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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冰箱左右门不平怎么回事(西门子冰箱侧面凹凸不平怎么回事)

西门子冰箱左右门不平怎么回事(西门子冰箱侧面凹凸不平怎么回事)

更新时间:2021-12-18 04:01:44

文 | 张莉 林觉民 张梦华

来源 | 左林右狸(ID:Left-Right-007)

左林右狸频道按:

在新东方的新青年们的回忆里,2002 年是他们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年份。

这一年的新年,李丰和罗永浩一起去听了罗大佑的演唱会。

这一年,也是朗播创始人杜昶旭的转折之年,22 岁的大学生杜昶旭加入新东方,开始了一边读书,一边教书的日子,之后,他在这里度过了 11 年的教师生涯。

在关于这 11 年的记忆里,有他对一家美股上市头部教育公司成长的见证,有其关于教育事业的思考,也有一群理想主义的青年共同的逐梦故事。这些青年中,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张晓楠,天使投资人李笑来,峰瑞资本创始合伙人李丰,也有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

2002 年前后,这群青年选择新东方,也被新东方选择,在这里度过了最为重要的青年时期。他们或许性格迥异,愿景相离,但都各有自己的天地,各持自己的准则,也都在日后各自义无反顾地奔赴自己想要的那个世界。青年时的他们和青年时的新东方,都有着难以抹去的各自的烙印。

直到今天,谈起 2002 年起的这段过往,李丰仍然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单纯、快乐的一段时光。而他们闲暇时消遣娱乐的麻将局,更是被李笑来多次提起。

关于这群新青年的另一个重要年份是 2006 年,这一年,新东方在美国上市。

在这前后,这些青年又以新东方为起点,投奔各自衷爱的事业。创业、投资,或者进入传媒领域,他们得到反对或支持,也承受争议或赞美,事业有起有落,但始终是公众视野里不可忽视的存在,并以自己的方式持续影响着周围的世界。而直到今天,曾经的理想主义光芒在他们身上似乎仍未褪去。今天,左林右狸频道将追溯这些青年们离开新东方的日子。

自从罗永浩离开新东方后,每次见面,张晓楠都会习惯性调侃一句:“自从你事业处于上升期,咱们见得就很少了。”前半句故意模仿的是《疯狂的石头》里道哥的口音

在她的感知中,从 2006 年离开新东方后,罗永浩这些年的忙碌程度是呈梯级上升的。牛博网时期,尚有不少自由支配空间,到了老罗英语培训时期,再到锤子时期,就很难从罗永浩的生活中找出空闲时间了。但每次锤子有新品发布,张晓楠一定是第一批体验用户,她的锤子手机、净化器,以及前段时间去阿拉斯加旅行提的行李箱,都是“罗哥”寄过来的。

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时,张晓楠就成了新东方的托福老师。和李丰一样,张晓楠在新东方的经历也是先从学生再到老师,一样的还有,张晓楠也很快从教师转成管理干部,并历任新东方少儿部主管和董事长俞敏洪的助理。闲暇时间,听罗永浩、李丰、李笑来几个人在麻将桌上天南海北地闲侃是她的乐趣之一。

这群新青年中,最先“单飞”的是张晓楠,2005 年,张晓楠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金融。本来,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华尔街应该会多一个叫做张晓楠的金融精英——读书时,她就已经是摩根大通纽约总部、瑞士信贷的实习生。那段时间,《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纽约时报》是她每天感知外界的重要渠道,日子长了,看得多了,才发现原先好奇的那个世界别有洞天:新闻有这么多层次,人的内心有那么多声音。很快,奥普拉·温弗瑞、安德森·库珀、芭芭拉·沃尔特斯就成了她生活的主角。根据张晓楠对左林右狸的表述,放弃金融,转行媒体的念头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冒出来并逐渐坚定的。

张晓楠曾在博客中分享,推动她最终下决心的是一位去哈佛的新东方同事来她这里借宿时给出的建言,而当年的这位同事,也正是接受张晓楠的建议没有申请去法国而直接去美国的。这个世界不大。

学金融却转行媒体,很多人表示不解。对于别人眼中做什么都很拼且都能做成的她来说,刚刚回国那一年多的主持“龙套岁月”确实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张晓楠

新闻主持讲究科班出身,工作多年又重新学习的“外行人”并不多见。回到国内,她四处寻找机会。大大小小的媒体面试了几十家,大部分给出的回应如出一辙:履历很好,但和眼前的工作需求不匹配。

被拒绝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拿着简历和试讲 DVD 去电视台面试,面试官眼睛都没抬,随手翻了一下简历资料,往旁边一扔,说:“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回到家后,照例又是大哭一场,第二天,再和往常一样化完妆踩着高跟鞋出发。

终于等到了试镜机会,录完小样,负责人把她叫到显示器前:“过来,你自己看看你的脸跟显示器的比例!”张晓楠想想,自己确实不是镜头要求的极小的巴掌脸,但是,“脸大怪我喽?”

反正,太胖了、脸不好化妆等等……都可以成为被拒绝的理由。

但她没停下来。张晓楠向左林右狸频道形容,那段时间,自己就像游击队员一样天天出门“练摊儿”,但凡有可以主持的机会,产品促销、商场庆祝、联欢会、开业典礼.....只要能把话筒交给她,她几乎来者不拒。做婚礼主持人也要尽心准备,婚礼前夜还主动拉着新郎新娘的父母进行详细的“前采”。实在接不到“活儿”的时候,也不能闲着,硬着头皮去求节目负责人:“不用付工资,我交钱也可以,只要给个主持机会。”

因为这些不间断的主动尝试,经验越加丰富,找上门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北京、辽宁、厦门、陕西的电视台,网络节目,都是她积累经验的地方。在这期间,张晓楠还怒减了几十斤的体重。

为了把做主持人的硬件条件补齐,张晓楠还去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进修班,先后考下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播音员主持人证、编辑记者证。进修班的一位男同学小贺听完她的梦想——直到今天,“梦想”这个词仍然会在张晓楠口中频繁出现,对她说:“你保证能实现,就像《喜剧之王》一样。”

张晓楠告诉左林右狸频道,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班则完全是因为罗永浩的建议。“你要想当主持人不能光学主持,还应该去学表演,增加表现力和感染力。”原来张晓楠只想着需要把“新闻”的功夫打好,听完罗永浩这番话,又去电影学院报了一个表演班。

张晓楠

一起上课的是群十七八岁准备艺考的高中生。表演班第一节课的主题就是“天性解放”,要求学生发各种奇怪的声音,做各种奇怪的动作练习。

“到一定年龄你会有拉不下脸的感觉,但是为了实现梦想,哪还顾得了这么多。”张晓楠说。

这种“颠沛”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北京电视台抛来了橄榄枝。而收到北京电视台工作通知的那天,张晓楠反倒十分淡定:“因为你前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心力,到那一瞬间梦想真的实现时,反而挺平静的。”

很多年后,失联很久的小贺再看到张晓楠时,她已经坐在央视的新闻主播台上。她从《新闻调查》的出镜记者,一路做到了《24 小时》、《东方时空》等栏目的新闻主播。

一天下了直播后,张晓楠收到小贺的信息:“我就知道你能实现梦想,还记得我跟你说的《喜剧之王》吧。”看完这条短信,在对过往的突然回望中,张晓楠哭了一场。“(以前)你只顾投入,也不会想太多,但其实并不知道你最终是不是能走到那儿。”

2005 年底,李笑来父亲去世,母亲好几天没有说话,有一天早饭时,她突然对李笑来说:“笑来,你现在自由了。”

之前的几年时间里,虽然在新东方的税后年薪达到 60 多万,但李笑来基本没有积蓄,除了和妻子每年十几万的生活费,挣来的钱基本都送进了医院。父亲去世后,李笑来不用再承担医药费的沉重压力。他决定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2007 年初,李笑来向新东方递交了辞职请求,2 月份寒假班结束,开始写作新书《管理我的时间》。之前已经畅销的英语辅导书《TOEFL 核心词汇 21 天突破》、《TOEFL 6 分作文》为他带了在当时看来不菲的收入。

对李笑来来说,写书是追求财富路上不受“重力加速度”限制的事情 。虽然后来因为一个手抖,导致数据库被破坏,《管理我的时间》文稿尽失,但他只用三个月时间又完成了重写,更名为《把时间当朋友》的新作在几个月后出版上架,成为热销读物。

有意思的是,虽然早在离开新东方时,李笑来就已经因为这些畅销书获得财富自由,但他却是一个几乎完全不在意“版权”的人。媒体人霍炬曾在自己的公众号歪理邪说中谈起李笑来对学习和知识分享的执念——相比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基于区块链技术建立一个内容分发渠道更是他的夙愿。下面有人评论,十多年前在新东方上李笑来的课,他向学生推荐自己写的托福书,“但是建议我们去买盗版,因为盗版盗得挺好,还便宜。”在他的公众号“学习学习再学习”中,几乎所有原创文章开篇都有一个版权声明:无需授权即可转载;甚至无需保留以上版权声明......2016 年,李笑来在《得到》APP 上线《通往财富自由之路》专栏,这种知识付费行为也成为他验证知识市场的方式之一。

李笑来

后来的李笑来用“不务正业”形容刚刚离开新东方那几年的摸索。他和朋友合伙成立了一家名为艾德睿智的留学咨询公司,2008 年初,位于苏州街数码大厦的办公室装修结束,在众人都赶着回家过年时,李笑来开始了营业。到 2011 年,加上讲课、卖书的收入,李笑来有了三四百万的资金积累。

一直强调创造、学习、分享的李笑来也有着常人无法理解的信息接收习惯。2011 年,他在推特上的关注人数达到了 1.8 万,注意,是关注人数,不是粉丝人数。人人都在为互联网的信息过载焦虑,李笑来却在这种信息爆炸中来去自如。他买了一个超大屏幕的电脑,“专门为了看推特。”在工作累了刷推特的休闲时间里,那条“有一种虚拟币超过了 1 美元价格”的信息成为他财富自由的新开端。

好奇,研究,买入,买入,买入,这几乎是李笑来与比特币结缘的全部过程。2011 年,比特币的整体市值最高点是 100 万美金,李笑来在新东方的 575 股经过数次交易,最后兑换成了价值 10 多万美元的苹果股票,年底,这些钱全部用来买了比特币。2011 年 2 月 1 日前后,李笑来在价格超过 1 美元的时候开始准备买进,等把美股账户里的钱转出来买完,到手时均价已经是 6 美元,一周后这个价格又涨到了 24 美元。而之所以选定“ 2100 ”这个数字,是因为按照中本聪的描述,比特币总量大约为 2100 万个,李笑来觉得持有一个经济体的万分之一是非常厉害的事。

李笑来自称是“风险厌恶者”,但自得于特立独行。熟识他的朋友,大概理解他把这么多钱投到比特币上的决定,但大多没法理解比特币本身。李笑来没劝任何朋友买比特币,被问到买币的问题时,只笃定地回答:“这就是货币。”他甚至直接在自己的博客上面加了一条广告:“长期收购比特币。”

“他是真的骨子里相信比特币,”杜昶旭说,“老李一直坚持,他所有的钱都投到那里了,活该人家发财。”李笑来投入比特币看似是一场巨大的冒险,但在杜昶旭的表述中,他的行为更多出于一种信徒的真诚,而非赌徒的投机。

李笑来曾在车库咖啡等公开场合分享比特币为他带来的“自由感”:做完一次大量的比特币交易之后,“躺在床上,突然想到,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技术手段保证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从那一天开始我解脱了。”Dfund 基金创始人赵东向左林右狸频道一遍遍强调了他在现场听到这段话时所受到的震撼。

2011 年 7 月,比特币赶上熊市,价格先从 32 美元腰斩到 16 美元,之后一路狂跌,甚至一度跌到 1 美元左右。炒家疯狂抛售之际,李笑来反其道行之,利用海外账户不停入手,直到投入所有资金,再也买不动为止。

李笑来

2013 年,李笑来开始张罗他的科技产品社区 KnewOne,合伙人是前苹果员工沙沙。左林大叔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今天回望,这是一个曲高和寡,充满理想主义,高估一代人消费水平和用户习惯的创业项目。

至临资本合伙人、当时的北极光合伙人姜皓天和李笑来聊过这个项目,答应给出 400 万的投资,但条件是希望李笑来做 CEO,全力投入在这一件事上。李笑来犹豫不决,想拿这笔钱,但不想把自己“绑死”。

那段时间,杜昶旭和李笑来在同一座写字楼办公,一个在 2 楼,一个在 17 楼, 两人中午经常在旁边的美炉村吃饭,两份鲈鱼,两碗米饭,吃完就走。谈起 KnewOne 的融资,两人有着共同的默契:李笑来向来想法一个接一个,以他的个性,不可能被“锁”在一件事情上。

多说一句,早期 KnewOne 偶尔组织线下社群活动,一次深圳的活动,有 20 人参加,其中有一个高个子,高鼻梁,讲英语,20 岁上下的外国人,基本不说话,逢人只是礼貌一笑。活动结束,大家一起合影,他就站在后排最右的位置。这个不受待见的外国人就是今天数字货币江湖里炙手可热的 TOP 3 大人物,江湖人称 V 神。哪个 V 神?就是以太坊创始人 V 神。

这时候的李笑来和 V 神,都相信社区力量,相信去中心化代表未来趋势,都是外人看来无比理想主义的新技术教徒。

2013 年,比特币在德国合法化,经过 4 月份的暴跌后,比特币价格在 11 月 29 日暴涨到 1242 美元,超过 1 盎司黄金的价格。再次见面,李笑来和杜昶旭一边说着“自己干”的计划,一边感叹:“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

李笑来和杜昶旭吃鲈鱼的美炉村

2013 年 9 月,李笑来创立比特基金,主攻和比特币有关的天使投资。也是在这一年,他与 BM(原名:Daniel Larimer)相识,后者在 Mt.Gox(当时世界最大比特币交易商)的账户被政府控制,正在筹划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李笑来参与了投资,而之后,BM 的 EOS 项目让李笑来获得了 200 倍的回报。

没有人否认,李笑来在中国的比特币市场扮演了“布道者”的重要角色,宝二爷、刘松、赵东等人都曾告诉左林右狸频道,自己早期曾受到李笑来的影响。

2015 年,数字货币公司 Ripple 完成 2800 万美元 A 轮融资,IDG 作为领投方,时任合伙人李丰进入董事会,而在完成内部说服工作时,李丰也找到了李笑来助攻,请其为 IDG 的同仁“布道”。另一位新东方老同事徐小平也找过李笑来在真格创业项目群做关于区块链的分享,也是在这次内部分享中,有了徐小平那段激情澎湃、热情洋溢的喊话,一时间引起波澜无数。

2018 年 9 月 30 日,经历了数次舆论风波后,李笑来对外称“准备花几年时间认真转行”,“干什么,没想好”,但是,“我依然长期看好区块链。”

与比特币产生联系后,李笑来就开始不断被推到争议中心,这个被很多人认为币圈“最会来事儿”的人,却自认“不会来事儿”。他眼里真正的“会来事儿”应该是李丰那种,“有能力看透那些在我眼里并不明显的利益取向,进而总是相对能更多地创造出多赢局面的人。”

聪明,脑子快。和李丰接触过的人,多数会给出这样的评价。即使是在普遍善于表达的投资人中,他的语速也显得突出的快。涉及专业问题时,从社会底层结构开始分析,用严密的逻辑支撑商业判断,是李丰的一贯风格。

从前面 20 年开始看,李丰的职业生涯是一个从“下意识”到“自发”的上升曲线:“挺好奇,有时间,没什么事”的时候,在新东方兼职做了一段时间英语老师,放弃法学院的 offer,成为了校长人选;6 年后,主动放弃大部分期权回报,离开新东方投入互联网创业,然后加入一线 VC IDG 。成立峰瑞资本,是李丰的一次突然起跳。2015 年 8 月 16 日,李丰离开工作 7 年的 IDG ,宣布成立峰瑞资本,从决定做出到基金成型,前后筹备时间不到两个月。

从 2012 年开始,李丰每年会和 IDG 的团队一起去硅谷交流访问,从而认识很多知名公司和院校的年轻人,他们聪明、有冲劲,不断向投资人分享着自己的创业思路和热情。但最后,李丰发现,被他一直鼓励创业的这些年轻人,会真正“跳出来”的很少。分析成本,衡量得失,完成一道道计算题后,多数人会维持原有的职业轨迹,很难跳出被提前划好的那个圆。从 IDG 出来,是他在自己背上推了一把。

一直以来,众人眼里的李丰也是高调的李丰,加入 IDG 时,后者已经投资了腾讯、百度、携程、搜狐等国内最受瞩目的一批互联网公司。 一年半后,李丰成为基金合伙人,并投资了 B 站、三只松鼠、英语流利说、脸萌等知名公司,是 IDG 少壮派中业绩最突出的投资人之一。

2013 年,张震、高翔、岳斌三人离开 IDG,成立高榕资本,之后引发章苏阳、毛丞宇、郑兰等人的创业。李丰也在内部推动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包括把 TMT 领域的 8 个垂直方向分为 8 个小组,每个投资人专属一个方向的同时可辅助性参与另外两个小组。为了加强 IDG 在早期项目的布局,保住其在早期投资的阵地,他又主导将人员分配在早期投资、成长期投资和晚期投资三个阶段。作为早期投资负责人,李丰在管理、投票、利益分配机制上都做了重新规划。

李丰

此时的他,沿袭着新东方时的“丰帅”作风,不断推动新的变化,思考快,行动也快。为了“抓住”年轻人,负责互联网、媒体、科技投资的李丰在 IDG 推动成立了一支规模一亿美金、专门面向 90 后的创业者基金。从 2014 年开始,他在 IDG 期间一共投资了 21 个 90 后项目,包括 B 站、脸萌、insta360 等主要针对年轻受众的公司。

按照近 20 年的惯例, IDG 的项目投资需要几个资深合伙人集体决策。在李丰的推动下,原有的投委会下,专门设立了针对 200 万美金以下早期项目的投委会,后者由资深合伙人和新生代合伙人共同组成,可直接进行投资决策,进而提高投资节奏与效率。他善于公开演说,在 IDG 的校园活动中频繁露面,无形中扮演了 IDG 代言人的角色——至少是新生代代言人。

年轻人对“丰叔”的信任不在于他的随和与热情,当“趋势、价值、本质、周期”这些词儿从他口中频繁出现时,证明他对你的项目已经产生了兴趣。本来,一个以金钱为游戏筹码的人,与年轻人的逐梦热血有着某种相悖的趋向。但他乐于做那个支持年轻人理想的“丰叔”。在公开活动中,他不无骄傲地讲述着自己投资过的那些短期内不能快速带来商业回报的“社会化企业”。

李丰解释,从长远来看,社会友好型企业本身就具备更长远的商业寿命,“(企业和社会的)发展就是只能透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来得到商业价值。”以此为出发点,他推动了不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型行业投资,也故意“错过了”现金贷这类离钱近、自己又擅长的投资项目。

与年轻人打成一片的“丰叔”,很容易让人想到离开新东方后同样转做投资人的徐小平,后者也因为投资了众多年轻创业者成为创投行业的“徐老师”。曾经或者仍然从属于新东方体系的互联网创投人,无论是俞敏洪、徐小平,还是罗永浩、李笑来、李丰,在被解读的多种版本中,都会呈现同一个特点:善于处理自我公关。这也许并非出于某种自觉,而是他们本来的性情。早期,新东方教师招聘中,“具备现代思想和鼓动能力”就被直接列在选拔要求中。与其说,新东方训练和培养了他们的这种特质,不如说,正是因为他们本身具备了这种特质才得以被挑选。

峰瑞资本成立后,“90 后创业者教父”的头衔已经被冠到李丰的名字前面。当天基金发布会结束之后,“变革传统VC”、“完全改变规则”、“建立一个公平、公正、透明的基金”的字眼就排在了李丰和峰瑞后面。这些话都出自李丰口中。

这种激烈的表达不能不被解读为对原有体系的一种否定和反抗。李丰的离开始于其在 IDG 内部主导的创业项目折翼之后,自立门户被看作“愤而出走”后可预知的后续。这种选择与当初离开新东方存在的某种巧合的呼应在于:当“被委的重任”与自己“想做的事”出现冲突时,他希望自己是握着方向盘的那个人。而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主动认领变革的主语也就把他人划在了“被革”的一派,这其中有他的不满,更有他待酬的壮志。李丰站在台上,向在场的人分享对峰瑞的期望:“不止于做一家著名 VC。”

他将峰瑞的创新计划做了详细的拆分:投资回报低于 3 倍以内,不收管理费;内部执行团队、合作伙伴和投资人一起参与 Carry 分配;在基金工作一年以上的投资团队成员,只要看过案子便可获得投票权;重视投后服务,鼓励更多创新型和跨部门的尝试。

另一个背景是,早前,凭借多年的行业积累,还未成立的峰瑞资本在 50 天里拿到了超过 10 亿元的口头投资承诺,并完成 17 人的团队组建。而同年 8 月份,就在孕育中的新基金成立的当口,大盘从 2015 年最高位 5178 点跌破 3000 点,融资难度骤然指数级增大,曾经的口头承诺最终只兑现了 7 亿。

李丰

经历过这种不知所措的李丰大概最能对公司账面只剩 1000 万元、融资不顺的罗永浩的痛苦和煎熬感同身受。合伙人失落时提出另一条路径:先做几支专项基金,一来降低募资难度,并且可以很快收到回报。李丰一口否决:“那就失去出来做基金的主要意义了。”

“枪打出头鸟”,这是一句无法被验证又时常被人拿来嘲讽且不免恶毒的套话。李丰谈过罗永浩的优点和弱点:他总认为一些价值观是自己能够公平和公正评判的,并且总是努力做到与众不同。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原则、目的或目标袒露出来时,不管它代表的是事实还是立场,就已经没有了退路。李丰看到了罗永浩的这种困境,却没想过自己可能也站在这个“圈套”里。他在基金成立一周年时总结,这一年是自己 40 岁之后最难的一年。

“我们当时(从 IDG)出来和决定(做基金)是在同一时间发生,所以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完全不知道怎么弄,因为并不是说找好多人问,怎么做基金,做基金应该注意什么,有什么问题,在第一支基金上有什么要注意的,融资怎么搞,应该找谁。”

“所以还是要有理想,要有长期目标,但不能太理想化,别期待一步到位。”这是四年后他的另一番感慨。

李丰(左)和左林大叔

峰瑞成立将近4年,可能是李丰“极不舒适”的四年。其投资的当前估值超过 3 亿的 35 个项目,多数不在他原本擅长的 TMT 领域——电商、金融、O2O、大数据曾经都是他得分最多的地方,现在,深科技与企业服务公司占据了其投资标的的 6 成。芯片、工业自动化、产业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医疗科技,他主动跳入陌生地带,一切几乎从零起步。李丰形容,自己像“重新上了一遍大学”。

现在,到底要做一家什么样的基金?李丰现在经常提起那个“水龙头”的概念:VC 回到金融机构的本源,就是做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调配器。做多大,或者做成谁,都没有在这个方向做正确更重要。

那对峰瑞资本的期许是什么?李丰说,不要一下就想最终那个 100,先从 1 做到 5,再到10。“坚持在正确的方向上,先做成个还可以的基金。”前半句是前提,允许把目标放在“还可以”上,耐心地对待从 1 到 5 的过程,是他对于方向、原则和时间所怀有的信心。

如果非要再问一句,理想主义在今天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为了一个今天完全不能达到的效果和结果坚持很长时间,是最长久地延迟满足感。”李丰说。

理想主义但不理想化的李丰,真心是这个 VC 世界的清流。特立独行的他们,还是有机会碰到未来的大机会,假如这个世界会像李丰们想像的那样变好的话。

杜昶旭在罗永浩的离职手续上签了字,前者在新东方教 GRE,与罗永浩同组。这是 2016 年 6 月,罗永浩从春天开始就在张罗他的博客网站,年初,他的新浪博客内容被站方和谐,罗永浩气不过,干脆退出,打算自己做一个“很牛的人写的”不轻易删帖的博客网站。离开新东方,是他全力投入的第一步。

这时候的罗永浩已经是一名网络红人,从他的讲课内容摘取的老罗语录在年轻人中广泛传播,同事调侃他,网络人气仅次于凤姐,排名在两位“冰冰”之间。在网络上,罗永浩总是能轻易地引来关注,做手机之前,砸西门子冰箱曾是他在网络上刻意制造的最大动静之一。2011 年 11 月,因为遭遇的西门子冰箱门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罗永浩带着志愿者来到西门子公司门口,以砸冰箱抗议。卡车装了三台冰箱,在西门子门口卸下后,罗永浩拿起锤子就开始砸,志愿者在他身后举着“温和要求西门子承认并解决冰箱门问题”的牌子,排版和配色都比普通的标语牌严谨。

网络上说,三台冰箱一台是左小祖咒的,一台冯唐的,还有一台是罗永浩的。事实上,那台冰箱也不是罗永浩的,而是李丰的。李丰把自己在新中关的公寓租给了他,被罗永浩砸掉的冰箱是配套的家电之一。当然,在砸之前,罗永浩给李丰先买了个新的。

退回 2006 年,要建立一家博客网站,身为一名文艺青年的罗永浩首先需要一位懂技术的人搭伙。罗永浩找到在清华大学读计算机博士的杜昶旭,希望他推荐几个懂技术的人,或者,“要不然你来?”杜昶旭直接回绝了他:“罗哥,咱们是好兄弟,需要帮忙你随时说,但是我就不参与了。不然咱俩最后弄得连兄弟都没得做了。”他把自己的清华同学黄斌推荐给了罗永浩。

2006 年 8 月 1 日,罗永浩和黄斌共同创办的牛博网上线,罗永浩定了 6 条优秀博客的标准,每个标准后面都列出一个名人作为反例,李宇春、徐静蕾、郭敬明、潘石屹纷纷被提名,但最重要的是第 7 条:“文章一定要写得牛”。之后,连岳、韩寒、柴静、黄章晋、陈晓卿等人的文章陆续出现在牛博网上。因为聚集了一批表达能力出众的博主,又不设言论限制,上线 10 多天,牛博网单日浏览量就超过 20 万,之后甚至一度高达 200 万。

罗永浩

在某种意义上内,牛博网扮演了哈贝马斯口中“公共空间”的作用,博主、读者在此进行关于公共事务的讨论、争辩,甚至争吵,由此再对公共事件形成新的影响。2007 年,厦门的 PX 群众事件中,牛博网几乎是国内为数不多对现场进行同步报道的网站,记者“北风”和“令狐不冲”在牛博网进行了文字直播,并在之后成为很多媒体的信息源。2008 年,汶川地震时,罗永浩还和韩寒等一批牛博网作者组织募捐,亲自赶到灾区支援。罗永浩作为内容“把关人”,很少去“和谐”某个言论,并力图使这种讨论维持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

也是因为这种言论的不设限,牛博网经历数次被关,2009 年 1 月,罗永浩无奈之下将牛博网的服务器搬到美国,需要用户翻墙访问的牛博访问量降至原来的两成,在很多人看来,牛博网的气数到这时就已经差不多耗尽。后来,罗永浩在吉林大学的演讲中总结,自己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没有指令让自己删帖的时候不去自我阉割。他调侃,自己的勇气被高估了。

罗永浩把牛博网的关停总结为“越来越少人看博客了”,这被很多人认为故意避过了他在运营上的不善,至少在商业化上,牛博网看起来没有很好地完成今天所说的“流量变现”。“罗振宇搞了知识付费,如果是那个历史时代,我觉得老罗就成了,那没有《得到》什么事了。”杜昶旭感慨。

没有人否认,罗永浩是一个优秀的内容从业者。之后创办的老罗英语培训,流传最广的是地铁口海报上的戏谑、幽默的宣传文案。锤子创业之初,《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全国巡回演讲,罗永浩称,“整个活动花了 150 多万,广告效应是任何厂商花一亿五千万都得不到的。”2017 年,锤子资金困难时,罗永浩去陌陌做直播补贴公司,对方给出了极为宽松的条件:罗永浩找几个朋友在直播里聊天就行。在很多人眼里,内容可能是罗永浩刻意绕过去的最容易的挣钱方式。

罗永浩

对身边的朋友来说,罗永浩做手机,是情理之中,又是意料之外。

2013 年,锤子科技从新中关搬到望京的摩托罗拉大厦,这之前,张晓楠还和罗永浩一块提前去看了新场地。新东方时期,张晓楠和罗永浩经常路过报刊亭,被他突然叫停:“等我一下。”然后就看他快速地从里面抽出两本杂志,都是她不感兴趣的科技、IT 内容。有时候几个人一起吃着饭,罗永浩打开同事刚刚发来的海报样图,汗就开始啪啪往下流,明显是要急了:“这个红和我想要的红不一样。”

张晓楠接过罗永浩的手机,对比了下罗永浩口中的两种颜色,仔细看确实能看出一点差别,但一张宣传页,差不多就行了,她想。但罗永浩这一关就是过不去。“所以他做手机,我就知道,怎么说他都能生产出一个很好的产品。”张晓楠向左林右狸频道说到。

“我觉得乔布斯死了,我有机会了。我对消费电子产品的理解不比乔布斯差,我觉得我能干起来。”这样的话,罗永浩公开表达过,也在朋友面前谈论过,不同的是,朋友看到的是他的真实,公众放大的是他的自负。虽然也曾经是罗永浩做手机的反对者,但杜昶旭还是有些为罗永浩不平。一开始,网络上充满“英语老师转行做手机”的嘲讽和轻蔑。杜昶旭觉得这话不对,“他就是一个神人,只是碰巧在某个时间段当了英语老师,后来觉得自己应该投入到消费产品的领域,然后就做了手机。”

质疑声听得多了,罗永浩也会面对几十个记者调侃自己来自“曲艺界”,但是口风始终没变,“想实实在在地做点有追求的东西。”

做手机,要先融钱。罗永浩先找到了在 IDG 做合伙人的李丰,说完自己要融 1000 万美金的计划,被当场浇下一盆冷水:“最多融 1000 万人民币。”罗永浩对李丰说,那为什么你们给了小米千万美金啊?李丰笑着回答,雷军自己放了几千万进去,你放了多少钱啊?罗永浩没有钱,接不上话,找了另外一位新东方做投资的同事铁岭,说了自己要做的事情,要的也是 1000 万。铁岭觉得可以,罗永浩大喜,但多少放心不下,告知单位是美金,铁岭脸色大变,再次谈崩。

连续受挫后,罗永浩暂时搁浅了做手机的想法,决意接手一家海外公司在中国的网站。这事罗永浩也没做过,他想到一个人,一位在网易工作过多年,也和自己牛博网的核心作者黄章晋相识多年,和自己几乎同时来北京漂泊的朋友,于是约这位朋友见面请教该如何做一家商业网站。罗永浩问对方答,气氛略沉闷,聊着聊着,对方主动问起做手机的事情,这一下打开了罗永浩的话匣子。罗永浩滔滔不绝,高谈阔论,对方笑而不语,只问了一个问题,既然你对做手机这么有兴趣,为何不做啊?这位将罗永浩军的人叫唐岩,哪个唐岩,就是陌陌的唐岩,也就是在锤子第一次危难时机给了罗永浩直播大合同救锤子一命的唐岩。

2012 年,罗永浩拿着从唐岩那里融来的 900 万开始了手机创业。罗永浩本来的希望是 1000 万,唐岩向罗永浩介绍了紫辉创投的郑刚,合计两人各出 500 万给罗永浩。郑刚是陌陌的天使投资人,在阿里 1 亿美金轮次投陌陌时已经部分套现,手头有钱,又有唐岩推荐,因此也兴趣极大,但最终没有参与锤子天使轮投资。

郑刚在厦门和左林右狸频道谈到此事,解释称,原因在于当时在一个关于类似乔布斯一样的决定权条款上,双方有争议(罗永浩希望自己即便只有 1% 股份,也能对锤子有绝对话语权),最后不欢而散。说到底,双方都是骄傲的人,又第一次合作,唐岩见状,自己增加到 900 万,让双方都下了台阶(类似故事在小米的天使轮也发生过,最终是刘芹和童士豪一起给了雷老板台阶下,这个故事,可以到我们的知识星球里与我们慢慢八)。

郑刚后来与罗永浩烂熟,参与了锤子多轮融资,并把自己位于北京三环附近的一套房子抵押了进去。江湖传言,正是因为郑刚在锤子项目巨亏,才无法给前妻分手费闹得鸡飞狗跳,这个说法前半段是对的,后半段不足为信。郑刚去年此时雄心勃勃造车,他也是映客的投资人,即便锤子巨亏,也应该有家底的。话说郑刚去年造车也找过李笑来一起发币,未果。

1000 万人民币确实更接近锤子初创时融钱能力的极限。一号员工朱萧木是老罗英语培训的同事,加入锤子科技前,罗永浩对他提出的问题是:“你是不是一个有物欲的人?”

因为已有的“网红”身份,以及罗永浩刻意为之的“高调”,锤子科技诞生之初,这家公司就有着与体量不匹配的声量。从第一款手机 T1 开始,锤子的几款手机销量不过小米、华为、OV 这些国内大厂的零头,围观群众对林斌、白永祥甚至余承东、段永平的名字少有了解,却都对锤子的两届 CTO 钱晨与吴德周,以及朱萧木有所耳闻。而至今为止,也没有任何一个手机厂商的发布会是以公开售票形式进行,并把门票钱再捐出去的, 开源组织 OpenSSL、OpenBSD 是锤子科技捐款的主要接收方。

罗永浩

2013 年 3 月 27 日,经过一次跳票后,锤子科技发布了锤子 ROM。罗永浩对量产一款手机的复杂性有更深刻的理解应该是在一年之后。2014 年 5 月发布的第一款手机 T1 在宣传中从“东半球最好用的智能手机”变成“全球第二好用的智能手机”,但在发布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无法及时供货,逃单率从可以忽略不计的 2% 升到 90% 左右。一个 USB 卷线器,一个金属嵌套 Logo,一个附送的小螺丝刀,还有一两个核心元件,都可以是无法及时出货的原因。2014 年,T1 总销量刚刚超过 25 万台。之后的 T2 也是惨淡,代工厂中天信倒闭,与富士康合作出现问题,产品一再跳票。产能不足的噩梦始终挥之不去。

对罗永浩和锤子来说,坚果 Pro 的发布曾经是他们最接近成功的时刻。2016 年 5 月,经过罗永浩的数月邀请,原荣耀产品线负责人吴德周加入锤子,这对锤子的产品研发、供应链、生产能力都带来了质的提升。

2017 年 5 月,坚果 Pro 发布前,京东预约人数接近 60 万。不到 5 个月的时间里,应着当年国产中端机的销售利好,坚果 Pro 成为锤子第一款销量超过 100 万的产品。发布会后的媒体专访中,媒体问到锤子当年盈利的可能性问题,罗永浩回答:“95% 以上,除非有天灾人祸,正常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三个月后,锤子宣布拿到成都市政府的 6 亿元投资。很多人记住了罗永浩在直播间里兴奋地用手机削苹果的画面。此时,对这家一直饱受争议的创业公司来说,未来看起来已经趋近明朗,很多人为罗永浩长舒一口气:“锤子应该可以活下来了。”

但留给锤子的时间确实不多了,随着核心渠道京东不再力挺,以及整个手机市场的红海化,锤子再一次遇到了出货不力和上游供应链压力过大的问题,资金链再次断裂。

历史向来以成败论英雄,而成败的标准又一向囿于简单粗暴的结果论。即便到今天,众人对锤子的关注仍然在于“吹过的牛逼没有实现”,罗永浩一向看重的交互设计和工业设计对手机行业有过多少推动这类的问题,似乎并不需要看客的思考。

熊三木是锤子科技的投资人之一,用他自己的话说,投资锤子让他毁誉参半,但即使在如今几乎已经被证明无法带来投资回报之后,他仍然坦然:“老罗在撤退的时候,能够把战场打扫干净,这让我觉得他是一个靠谱的人。”

左林右狸频道得到的消息是,罗永浩最多时有将近 5 亿的债务,但字节跳动和刘江峰先后出手买下了部分资产,让罗永浩的债务问题得到缓解,目前只剩不到两个亿。而支持朱箫木和吴德周两位干将出去做电子烟也是罗永浩偿还旧债的计划,如果这些计划都能逐一实现,那么,罗永浩将是另一个史玉柱式的商界传奇。

如今,创立朗播 12 年的杜昶旭,还会时常想起在新东方的日子。

2005 年,晚上下班后,俞敏洪会经常聚集一批一线教师开会聊天,听取他们关于教学的看法和意见。

杜昶旭是新东方教授托福阅读的“四大神授”之一,因为受互联网产品思路的启发,当时正在思考如何将托福教学流程产品化。

他认为,新东方如果想在出国考试或其它领域有持续增长,必须进行产品化。此时移动互联网还未兴起,他对产品化的理解是:有系统化标准的教材和配套的训练工具。

杜昶旭同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时任集团教学管理部总监的李丰,后者也认可这一思路,牵头此事,上报俞敏洪,得到 800 万预算,成立了专门团队,由杜昶旭和李笑来主导具体工作。

当时正逢托福改革,旧托福的考试形式是传统的纸笔考试,新托福采用的则是基于国际互联网的计算机考试,即 Internet-BasedTest(iBT),在具有特定网络环境的计算机上进行,并通过国际互联网实现题目和答案的双向传输。iBT 模式于 2005 年 9 月在北美最早执行,2006 年 5 月后在中国国内开始执行。之后,学生的考试数据可被采集收录,机构将可对听说读写各模块进行数据分析,跟踪学习轨迹,制定配套训练方案。

新东方当时主要依靠聘请最优秀的老师来带动招生和树立品牌,但存在的隐患是,名师一旦出走,自立山头,就会带走一大批生源。杜昶旭当时的想法是,如果可以打造一套标准化培训教材,且把整个教学流程标准化,新东方就不用再如此依赖老师。

前期需要的投入巨大,眼看 100 多万花出去还看不出回响,又恰逢新东方准备美股上市,需要控制成本,保证财报,俞敏洪下令暂停,计划暂时搁置。

在新东方授课时的杜昶旭

事情进行到这里,杜昶旭觉得可惜,正在寻找创业机会的他,决定自己单独挑下这个活儿。2007 年,朗播创立。

杜昶旭 1999 年考入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系,2003 年毕业后被保送至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攻读计算机软件与理论方向博士。技术出身的他,一直希望可以把出国考试培训流程做成像手机那样标准化、可量化、由固定模块组成、可迅速规模化复制的产品。

他想起自己做 EDA 的时候,做一个工具可以代替一部分人力,原来设计一个芯片需要三个月,有了工具一个月就能搞定。即“经验形式化”,把人的经验变成数学模型,然后去实现它。

杜昶旭认为,学英语也一样,过去是靠老师的经验和判断,而他想做的,是把老师的经验变成模型,然后用工具实现,并且把学生的英语能力量化,比如阅读可以拆分成一系列能力点:词汇认知能力、句法能力、逻辑能力、语音认知能力等,根据这些指标做出一个能力图谱,然后可以针对能力图谱的每个能力点,给学生设立相应的训练工具。

比如,学生读句子能力差,就有专门的工具训练读句子能力,辨音能力差,就有专门的工具训练学生的辨音能力。以能力图谱对应产品矩阵。

这件事知难行易,一做就是近十年。从最初的背单词工具,到后来听说读写能力图谱的搭建,一点一点攒内容,所有训练体系都进行了标准化搭建。

从 2007 年到 2019 年,教育行业已经出现了几次创业浪潮。

第一波是在线课程超市,典型代表为飞龙网和精品学习网。这两家公司受携程启发,做 B2C 教育服务聚合平台,帮线下教培机构售课。2007 年之后,两家公司都没有活下来,携程模式被证明在教育行业走不通。

第二波是在 2013、2014 年,一大批互联网人开始踏足教育行业,资本适时而动。美国在线 MOOC 平台 Coursera 拿到 6000 万美元融资,国内互联网巨头也开始将资本投注教育公司,2013 年 6 月,传课网获得百度 1000 万美元 B 轮投资;2013 年底,阿里投资 VIPABC 1 亿元;2014 年 4 月,百度豪掷 8000 万美金投资沪江网;2014 年 7 月,优答获得腾讯和新东方 3000 万人民币 A 轮联合投资。

互联网和资本的逻辑都是迅速扩大规模。如此便催生了三类创业模式:第一类是在线 1 对 1 ,代表公司有 51Talk、VIPKID、哒哒、掌门 1 对 1;第二类是 K12 题库类公司,典型代表有作业帮、学霸君、猿题库、一起教育科技等;第三类是教育 O2O,代表公司是亲亲家教。

如今,VIPKID 已经成为估值 35 亿美金的超级独角兽,猿题库估值高达 30 亿美金,作业帮、学霸君、一起教育科技都成为了估值超过 10 亿美金的独角兽公司。

朗播一直处于比较另类的状态,既没有选择 1 对 1 ,也没有转向 O2O。“我们整个团队都是这种风格,这个事长期来看是对的,我们就会去做。我们坚持认为产品化的路径一定是对的,到后来还是要看成本结构、扩张速度和规模。”

杜昶旭

推进产品化的不只朗播一家,英语流利说、学霸君、猿辅导、作业帮都是其中的强手。杜昶旭认为,各家的局限性在于过于垂直于一个方向,比如流利说解决了语音评测问题,但一个人的口语能力有多个维度,语音只是其中一方面,英语学习需要多方面能力的解决方案。

2018 年年底,朗播开始涉足新零售,通过线上线下融合,三个月开了十多家线下体验店。类似于麦当劳模式,地面的门店由总部统一提供标准化教学内容,辅导老师只需给学生做好基础辅导。

教育行业需要往产品化的方向走,这是杜昶旭 12 年来一直没变的想法。“我们过去对教育行业有一个理解是错的。认为教育行业是服务行业,这个事是错的。”

他认为,对于服务行业,消费者花钱买的第一是服务本身,或者是服务提供者的时间,第二是服务过程体验。而如果按照这两个标准看,教育明显不符。上课只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一部分,教育的过程不应该完全等同于上课,读书、自己训练、和别人交流,都是受教育的过程。上课的过程是购买老师时间,不能等同于接受教育的全部,而教学服务的过程体验也不等于结果。

比如,学生觉得某个老师给予的上课感受好,也不意味着最终的学习结果好,因为上课只占据学习过程的 30%,还需要大量练习。“教育和餐饮很像,是一个产品加服务的综合体。”

在杜昶旭看来,过去的教育培训没有产品。大家把整个学习过程等同于上课,不管是一对一,还是一对多,都存在很大问题。教育行业需要打造产品,包括课程、训练过程、数据监控结果,以此来保证教学和学习结果。产品确保的是结果,服务解决的是体验和温度,要通过服务让学生觉得教育是人性化的,是更有温度的,后者更多的是起一种陪伴作用。而所有的技术都应该加持在产品上,构建标准化的模型。

早期,投资人无法理解这种思路,朗播创立 7 年之后,才完成了第一笔 A 轮融资。几年来,行业热钱汹涌,很多公司快速调头,转换模式,通过吸引资本青睐获取筹码,杜昶旭的思路却仍在原有模型上一直进化、强化。

2019 年 4 月 9 日,他在朋友圈写到:“要没点儿理想主义,确实干不了这么多年教育产品化的事儿。我觉得,理想主义者最后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干成一票大的,要么死在路上。”

谨以本文致敬五四运动100周年,致敬永不逝去的理想主义。

(注:文中小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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