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是生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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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2001年韩国企业领先日本企业率先投产了液晶面板5代线，完成了对日本液晶行业的逆袭时，建厂已经45年的北京电子管厂，正式启用了一个我们现在熟悉的名字：京东方集团。17年后，京东方超越LG，终于坐上了全球电视面板出货量第一的宝座。当站在山顶的王东升回头看，上山的路上，横亘着三块巨石：资金，政策和技术。
钱从哪来？
曾经的北京的电子管厂并不缺钱。
作为当年苏联援建中国的明星项目，编号774（以下简称774厂）在1956年建厂时，连《人民日报》都给了头版头条，“一五”期间，全国电子工业总投资是5.5亿元，而774厂一家就占了1.03亿，上世纪50年代的1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可能没法直观理解，但我们只要知道，直到90年代初，万元户都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拥有巨量资金的774厂也确实争气，1960年产值就达到了3.37亿，一万多名员工下班形成的人潮，一眼望不到头，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日本彩电产业链进入中国，一直没有进行技术升级的774厂，成了被拍死的前浪，订单快速下降。到了1986年，已经达到了连续11个月不能按时发工资的窘境。到了1989年，长期领不到工资的老职工，只能到菜场捡白菜叶充饥。
1991年，实在撑不下去的774厂原厂长张红飙，写信给中央，请求进行股份制改革，1992年7月，北京市电子办主任要求找一个30多岁的干部接班，第一人选是一位技术出身的青年干部，但是他在看完报表后，打死不肯接任。而作为第二候选人，在774厂财务科工作了10年，时任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的王东升，在老同事们的苦苦哀求下，看着一万多张面黄肌瘦的脸，挑起了这个烂摊子，并更名为北京东方电子集团（简称东方电子）。
作为对原774厂财务情况最了解的人，王东升知道，现在整个厂子最关键的事情，就是搞到钱。为此，他引进了一大批新人，其中有个1994年进厂的叫陈炎顺的，负责筹措资金，他为救活东方电子立下了汗马功劳。
时间倒回到1987年，当时为了弥补亏损，同时追赶世界先进技术，774厂采用了当时国内广泛使用的策略：用市场换技术，合资建厂。774厂与松下合资建立了“北京·松下彩管公司”，但是774厂名义上有30%的股权，实际却是松下在北京单独建厂，所有生产流程774厂完全插不上手，也就算是个跑腿打杂的，所以虽然北京·松下彩管公司数钱数到手抽筋，但就是不分红给774厂。
新上任的陈炎顺，首先跑去向北京·松下想把这些分红要回来，对方的财务把酒瓶往他面前一拍，说“喝一杯给20万”，就这样，陈炎顺一口气干了20杯，酩酊大醉，要回了400万，终于给员工像模像样的发了一次工资。
陈炎顺觉得这样要钱吃不消，要另想办法。他发现，虽然北京·松下不给钱，但是这30%的股份可以做进账里，拿着漂亮的财报可以上市（通过商誉做大报表，这事老牌上市公司没少干）。死马当活马医，就这样，陈炎顺拉着18个人，找了南方证券，在1997年6月10日，居然在深交所B股上市了。B股主要是向境外投资人募资的，摸不清底细的老外看着北京·松下的滚滚利润，把持股30%的东方电子当成了香饽饽。
就这样，连年亏损的东方电子一下子筹到了3.5亿港元，整个企业上上下炸了锅，对王东升和陈炎顺心服口服，此后无论他们干什么，老员工都是无条件相信。有了钱，东方电子也开始转型，从传统电子元器件，开始向新型元器件进发，并在2001年开始进军液晶行业，东方电子活了，但是液晶行业早已是强者如林，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很快他们又将濒临绝望。
截止2019年，京东方在液晶生产线上累计投入的资金达到了3000多亿，是中国工业史上单个企业最大的投资额，但是京东方在A股，B股和港股的总股本仅有不到360亿，那剩下的2000多亿是哪来的呢？
一般企业融资，主要来自两块，一块是股市和债市直接融资，一块是银行贷款间接融资。但是这两种融资对于需要逆周期投资的液晶行业，都不适合。之前一期我们说过，液晶生产线越往后升级，需要的资金量越大，2003年1月，京东方准备用3.8亿美元收购韩国现代的一条生产线，同时在北京开建一条5代液晶生产线，两件事加一块，至少需要7.5亿美元，数十亿人民币。
股市融资失败，京东方只好转向银行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九家银行组成银行团，提供了这笔贷款。但是很快，2004年下半年开始，液晶周期发威，京东方巨亏16亿，2006年再亏17亿。2007年上半年，贷款到期，京东方无力偿还，虽然最终在北京市政府的协调下，终于把贷款延期了，但是这次融资让京东方差点濒临死亡。
而就在2007年下半，周期低谷过去了，液晶面板价格一路飞涨，京东方大赚，但是2011年行业再陷低谷，再次亏损32亿，不仅贷款还不上，股票也在2006年，2009年和2011年三次面临ST，濒临退市，全靠补贴和退税才活下来，2011年股价一度跌到1.98元/股，通过出让股权换了36亿才躲过一劫。
在融资上折腾了几年后，京东方明白了，股市债市还有银行贷款这种重视短期财务指标的融资，并不适合“越亏损，越要投资”的液晶行业，而他们，也摸索出了一套更适合中国液晶行业的融资模式，并借此一举超越了韩国。
这种模式说起来简单，那就是向地方政府定向增发股票，和当地政府同甘共苦。
京东方在成都建厂时，成都提供了18亿的资金支持，还提供了土地和税收减免，在鄂尔多斯建厂时，当地政府用10亿吨煤的探矿权，作价120亿，占整个生产线投资的60%，换来了京东方5.5代生产线的投产。
这个政府投资和政府补贴是两回事，补贴只负责出钱，保证没有被贪污，至于企业如何用，政府很少追踪，是低效，浪费的。但是定向增发投资不同，这属于政府的投资行为，要是乱投，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牵头人是要担责的。
这种模式的好处，一是当地政府投资更有耐心，没有短期财务压力，适合液晶周期特点；二是可利用的资源丰富，政府不仅能提供资金，还可以提供土地、税收的支持，甚至还能为企业定制水电路桥等基建的规划，为企业节约巨大的成本。三是可以分享生产线的利润，摆脱地方政府原先单一的财政收入模式，大家一起赚钱。
这种模式听着简单，但是日韩却模仿不了，一方面两国国土面积小，且土地私有化，政府没法为液晶企业节约成本，所以他们的生产线都在其他国家；另一方面财政收入的脆弱，也让两国属于民富国贫的类型，政府也拿不出钱来做长期投资，两国的企业要度过液晶周期，只能靠自有资金或者变卖落后的生产线来硬抗。
解决了液晶行业最大的难题，京东方开始腾飞。
政企一家亲
大家都知道液晶行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当时很多人会忽略，要搞好液晶行业，还需要政府伺候好才行。
举个例子，京东方在鄂尔多斯建厂时，双方投资了220亿，生产线跑起来，但是很快就出了问题。内蒙古因为丰富的煤炭资源，电价便宜，也不缺电，但是因为都是民用，所以电网建设有点差，电压不稳定，而且会短时停电，当地政府一开始觉着，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几秒钟的事情，很快就恢复了。
但是当地政府不知道，液晶生产线搬运玻璃板靠的是电磁力，哪怕断电0.1秒，玻璃板也会掉下来摔得粉碎。玻璃板的损耗固然会增加成本，但更重要的是清理满地的玻璃渣，至少要2小时，作为一条投资220亿的生产线，按贷款利息5%来计算，哪怕一天只断电0.1秒，京东方也要停工2小时，浪费的利息就是25万，全年9000多万的损失。
除此以外，招工，道路，用水，排污，生活保障甚至企业与周边居民关系，都需要政府出面协调规划，才能保证液晶生产这种超大型工程的顺利投产。就像特斯拉工厂选择了上海，没有上海政府强大的协调能力和超大型工程的丰富经验，如何能在一年内完工投产，并迅速上了产能，并在特斯拉困难的时候，用大量订单扭转了股价的颓势。
对于日韩在别国的工厂来说，当地政府的协调和动员能力一直是他们相当头疼的问题，有的时候，光是拆迁就需要耗费数年时间，投产后，员工的稳定性又大大限制了产能爬坡的速度，如果再加上让人崩溃的交通和水电配套，足以让一条先进的生产线熬成了落后产能。
换不来的技术和搬不走的工厂
前面我们提到，我们当年为了追赶国际先进技术，广泛采用了“市场换技术”的策略，想要通过合资一起做，然后“干中学”，偷师国外高新技术。但是人家也不傻，既然是合资，人家出技术出设备，我们给土地给工人，但是贴牌还是人家的，人家要为成品质量负责，因此所有生产管理，零部件采购，技术研发等核心环节，都要由对方把控，最后到头来，中方只能得到产品销售的分利，到头来能学到的东西极少。
你看当年搞合资的几个行业“汽车，彩电，集成电路”，一直没能摆脱对引进技术的依赖，成了中国工业发展史上让人爱之深恨之切的阿斗。
在京东方扩张的路上，有了钱，有了政策支持，如何追赶先进技术成了最后一块大石头。当2003年进入液晶周期低谷的时候，日韩企业都急于筹集到资金，这就给了中国企业机会，京东方选择了整体收购韩国现代的生产线，而同期另一家公司，上海广电集团则选择了比较容易的合资方式，与日本NEC合资建厂，从当时的实力来看，上广电其实还强于京东方。
但是京东方通过收购，获得了全套的设备和供应链，在摸透了以后，在2006年的液晶周期低谷大胆投资，扩大生产，而合资的上广电没有核心技术，只能错失投资机会，最终在2009年黯然离场。
有了技术积累，中国“高科技粉碎机”体质再次发威，借助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工厂技术积累，京东方不断用低价高质的产品冲击全球液晶市场。在这里，要提到中国制造的一个优势，就是“工厂技术”，这也是中国制造能不断击穿行业低价的秘诀之一。
很多高科技产品，都有一个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再进行产能爬坡的过程，这中间，产品的价格也会逐渐降低，产品的良品率不断上升。以液晶生产为例，避免灰尘是个很大的问题，而且，液晶生产对于无尘的要求，比CPU生产还高，而且越大的面板，要求越高。在实验室中，无尘技术并不复杂，但是一旦到了工厂，在各种隆隆运转，人来人往，空间巨大的情况下，无尘处理就是完全另一套技术了。而且关键是，这种技术属于经验技术，在实验室里研究不出来。
有个有趣的段子就是，一个肥皂生产商，一直无法解决包装时空包的问题，客户经常会收到一箱里有几个空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花了上百万经费研发检测设备，结果到了中国工厂，流水线上的老师傅，边上放个电风扇，风一吹，空盒自动就吹下来了。这虽然可能是个段子，但是充分说明了工厂技术和实验室技术的巨大差异。
京东方一开始，生产线也只有60%的良品率，每天工人挥舞大锤砸碎次品面板，心都在滴血。这个事要放在其他大多数国家，工人基本上不太会管的，但是放在勤俭节约的中国人民手里，那就是如鲠在喉，一定要解决的。于是，在所有技术工人今天你提出个建议改良下，明天你找到个好办法，一段时间下来，居然把良品率提高到了95%，产能一下子就上去了。
而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为何中国的物流能做到跨省8小时送达，全国3天到货？为什么中国基建的速度让全世界觉得不可思议？这些都不是实验室研究出来的，而是在每一个环节不断尝试，不断改进，整体完善的结果。这种工厂技术，别人学不来，工人他也挖不走。生产线可以搬走，但是成本却要大大提高。
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厂商在今年一季度出货量占全球55%，其中京东方占全球18%，出货量和出货面积稳居全球第一，液晶行业，已经进入了中国时代。
坊主说：
- 中国股市设立之初，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纾困，这也导致了后面长期的问题，上市企业从一开始就是穿着泡沫装上场的，后面的商誉减值暴雷潮，只是预料之中的而已。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通过股市融资，大量国有企业用时间换到了空间，完成了股份改革，重新焕发了新生。而当前中国经济对问题企业的处理能力，也远非30年前可比了。
- 融资是高科技企业的生命线，而如何融资更高效，液晶行业的历史更是值得芯片行业借鉴。因此，我们看到了国家成立了半导体基金，为行业注入战略资金，在企业长大后获利了结，再去投入更需要资金的企业。当我们看到国家半导体基金从一个上市公司撤资时，其实并不是国家在割韭菜，而是这家企业已经成长到可以独立生长的阶段了，这种芯片企业，反而是更值得投资的。
- 中国模式有我们的独特之处，大政府的模式本身就非常适合需要庞大资金和资源协调的产业发展，我们曾经吃过没有话语权的亏，也在液晶行业成功走通了强者之路，我们没必要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做，但是我们也并不怕在高科技领域硬碰硬，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在同一领域永远领先。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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