔，宋神宗还特批，如果没有御旨，任何人不得安排崔白作画。
崔白技巧高超，不用尺子就能画出又长又直的线条。他所画鹅、蝉、雀堪称三绝，手法细致，形象真实，生动传神，富于逸情野趣。
因为未曾受到过宫廷画院的熏染，加之性格放逸，又注重写生，崔白成为北宋画坛的革新主将，标志着北宋百余年墨守成规的花鸟画风得到彻底改变。
崔白的传世画作中，有一幅《双喜图》。两只山鹊瞅着一只褐色的兔子，兔子感到很迷惑，一个瞬间被敏锐的画家捕捉到了。场景萧瑟寒凝，却是自然界寻常生命景象的再现，体现出画家对生活观察的细致，令观者回味无穷。
崔白《双喜图》。
所有这些顶级画家，都把写实、逼真作为画画的第一基本功。其背后，跟时代思想潮流密切相关。
宋初，理学开始兴盛。在“北宋五子”的影响下，格物致知、精研物理的思想，逐渐登堂入室，熏陶着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取向。
在绘画艺术上的表现，就是以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摹去“格”一切客体，从而达到真实了解物理的境界。
理学的“理”，本意是指一块玉被剖开后的纹理，进而引申出整理、秩序、道理等多重含义。对于花鸟虫鱼的逼真刻画，考究的是一个画家对自然“纹理”的认识。
从宋初的黄筌到中期的崔白，花鸟画经历了数次变革，每一次变革都是理学对于绘画的影响逐渐深化。从最初只注重形似的画风，慢慢走向“穷理尽性”，画家开始追求画面的内在之理。最终的形态，是画家有了灵魂，能够在画作中寄寓个人对于世界的理解，表现修养心性的境界。
北宋著名书画鉴赏家郭若虚说，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宋人画得不如前人，但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鱼，则“古不及今”。
可见在理学的熏染下，除了花鸟画，宋人在山水画领域也达到了巅峰。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山水画。
影视剧中呈现的山水画屏障。
山水，大师辈出的年代山水画在北宋的异军突起，同样可以往上追溯到五代时期，确切地说，是在晚唐时期，公元9世纪。这与大唐帝国的衰落、乱世割据时代的开启是同步的。
在此之前，从汉到唐，人物画一直是中国画的主流。
因为儒家相信，通过绘画的训诫功能，可以提升人的精神面貌。那些杰出历史人物的画像，在受人瞻仰观看的同时，能够释放精神感染力。所以历代帝王均推崇人物画。
被誉为“唐画第一”的阎立本，正是在唐太宗李世民的倡导下，创作了《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职贡图》等人物画作品，来配合政治宣传。
阎立本《步辇图》中高大威严的唐太宗形象。
唐代最伟大的画家吴道子，虽然一幅画也没有流传下来，甚至连可靠的摹本也没有，但不妨碍他被后世捧上神坛——因为据说他的佛教人物画能“使观者腋汗毛耸，不寒而栗”。
在大唐帝国的上升期，一批杰出的人物画大师通过他们的作品，展现了积极开拓的盛唐气象。画出《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的著名仕女画家张萱，也通过贵族女子骄奢富丽的生活，来显示大唐的开放与昌盛。
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摹本，局部）。
但安史之乱后，大唐最好的时代被打断，帝国开始滑坡。整个士人阶层的精神气质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逐渐由向外的功名追求，转到向内的精神诉求。迎合统治者的贵族人物、宗教故事题材绘画，此时走向衰落，画家将目光投向了自然界。
这个时期，诞生了伟大的山水画家荆浩。
荆浩出生于唐末，五代后梁时期因避战乱，退隐不仕，隐居于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他自己耕种几亩山田糊口，日常研究山水画。
他的画吸取北方山水雄峻的气格，作画“有笔有墨，水晕墨章”，勾皴之笔坚凝挺峭，表现出一种雄浑的气势，被誉为北方山水画派之祖。
他还留下著名的《笔法记》，假托在山中遇一老翁，以互相问答的形式提出了气、韵、思、景、笔、墨的绘景“六要”。这是古代山水画理论中的经典之作。
荆浩《匡庐图》。
荆浩的山水画及理论，影响极大。他的作品被五代、宋代奉为典范。在他之后，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关仝崛起，引领北方山水画派继续前行。
关仝早年师法荆浩，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学成后，在山水画的意境上，已经超出荆浩的格局，能表现出关陕一带山川的独有气势，被称为“关家山水”。
关仝《关山行旅图》。
同一时期，南方的山水画也迎来了宗师级的人物——董源。
董源主要生活于南唐时期，颇受南唐中主李璟欣赏。他曾为李璟画了一幅《庐山图》，李璟观后，爱不释手，命人挂在卧室里，朝夕对画观赏。
有意思的是，董源最初也是师法荆浩，但由于南方山水与北方山水差异较大，后来他直接以江南真山实景入画，而不为奇峭之笔，由此成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
史载，他的山水画“平淡天真，唐无此品”，唐朝人画不出此种风格。
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局部。
董源的嫡传弟子叫巨然，早年在南京开元寺出家，得到董源的真传后将南派山水画发扬光大。
巨然《万壑松风图》局部。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评价南派的这两位代表人物说：“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气；建业僧巨然，祖述（董）源法，皆臻妙理。”
至此，五代时期形成中国山水画的第一个高峰，世称此四人为“荆关董巨”四大家。
北宋灭南唐后，董源和巨然都到了汴京。入宋后，董源作为南派山水画的代表，与师承于荆浩、关仝的李成，以及稍晚的范宽，三人被后世合称为“北宋三大家”，影响深远：“三大家鼎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水格法始备。”
李成后来被称为“北宋三大家”之首，但他在世时并不得志。当时在位的宋太祖赵匡胤更欣赏人物画和花鸟画，加上李成为人耿介孤高，不愿“奔走豪士之门”，故郁郁不得志。空有才华而无处施展，只能把郁闷寄托在萧瑟的画境里。
他有一幅传世画作《读碑窠石图》，画的是冬日田野上，一位骑骡的老者正停驻在一座古碑前观看碑文，近处山势陂陀，生长着木叶尽脱的寒树。这幅画以枯树、石碑和老者构成荒寒冷寂的气氛，暗示了历史的慨叹与个人的悲凉。
李成《读碑窠石图》局部。
李成死于公元967年，年仅49岁。在他死后80年，真正欣赏他的“贵人”——宋神宗赵顼才出生。
据说，赵顼的祖母、宋仁宗的皇后曹氏，曾为了让孙儿高兴，搜求了李成的多幅画作，张贴在屏风上。赵顼看到后，果然大喜，赏玩终日不忍释。
李成《晴峦萧寺图》局部。
可惜皇帝的喜好来得太晚，李成一生落魄，并无缘得知身后的殊荣。但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宋人认为李成有一种感悟自然的神力，其后的山水画大师范宽、许道宁、郭熙等人皆以李成为师。
范宽起初模仿李成，后来突然悟到：“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于是隐居终南太华山中，长期观摩写生，对景造意，终于自成一家。他的画峰峦浑厚端庄，气势壮阔伟岸，整个画面有一种和谐的秩序感。
范宽现存最著名的作品是《溪山行旅图》。画中巨峰主宰全景，山头茂林丛密，两峰相交处一条白色飞瀑如银线飞流而下。山脚下雾气升腾。画中几乎看不到人影，只有细看，才能看到两个渺小的人物赶着骡队经过，还有一座桥，以及半隐半现的寺庙——这些人类活动的全部痕迹，其余都是人力无法触及的自然。
范宽《溪山行旅图》全图与局部。
如此绝妙的作品，举世罕见，难怪明代著名书画家董其昌称，范宽的《溪山行旅图》是“宋画第一”。
现存唯一能在雄伟气势上与《溪山行旅图》并驾齐驱的宋画，当属郭熙的《早春图》。这幅画画于1072年，是郭熙晚年的作品，有强烈的不安定感激荡着画面，体现了山水画的另一种雄伟。
当时正值宋神宗主导的变法初起，郭熙身处朝廷画院的显要位置，因此有评论认为，这幅画不仅表现了大自然的早春，也寓意着变法的早春。
郭熙《早春图》。
郭熙也算是个奇人。他本是一个擅长画画的道教徒，云游四方，60多岁时才在宰相富弼荐举之下，被刚刚登基的宋神宗赵顼召入皇家画院。
宋神宗特别喜欢山水画，他钟爱的李成早已作古，这下终于逮住个活着的山水画大师，必须好好宠着。
郭熙进入皇家画院，改变了北宋初期画院不重视山水画的现象。史载，宋神宗对郭熙的山水画喜欢得不得了，“以殿专备熙作”，就是说在一座大殿里挂的都是郭熙的画。郭熙由此与李成并称“李郭”。
不过，郭熙也没能逃脱帝王好恶的魔咒。
这名在宋神宗在位18年间大红大紫的山水画巨匠，遭到了新继位的宋神宗儿子、宋哲宗赵煦的冷落——他的画作被从殿宇高壁上取下，沦为裱匠手中擦桌子的抹布。
我们不知道这天上地下的一幕发生时，郭熙是否还在世，但世事无常向来如此。艺术也不例外。
等到宋神宗的另一个儿子、宋徽宗赵佶上位时，影响的已不是艺术和艺术家的命运，而是整个帝国的前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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