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力之
梁晓声想把《人世间》作为史诗来写——中国北方一座城市自196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编年史。半个多世纪里，改革开放的中国发生了巨变，从贫困落后（毛泽东主席1973年还对外国人说，“中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飞跃到令世界惊愕的崛起国家。对一个作家来说，如果有编年史的想法，他需要处理的问题是：物质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关系。国家的巨变可以从物质的层面加以描绘：世界一流的中国高铁、高速公里、上海浦东的高楼大厦、深圳从渔村蜕变为新型城市，中国任何一座城市夜晚的流光溢彩，中国的奥运，中国的世博，中国的航母等等。处在这一巨变中的中国人，人的世界如何描绘？写写人们如何思想解放，挣脱旧观念，甩开膀子大干一番事业，如何创业，如何求学成功并刻苦研究科学技术，似乎也顺理成章。但一个有实力的作家不能这么写，那是宣传，不是文学。自古以来的优秀作品，作家都需要深入人的全部生活，需要展示人的内心世界。可以说，在审美形式中渗透着七情六欲的人生，这是文学的第一特性，《人世间》当然遵循了这一美学规律，所以电视剧才获得广泛的关注。
可以用一句话来说，《人世间》的首要成功就是比较原生态地展示了人世间：变革时代人们地位的沉浮（既包括郝省长这样的大人物，也包括骆士宾这样的小人物），家庭关系的凝聚与解构，以周家兄妹为中心的、艰难时世中的爱情与友谊，周秉义、周蓉兄妹爱情过程中的忠诚与背叛，体制改革的大道理之丰满与工人现实生活的骨感，周家第三代年轻人的新世界如何新颖广大，可以说，人世间的生死、恩怨、正误、聚散，尽在其中。
当然，凡成功的作品都是这样，很难说《人世间》有什么实质性的突破。梁晓声擅长的就是，他会不断地在每个人身上编造出新故事，而这些故事总是去触及人心中那块柔软的东西，即情感，让接受者一次又一次的产生情感共鸣。如事业已成的周蓉回到贵州山村，来到了默默的墓地，默默虽是一条狗，却为了保护她而和狼搏斗，最终死于狼口，周蓉自然无比悲伤。
再如，当周家住得好好的房子——相比于老房子几乎是天堂了，突然被追回，周秉昆毫无准备，不仅要撕破脸皮将朋友孙国庆撵出老房子，自己一家还得重回这个伤心之地，仿佛时光逆转，因此，在搬回之前，一个人来到这里嚎啕大哭。人生跌落回低点，你能若无其事吗？刚强汉子也得伤心弹泪啊。
情感体验算是成功的，但要说阐释历史，《人世间》似乎显得拘谨无力。比如说，以周秉昆为中心的“光字片”区工人阶级“六君子”，几个哥们姐们都是普通的工人，在改革之前，上班拿稳定工资过日子，还能隔三岔五聚聚喝小酒。不能说多么幸福，但也没有太多的苦恼。然而，改革的大潮一来，这种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市场经济要企业自负盈亏，要搞竞争，产品竞争不过人家，就得转产，转产不成功就得倒闭，倒闭了就失去工作。没有工作，衣食无着，生活的改善提高自然就是一句空话。《人世间》对“六君子”在改制期间的遭遇作了充分的描写，让人同情，但也不免让人怀疑，让工人来承担改革的代价，道义上说得过去吗？特别是，由于住房紧张，孙国庆的父亲只好去锅炉房取暖，但那里总是往外撵人，国庆父亲怕被发现就躲在煤堆上，结果被冻死了。东北工人当时的状况的确让人心酸。
问题是，不改革行吗？实际上，不改革，“六君子”的生活面临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发展缓慢，突出表现在消费品供应的严重不足，全国都是凭票限量供应。作品中就说到周家吃一次肉是如何不容易，得等到家里人团聚时才吃。其实可以说，在改制过程中工人遇到的困难，如住房的紧张，不改革同样是一个困难，而且还看不到尽头。当然，不能要求文艺作品去进行理论论证，但是，以史诗性作品来要求，得有更深入的揭示。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的问题，像周秉义这样的干部，还是可以看到并予以表达，不能让人们的情绪停留在苦难上。同时，作品将看上去是“坏人”的骆士宾设计为改革开放的成功人士，尽管实际生活中完全可能，但作品的设计显示出作者观念的潜在陈腐性，离“以人为本”的现代观念尚有差距。
就人生而言，《人世间》也未必能提供更好的人生指导。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特的，不可复制的，不要轻易去指导。在周家，父亲周志刚去西南参加“大三线”建设，长子周秉义成为下乡知青，长女周蓉私奔贵州，实质上也算是上山下乡了，小儿子周秉昆与周母相依为命。周秉昆进入成年，无视春燕对他的追求，却一定要娶郑娟——这个女子遭人污辱而生了一个孩子，而且还拖着一个盲人弟弟。周秉昆为什么如此高大上呢？他是上帝派来拯救郑娟的吗？不是，他就是对郑娟一见钟情，剧中镜头显示出，情窦初开的小伙子第一眼就被郑娟有所暴露的身子吸引了。没有读过多少书的周秉昆不是贾宝玉，既喜爱宝姑娘的白膀臂，又需要与林姑娘心心相通。爱是不需要什么理论的，周秉昆就是被这个女子吸引，仅此而已。不必对周秉昆的婚姻进行道德绑架。
周秉昆对家庭的贡献亦不可拔高。改革以后，被耽误的一代人赶上了机遇，哥哥姐姐都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北大。父亲以此为荣，到街坊邻居那里去显摆，结果刺伤周秉昆的自尊心，父子关系一度紧张。但随着时间的拉长，周秉昆这个没有能力走出去的儿子，客观上成为了家庭的支柱。特别是，母亲生病瘫痪在床，完全依靠周秉昆这个没有能力的儿子以及儿子引来的儿媳妇郑娟，父亲周志刚和兄长周秉义都反对这桩婚姻，可就是这个女子实际上把母亲救了过来。更不用说，支离破碎的家庭的一切都是由周秉昆来修复维护。人们终而发现，对父母来说，有出息的孩子也许是你的骄傲，可是他们有出息就会飞出去，就不再在你身边，而那个没有出息的孩子，让父母感到没有面子，可是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就是他，能有所依靠的也是他。
此一发现，说白了就是，不要看重孩子的所谓出息。把孩子留在身边，养老才有依靠，也就是所谓“养儿防老”。这自然是传统农业社会的不二法则，所以才有香火不断之说。可是，在现代社会，把孩子留在身边有多大可行性呢？除非是他自己愿意这样。或者像周秉昆，确实是自己的学业上不去，不如哥哥姐姐。按父亲的说法，给你考试的机会，你也考不上，这样就客观上只能留在父母身边，成为那个照顾父母养老的好孩子。当然，周秉昆总体上是一个符合传统道德标准的人，没有理由去怀疑他，因为他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思，即使勉强呆在家里也只是为父母亲添堵的人，这种案例也不少见。从父母的角度说，倘为了未来的养老而把孩子拴在家里，不让其发展自己，恐也是自私之举，毕竟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旧观念就不必张扬了。
（作者黄力之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韩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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