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傅山（1607—1684），字青主，山西太原人，明末清初思想家、书法家、医学家。他的一生遭逢明亡清兴的历史巨变，经历社会、思想、学术的动荡重建，时人说他“扫除百年芜秽靡蔽”，后人赞他“遗老之魁硕，后学之津逮”。
“霜满龛红——傅山的生平、思想与学术展”不久前在山西博物院展出（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绵阳市博物馆协办），从生平、文学、思想、医学等不同维度解读傅山，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傅山形象。
傅山《因人私记》手稿册（局部）山西博物院藏
傅山一生跨越明清两朝，身处天崩地坼的洪流之中，他的人生跌宕起伏，几经凶险，明崇祯年间为老师赴京鸣冤，清顺治年间牵连反清被逮入狱、康熙年间被迫参加“博学鸿词科”而拼死抵抗，这些在后人看来不无传奇性的一幕一幕交织在一起，不唯构成一个文化遗民的人生，更是明末清初历史巨变的缩影。而傅山与好友的嘤鸣砥砺、与儿孙的殷殷之情，又为我们勾画出一个普通人真实感人的一面。
傅山的生平与气节
傅山的《因人私记》手稿册，是他以亲历者的身份记录明崇祯九、十年间山西通省学子赴北京为蒙冤的袁继咸鸣讼冤狱，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份珍贵史料。
崇祯末年，朝廷党争日烈，时任山西巡按御史的阉党张孙振构陷提学佥事袁继咸，袁遂被下京狱。以傅山、薛宗周为代表的一批正义学子，奔走呼号，广为联络，于是山西各地学子纷纷出于公义而慨然集体赴京鸣冤。这期间，既有张孙振一党对他们的不停迫害，也有来自学子内部不团结的怯懦却步；既有京中各级官僚的官官相护和不闻不问，也有来自家乡的亲友被牵连下狱甚至瘐死狱中的噩耗。但是傅山等人始终没有停止斗争的脚步，他们写揭帖乃至于见官即投，甚至当斗争发展到高潮时竟然拦住时任内阁首辅大学士温体仁的轿子鸣冤。最终，一方面由于学子们的努力和迫于他们造成的舆论压力；一方面，一批同情袁继咸及学生们的正义官员也纷纷伸出援手，弹劾张孙振的种种不法，呼吁重审袁案，终于使袁继咸冤案昭雪，傅山、薛宗周等遂名满天下，天下人无不知山右有此等义士。
傅山 行书《曹颂公十六岁寿序屏》（十二条）（局部）
这份由傅山亲笔书写的记录整件事情原委的珍贵手稿《因人私记》，不仅是我们研究傅山生平和思想的珍贵史料，且因为它涉及晚明史事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我们研究晚明政治史、社会史、学术史不可多得的一件手稿。
明清鼎革，昔日的同窗旧友面对新朝，出处各有不同；而傅山所亲近的，自然还是与自己价值观相同的旧雨同道。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傅山行书《曹硕公六十岁寿序屏》，可以帮助我们窥得傅山的心迹。此套书法的受赠者曹硕公，名伟，山西汾阳人。
曹氏是明清汾阳望族。曹伟中崇祯十二年（1639）己卯科举人，与傅山是太原三立书院的同窗，二人交情深厚。傅山旅居汾阳时，经常造访曹家，与曹硕公吟诗唱和、谈论时政。明亡后，性情耿直的曹伟不愿意出来做清朝的官，长年隐居家中。当其六十寿辰之际，傅山特意撰写《奉祝硕公曹先生六十寿辰序》，尽抒二人之间的深厚情谊，赞颂曹伟刚正不阿的气节。
傅山一生足迹半天下，年轻时上京为师讼冤，中年时为避难辗转省内，老年时被迫入都应试，加之往来南北，奔走东西，联络友朋，抒怀游历，留下了诸多叙事感怀的歌哭篇什。然而，傅山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有着浓厚的感情，太原城北的西村旧家和附近傅山读书著述的虹巢、青羊庵、红叶洞，城东的松庄，城南的晋祠，城中的庙宇古刹，到处都留下了傅青主走过的痕迹。虽然天地变色，傅山自叹人生如侨居，“太原人作太原侨”（傅山《口号十一首之三》，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第一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但他笔下的故乡诗作，往往能抛却尘烦郁结，显得最为生动鲜活、轻松可爱。
傅山与方外禅门人物多所结交，一则由于傅山自幼便精研佛教，对佛理禅谛非常精通；二则由于傅山本人遗民兼道士的身份，与比丘自然亲近。
民国史学家邓之诚曾于1919年在太原购得傅山手书《二十三僧纪略》一册，天泽和尚即在其中，其曰：“天泽和尚……予每过而访之，辄徘徊留之不忍去，此中殆有天缘也”。（邓之诚《傅青主〈二十三僧纪略〉》，《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足见二人道契情合。
天泽和尚所居之净业庵，建于明初。明崇祯十三年（1640）扩修，称清凉寺，成为禅宗南岳派临济宗的道场。因临近狄村“白云飞处”古碑，后为山西巡抚图纳改名“白云寺”。又因太原城北门外有禅院曰十方院，故通称此寺为南十方院。“松桥老人”傅山隐居的松庄距净业庵不远。我们甚至可以想象，闲暇之余的傅山，时常信步至寺中与天泽禅师论道盘桓，暂离尘氛，偶抛俗世，应是遗民傅山能够一得放松的时刻。
傅山 草书《摘得红梨叶》诗轴 山西博物院藏
五峰山距离寿阳县城60里，因其山势五峰环绕、状若莲花而得名。山中龙泉寺始建于唐代，因寺内有泉水而得名。明崇祯十七年，傅山携母避乱寿阳盂县山中，后到五峰山龙泉寺拜还阳真人郭静中为师，出家为道士，排辈为真字辈，故取名“真山”。在《霜红龛集》中，也收有五峰山草书碑诗，并序缘起为：“郝旧甫持绫子索书，书已自顾，竟似正一家治鬼符一线，不觉失笑，遂有此作。”（傅山《题书自笑八韵》，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第一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傅山是全真道士，幽默地称自己所书如正一道“治鬼符”，可见其人性情。
郝旧甫，名德新，明诸生，原为晋王府仪宾，寿阳县石河村人。从傅山的叙述中可知郝持绫子请傅山书写。傅山便作此诗，深入论述了草书艺术。后刘雪崖得到了傅山草书手迹，遂勒石于五峰山龙泉寺。傅山在这首诗中谈到了作字“宁拙毋巧”（腕原罗鹜拙）、书法的创新性（不谓中书管，犹如雍父舂），草书的结构美（断续团圞构，枒杈艾纳松）、书法的创作体验（三杯忙上顿，一觉未疗邛。回顾奔驰兽，旋骇竹木龙）、草书创作的规律性（为怜痂有嗜，能苦菜为佣），堪称书法学习的金针轨范，加之本作书写婉转遒劲，磅礴夺人，如藤树盘错，龙蛇变化，堪称草书艺术的典范。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傅山之子傅眉因病去世，傅山已是78岁的老人。晚年丧子，痛彻心脾。为此，傅山写下了十数首《哭子诗》。《哭子诗》版本著名者：一是山西博物院藏手稿本，一是台湾石头书屋所藏卷本。版本略有出入，但大体一致，可互相校勘、补充。尤其是山西博物院藏本笔迹潦草，多处修改，涂抹严重，应是傅山《哭子诗》之初稿。
稿本《哭子诗》共十六首，除一、十五、十六外，各有标题，分别为哭忠、哭孝、哭才、哭志、哭经济、哭胆识、哭干力、哭文、哭赋、哭诗、哭书、哭字、哭画。其中的哭经济，只有标题而无诗；哭胆识，只有一句，似未完成。细观此稿，原顺序为哭忠一、哭孝二、哭才三、哭志四，后傅山将最后一首：“父哭子常事，奈兹八十身……”标为第一首，所以原顺序即改为哭忠二、哭孝三、哭才四、哭志五，其余顺序依次标注。傅山于诗后另有跋，相当于傅眉之小传，书写流畅，一气呵成，中间亦略有修改，然较为清晰。看来，傅山写诗时，心情悲伤，情绪激动；写跋时，心情则已慢慢地平静下来。傅眉的死，对年近80岁的傅山打击是难以言状的。在傅眉去世后4个月，傅山也含悲离开了人世。
傅山《哭子诗册》（局部）
出入百家——傅山的学术与思想
17世纪是中国历史文化多元剧变的时代，举凡思想、宗教、科技、艺术、文学都如奔流向海的大江大河，在转弯回荡中激烈碰撞，探索前路。复古与求新、正统与野逸、排斥与包容，在这个时代巧妙地得以共存，傅山的文学观中即可反映这样的时代特点。
傅山好唐诗，最好杜甫，却也兼糅各朝诗歌。傅山本人行文作诗则往往在真情挚感之外，追求晦涩难明的诗风——读懂傅山，大非易事，然而细细品读，一层层佶屈聱牙的包裹之下，却是一个至情至性的傅青主。
《咏史八首》是晋代文学家左思创作的组诗。其名为咏史，实为咏怀，借古人古事来浇诗人心中之块垒。这八首诗以深厚的社会内容，熔铸着诗人的平生理想，在诗歌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历代诗评家对这组诗评价很高。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这一点，与傅山的精神追求多有相合之处。
应该说，书家抄录前人诗句，必然对文本有着深刻的理解、考究与共鸣，尤其是此套赠人的鸿篇，更凝结了傅山内心的欲言之意。咏史诗是古代文人士夫借以抒发衷肠的一种常见诗歌体裁，傅山自己就作有《咏史感兴杂诗》三十六首，发古之幽情，吐胸中块垒，是品读傅山、研究傅山、走进傅山读书世界和内心的绝佳切入点。
自宋代以来，对杜甫诗歌的接受与研究累代不衰，及至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人民乱离颠沛，知识分子心中又产生了与经历“安史之乱”的杜甫相同的痛感，于是研究解读、注释点评和抄录书写杜诗达到了一个高潮，傅山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傅山不仅著有《杜诗韵字归部》《重刊千家注杜诗批注》《杜诗通批注》《杜遇余论》等专门之作，还往往在读杜诗后赋诗行文，表达衷怀，更时常书写杜诗，甚而至于一诗数抄，可谓感同身受，念兹在兹。然而，傅山并不在形式上追步杜诗，甚至有意识地反抗杜诗对他的影响，这是傅山文学独立意识的体现，对杜诗，他更多是一种文学史观的尊崇。透过傅山读杜甫，我们听到的，是另一种遗民心曲的低徊歌咏。
傅山在历代诗歌中偏喜唐诗，虽然从传世书迹和著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傅山对宋、元、明甚至清初诗歌都有很深的研究，但出于对唐诗缘情浑雅的推崇，他对唐诗尤其青睐。
晚明以降，各种文学流派此消彼长，提倡复古的“后七子”、高唱“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标举“幽深孤峭”的竟陵钟谭、力主“童心说”的李卓吾，都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烙印，细绎傅山的唐诗观和文学观，我们发现其实这些流派和主张都对傅山产生了影响，甚至是一些已经在文坛“失势”、被否定的文学观，傅山也并没有随众看场、人云亦云。文学是心灵和气质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私人学术场域的反映，傅山对唐诗的选择和接受、理解和鼓吹，一出于己，从未随俗，理解了这一点，我们看到的傅山钞唐诗，就会产生不一样的意味。
传世的傅山书法中，有相当数量的自作诗文。傅山行文作诗向来佶聱晦涩，究其原因，一则当然是由于傅山学问的淹贯百家、庞杂浩博；二来由于傅山文学思想的师承宗尚对他的创作形成了明显影响；三则由于傅山的明遗民身份，使得他不得不将许多欲发之义掩藏在“迷局”之下；四者，在傅山的诗文中，不但存在大量“古典”，同时还有为数甚巨的“今典”。然而，造成他诗文艰涩的最根本原因，还是傅山独特的个性使然，他那种既傲岸不群又嬉笑怒骂的性格，在在体现于诗文之中。
傅山书左思《咏史诗》十条屏（选一）绵阳市博物馆藏
晚明以来，中国学术思想日趋活跃多元，理学、心学、小学，此消彼长；儒家、释道、西学，互为争雄。傅山生活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时代，以其强大的学术会通能力，对诸学术门类不无熟稔、淹博，除此之外，超乎常人的学术精力和阅读范围更让其在史学领域卓有建树，在久已失声的子学领域独辟蹊径。当后人瞻望傅山，无不叹服其不愧为一座文化高峰，而构成这座文化高峰的基石，正是无数个青灯下的苦读黄卷，是凝结于绢素上的笔笔墨痕。
傅山所处的明末清初，宋明理学仍居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四书五经仍被奉为正统，诸子之学被排斥在正统之外，甚至被视为“异端”。在这种背景下，傅山高唱复兴子学，置自己于与正统相颉颃的异端地位，甚至赋诗来表明态度：“异端辞不得，真谛共谁诠”！（傅山《览岩径诗即事回复连犿一百韵示眉并两孙》，尹协理主编《傅山全书》第一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不可谓不振聋发聩。
傅山借研治子学而表明心志，矫正时俗，纠正人们对诸子学的误解。他认为诸子之书“奇鸷可喜”，能够击杀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可以“明志、见道、取节”，为思想和学路开出新的局面，这对明末清初浑噩的时风、士风无疑是具有针砭之功的。傅山对《庄子》《荀子》《淮南子》《公孙龙子》等均有极深研究，往往随手札记、评注，评语融会贯通，兼涉小学、史学，体现了其人渊奥的学术功力，也构成了传世傅山手迹的重要组成部分。
傅山所编《两汉书姓名韵》，至迟在崇祯十五年（1642）已经编成。全书分为《西汉书姓名韵》与《东汉书姓名韵》两个部分，以两《汉书》纪传志表中的人名为标目，列出姓名、篇名、事略、参见、附注，依《洪武正韵》为序排列，韵同以字次，字同以在书中出现先后为序，是明代为数不多的索引学著作。除此之外，傅山还对自《史记》至《元史》的十余部史籍进行批注，从傅山的诗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史部的重视和熟稔。
明代史学发展疲敝，然而傅山和明末清初史学家所秉承和开拓的，是晚明以来知识分子对史学的自省和重振，这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时代背景，客观上也对清代史学的发展、全盛起到了引领之功。
300年来，在普通百姓的口口相传中，傅山最醒目的身份无疑是医生。神乎其神的医术加上传奇神异的故事，反映出的其实还是傅山留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本是中国古代士夫的价值共识，对于傅山，这更是朝代更易之后养家糊口的一门技艺。拒绝出仕的傅山选择行医，与“儿辈卖药街市”度日，在无奈之中更显出遗民的顽强和洒脱，更为后世留下了许多传说与遐思。
数百年来，由于傅山医名甚盛，传世冠以傅山所著的医书颇多，如《傅青主女科》《男科》《青囊秘诀》《辩证录》《大小诸症方论》《石室秘录》等，无不为医家奉为圭臬，其中很多甚至今天仍为中医学必读书籍。这些著作究竟真是傅山所著，还是后人附会窜入，虽然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名医傅山”早已深入人心。
而傅山的医学思想，我们则可以从他的《行书药方册页》中窥得一斑，从傅山所列药物来看，基本上涵盖中医学里旨在宣肺、活血、益气、健脾诸疗效。从“高年人不得服寒峻之剂”“消导药……不得多服也”可以看出，傅山开方比较讲究因人而异。
傅山的《霜红龛集》
傅山一生所著甚多，然而由于性格旷达通脱，兼以看透世事，所以他对自己生平所作诗文不甚措意收拾，加上传世手泽中的诗文、杂篇更是随所有者而散佚各处。为人所熟知的《霜红龛集》，其实并非傅山生前所结集，而是由后人不断收集、编辑、增补而成。
傅山在世时，他的友人祁县戴廷栻曾汇刻过《晋四人诗》，其中为傅山与其子傅眉即占了两家，是为《霜红龛诗略》一卷和《我诗略》一卷，然而仅人各一卷的篇幅太少，傅山的诗也仅收数首，完全不足以体现傅山的文学成就。清雍正、乾隆间，闻喜人张直甫曾搜罗汇集傅山诗文以至于“几乎大备，贮之一囊，携以自随，将付梓而未逮，一日客游江右，卒于旅邸。或探其囊，先生诗文遂复散失”。（瞿源洙《〈霜红龛集〉原序》，刘䬠刊本《霜红龛集》，清咸丰三年）可视为大规模收集傅山诗文的滥觞。张直甫虽死，但他的弟子阳曲人张耀先（字思孝）接过了他的接力棒，广事搜罗。虽然迫于当时日渐紧张的文字狱压力，张耀先也曾经将垂成之书“毁板”，但之后还是由张耀先坚持将《霜红龛集》刻印面世，这个乾隆十二年（1747）刊本的《霜红龛集》，十二卷，附录一卷，还附刻了傅眉的《我诗集》六卷。这就是著名的张刻本《霜红龛集》。
傅山 草书《不觉二首》之一 诗轴 山西博物院藏
之后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池州石埭人苏尔诒刻《霜红龛诗钞》不分卷，二册一函，是为苏刻本。在本卷首刘贽所撰凡例六则中，刘氏感慨道：
“君志识高远，学问渊深，晚年涉心仙释，而见地精微，自能不同所障……书法高古，得其手迹者莫不视为拱璧，故其诗每于人家绢素得之。间有藏其手稿数张，亦蠢蛀不完，向来以艰于搜辑镂板为难。是以知其诗者甚少。兹选得诗无多，仅以所及见者，亟授之梓。
征君诗随得随录，不能详其年月先后。且既分体类编，其年月更难备注。故原诗间有注年月者，亦以体例去之，观者谅诸。
绢素手迹，点画间有残缺，则鱼鲁亥豕之讹，不能保其必无。博雅君子，当必有不吝教正者，又幸甚也。”（刘贽《〈霜红龛诗钞〉凡例》，苏尔诒刻本《霜红龛诗钞》，清乾隆三十二年）
由此不仅可知搜辑傅山佚诗之难。刘贽是张耀先的友人，他在卷末的《叙霜红龛诗略》中记云张刻本之后仅20年，当他向张耀先本人询问时，张刻本已不可得见了，足见彼时风声迫紧与士人们对傅山的尊崇，已然形成强烈反差，但在这种呼唤声中，更全更善的《霜红龛集》问世，亦属必然。
清嘉庆、道光年间，寿阳人张静生搜罗到之前刻本所未载之傅山诗文六卷，可惜未及付梓而卒，遂由其弟张古娱与寿阳人刘䬠（字雪崖）于咸丰三年（1853）刊成《霜红龛集》四十卷。在卷首的《霜红龛集备存小引》中，刘䬠说道：“戴枫仲刻《霜红龛集》不可得矣。阳曲张思孝搜辑十二卷，又辑先生子寿毛居士《我诗集》六卷，昭余梁尊甫助赀刻于宜兴，同事多所猜忌，遂毁其板。同邑张静生收原刻未载者六卷，谓之‘拾遗’，惜真草杂沓，未及付梓而卒。其弟古娱遵其志，与余共为罗访，四十年来所得愈多。箧而藏之，每一浏览，抚然兴叹。壬子冬，余督子弟辈按部真誊，以图付梓，为目十有五、卷四十，《我诗集》卷十有一，颜日‘备存’，以所得虞有误，或传钞不能无讹舛也。”（刘䬠《〈霜红龛集备存〉小引》，清咸丰三年，山西博物院）可知咸丰本系据张刻本增辑而成，刘䬠以其40年的罗访之功刻成此书，堪称傅山一大功臣。
丁本《霜红龛集》 山西博物院藏
后值晚清末造，出于对三晋先贤的尊崇和提倡气节的道德需要，时任山西巡抚的山阳丁宝铨根据刘本刊成《霜红龛集》，四十卷，附录三卷，年谱一卷，时在宣统三年辛亥（1911），此本卷首序题曰“宜统三年岁次辛亥孟夏山阳丁宝铨序于太原节署”。丁宝铨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此本又被称为丁刻本。是集是丁宝铨聘请著名学者、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罗振玉等人，据他们的意见修订而成，附有傅山传、事略、祭文、“诸家寄赠挽悼怀仰诗什”“本集诸刻本序例”及《傅青主先生年谱》一卷，搜罗资料甚富，为后人研究提供不少帮助。
除去以上几种《霜红龛集》，傅山的诗文集还有《傅山遗书》本，为光绪丁未（1907）平遥王晋荣氏刊本。也有学者怀疑王本为王晋荣的后人所刻。王本《霜红龛集》中有节录刘䬠所著《仙儒外纪》，是书所载虽有不经之处，但对于研究傅山在民间的声望与接受史，则别具意义，不可偏废。
山西博物院还藏有《霜红龛集》刻板一套，此板开本较小，便于携带，内容则为丁本系统。
实际上，进入民国之后，民间多据丁本《霜红龛集》翻刻梓行，傅山的诗文集也正是藉由丁本才得以流布开来，比如台湾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文史哲出版社分别于1971年和1975年影印丁本，山西人民出版社也于1984年据丁氏刻本影印出版《霜红龛集》上下两册，一时为学林所重。出于对傅山诗文集版本的保存和传播考量，山西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影印出版刘本《霜红龛集》，属于该社“晋人文存”之一种。
2007年，为纪念傅山诞辰400周年，山西古籍出版社还影印出版了由著名傅山研究专家陈监先批注的丁本《霜红龛集》，由于某些原因，对傅山有深厚研究的陈监先的学术成果一直隐而未彰，这部书的出版才让陈监先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而书中迭见的真知灼见，每每令人叹服再三。
除了以上以影印为主的出版物外，山西学者孜孜矻矻，集阖省之力，于1991年、2004年和2016年先后整理出版《傅山全书》《傅山全书补编》和《新编傅山全书》，傅山的学术和思想成果在学者们的不懈努力下日益完善、日臻完美——当然，全书永远不可能全，也永无尽善尽美之日，这也正是鞭策傅山研究者们不断精进、不懈努力的原动力。
傅山是山西文化的丰碑，是三晋人文的永恒标志，对傅山著作的研究与付出，对傅山学术、思想与精神的探求，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课题。
来源：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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