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地域文化研究专攻准教授 王钦
《九条的战后史》，[日]加藤典洋著，筑摩書房，2021年5月出版，555页，1,430円
近日，日本官房长官加藤胜信以创设“紧急事态”条款为由，发出了“Covid-19灾害正是修宪好时机”的惊人言论；由此可知，安倍晋三政府蓄谋已久的修宪议程，并没有随着安倍的辞任而偃旗息鼓。就日本社会而言，一方面，民众对于“修宪”和“护宪”间持久争论早已心生疲倦；另一方面，学界和评论界围绕战后宪法又进行着层出不穷、标新立异的解释——并且几乎所有解释都会声称自己超越了历来的“修宪”“护宪”之争。这一局面在客观上导致的结果是，“修宪”虽然依旧是充满争议的话题，但也有越来越拘泥于条文解释和理念歌颂的窠臼。
在上述背景下，几十年来始终不懈地思考战后日美关系的批评家加藤典洋，其遗稿《九条的战后史》（『９条の戦後史』筑摩书房、2021年）的整理出版，无疑有着现实的相关性。这部五百多页的著作，接续了前作《九条入门》（『９条入門』创元社、2019年）中对于日本战后宪法的考察，全景式地回顾了1950年代以降日本和美国围绕日本宪法，尤其是第九条的武力放弃规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所展开的一系列曲折的博弈，揭示了不同时期“修宪论”和“护宪论”的争论背后所包含的政治动向和意图。可以说，这是近年来具有正本清源意义的一部重要论著，有助于我们恰切认识当前日本政府的修宪企图的思想史位置，从而跳脱出简单地为“修宪”和“护宪”分别贴上“军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标签的口号式认识。
加藤典洋著《九条入门》
加藤首先指出，在宪法颁布之时，当初占据支配地位的对于“九条”的认识可以分成两种：一种认识是沿着麦克阿瑟的思路，将“九条”视作先进的政治理念的体现，另一种认识则以美国的后任日本特使杜勒斯为代表，认为“九条”背后包含着将日本“无力化”、防止日本走向苏联共产主义的算盘。这两种认识都是“在和国际社会全体断绝开来的前提下成立的、极端的九条解释”（25页）。与之相对，为了把握日本政府和思想界在不同时期的“九条”解释背后的用意，从而恰当地理解当下“修宪论”和“护宪论”的立场和前景，就必须回到具体的历史现场。
自然，在对于“九条”战后史的回顾中，首先需要提到的历史事件，便是1951年日本与美国的“单边和解”，即在苏联和中国缺席的情况下和美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众所周知，这一和平条约的签订虽然在形式的意义上标志着日本可以摆脱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管制、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在实质的意义上，谁都知道日本仍然从属于美国；甚至依靠当时签署的“日美安保条约”，美军在日本的驻军得以排他性地半永久化了。针对当时吉田茂政府一方面亲美、一方面反对修宪的态度，其后执政的鸠山一郎政府试图扭转日本的对美依附关系，这使得宪法“九条”的维持和改变成为一个重大的争议问题。于是，1950年代出现的“修宪论”——无论是1954年自由党提出的“宪法调查会”案，还是同一时期改进党总裁重光葵提出的宪法改正案——都旨在强调战后宪法为美国所“强加”的色彩，背后的用意则是通过修改宪法来寻求日本脱离对美国依附关系的可能性。加藤特别提到，1955年重光葵提出《日本与美国间相互防御条约（试案）》，其目的并不在于“复活战前军国主义或国家主义，而是让日本从对美从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75页）；毋宁说，针对杜勒斯以“九条”为由拒绝美日平等关系的做法，重光葵试图以再军备的方式来实现日本作为主权国家的独立地位。但事实是，1955年标志着保守政党合并（又称“保守合同”）的自由民主党的成立及其推动的修宪议案，最终没有得到日本国民的支持，以至于修宪势力和护宪势力之间形成了延续至冷战终结的“三分之二”对峙“三分之一”的抗衡局面。加藤对此评价道：“在这一时期的第一次修宪论者,即并未充分体验占领之耻辱的政界复归组那里所缺乏的”，正是将对美独立和回归战前国家主义予以“明确区分的必要的认识、准备和觉悟”（75页）。换句话说，正因为1950年代修宪论者始终将目光聚焦在日本和美国作为两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几乎是排他性的彼此关系上，从而未能看到不以民族国家为基点——而是（例如）以联合国或其他国际联合为基点——来谋求日本独立的可能性，以至于他们对于国家独立的论述，以及作为前提或手段而提出的关于修宪和再军备的论述，很容易被回收到与战前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相仿佛的话语之中。（当然，加藤同时也看到，石桥湛山在同一时期极富洞见地提出，应通过反对再军备、反对修宪的“非武装中立”路线，寻求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家独立道路；尽管如此，或正因如此，石桥强调，应该在联合国完全发挥其职能之前，暂时“冻结宪法九条”——我们会看到，这一主张和加藤自己的“解答”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于是，经历了修宪失败——换言之，通过修宪来实现国家独立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之后，保守党的对美独立计划也就失去了可操作的现实性。这一状况的结果是，一方面，“修宪论”中原本仅仅作为可能性而存在着的民族主义色彩，乃至战前国家主义色彩愈发强烈，催生了脱离现实、耽于极端意识形态的“没有出路的修宪论”（或许可以悖论性地说，民众对于“修宪论”背后的这种可能性的提防，在1955年挫败政府的修宪企图的同时，反而也导致了他们所担心的民族主义“修宪论”的抬头）；另一方面，“先前一体化的独立和民主化，逐渐开始分裂和对立为强调战前价值（独立）和强调战后诸价值（民主化）”这两种倾向（157页）。
然而，加藤提醒我们，1955年告以失败的修宪企图中，迄今值得强调的一点是：“宪法改正和外国军队的撤退形成了顺接关系。从逻辑上说，第一次的修宪论和当下的修宪论正好相反，在后者那里，宪法改正和自卫队对于外国军队的军事协助（集体自卫权的行使）形成顺接关系。也就是说，从保守合同时期的自民党修宪论、再军备论看来，现在自民党的修宪论动机正好相反——后者的动机是：回应美国的要求，为成为美国世界战略的尖兵而企图修宪和再军备。”（86页）在这个意义上，同样作为“手段”，修宪和再军备在1950年代所通向的目的和如今自民党的目的正相反；当年作为脱离对美依附关系的修宪，如今反而成为加强对美依附的手段。为什么会这样？
在具体阐述这一颠倒的历史背景之前，加藤首先回顾了1960年前后发生的“安保斗争”以及这场运动对于日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刚才提到，鸠山政权在1955年的修宪主张以失败收场，由此“对美独立”的诉求和“民主主义”的诉求演变成为两个不同的取向或选择。“从‘国民间的宪法感觉’出发，‘哪怕不独立，也要首先保障民主化和和平主义’这一信条逐渐确定下来，并与修宪论的方案之间形成了‘反方向发展的龃龉’，因为在修宪论那里，最优先的是独立，为此要实行再军备和修宪，在此基础上再谈民主化和和平主义。丸山真男认为，安保斗争是这一‘龃龉’得以最大化和爆发的机会。”（151页）“安保斗争”可以说是“九条”战后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拐点。一方面，站在日本政府一边来看，首相岸信介对于共产主义的深刻敌意，使他义无反顾地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中采取了亲美的路线，最终和美国修订了《日美安保条约》——虽然从形式上看，这次修订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日本对于美国的“平等关系”，但正如加藤重点提到的、当时日本外交官西春彦警告的那样，此举相当于向外界表明，日本主动在军事和地缘政治上采取了和美国联合对抗苏联的姿态，因而有可能导致苏联乃至中国对日态度的恶化。（加藤提到，两年后的古巴导弹危机或许就与这次“安保条约”的修订有着密切关联。）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日本原本手上握着的“中立化”乃至“共产化”筹码，的的确确对日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小觑的影响，甚至本来可能改变日本的对美从属；但岸政府的亲美政策，使得日本丧失了“中立化”的可能，从而也丧失了对美独立的极佳历史机遇。另一方面，从参与“安保斗争”的众多日本民众这一边来看，加藤区分了这场政治运动中的两种不同诉求：反对“安保条约”，即对美独立的诉求，和“岸信介下台”，即“战前的否定和民主化的实现”的诉求（206页）。加藤指出，当“安保斗争”前期主张对美独立的时候，参与者并不太多；只有当后期诉求演变为要求岸政府下台的时候，整场运动才变成国民性的运动。无论加藤的这一分疏是否符合实际情况，重要的是看到，“独立”和“民主”的分离确实标志着1960年代之后日本社会的走向和战后宪法的命运。
1960年6月18日，日本抗议者包围国会示威。
这么说是因为，1960年在岸政府倒台之后，重返政治舞台的“旧吉田派”自民党政权通过贯彻当年吉田所采取的宪法理解——“作为防洪堤的宪法九条”——融合了“护宪论”和“对美依附”，继而为日本社会的去政治化和高度经济发展路线奠定了基础。对此，加藤写道：“旧吉田派以作为保守本流的鸽派自居，贯彻亲美=对美从属路线。一边极力抵抗来自美国的再武装要求，一边确立国内健康的经济增长的最优先地位，以此建立新的护宪立场，即满足所谓经济民族主义的心理需求。”（207-208页）由此产生的日本自卫队“解释合宪”论，也为之后宪法“九条”与日美安保关系的共存埋下了关键伏笔。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出现的、出于民族主义情感的修宪论和再军备论（自民党鹰派），由于丧失了积极的现实意义，便不像第一次“修宪论”那样，将修宪作为对美独立的“手段”，而是将修宪和再军备本身作为“独立的象征”（209页）——“修宪论”的“劣化”，从中可见一斑。而在将政治与经济分开、社会去政治化而一味追求高度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民的志向”逐渐从“独立”转向“民主化”，继而从“民主化”转向“经济繁荣的享受”（223页），因而比起上述情感性的“鹰派”修宪主张，大多数国民更愿意在维持宪法现状的前提下以“宪法解释”的方式默许自卫队和日美安保关系的存在。在这种语境下，无论是“修宪论”还是“护宪论”，都无法触及日本对于美国的依附关系。
在“安保运动”之后，战后宪法的下一个历史关键点便是美苏冷战的终结。加藤提到，虽然在1960年代到1990年代间出现了像清水几太郎、江腾淳等思想家提出的对美独立论，但这些以日本经济繁荣为背景和论述前提的思考都没有充分回答的问题是，日本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实现对美独立并保障自身的安全，同时又不落入战前的国家主义——换句话说，怎样才能防止周围国家对自己采取孤立政策。而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在冷战结束后恰恰成为日本需要面对的紧迫的现实问题，因为由于苏联的解体，《日美安保条约》一方面对美国而言不再具有军事上的现实意义，而带上了美国作为“霸权”性国家的象征意义，另一方面对日本而言则在“安全”上成为必须，“这一差异在日本方面产生了无限的不安，使日本以后陷入了无休止的让步”（323页）。换言之，日本为了抵御假想的、来自周边国家的军事威胁，需要美国的军事在场；但无论是从地缘政治上说，还是单纯从《日美安保条约》的明文规定上说，美国既没有保障日本安全的明确承诺，也无法保证实际发生战事时采取协助的及时性。于是，如今日本政府的修宪意图，便和1950年代的修宪论的目标截然相反，不仅不再是对美独立的手段，反而是对美国言听计从的结果。
这一历史状况也解释了2000年以降日本社会上出现的种种日益显得光怪陆离的“修宪论”。在加藤看来，为了抵消一味的对美依附所产生的屈辱感，以自民党的宪法改正草案为代表的保守阵营的“修宪论”，逐渐开始“没必要地主张具有战前色彩的国家主义式主张”（379页），乃至重新强调战前宪法针对民众的义务论色彩。与之对应，日本逐渐在外交上呈现出对亚洲国家虚张声势和“复古主义倾向与对美跪拜”的结合，以及整个社会的右倾化（395页）。同时，对于日美关系的现状的刻意回避，导致在一些极端右翼分子的言论中出现了“反对《日美安保条约》就是卖国贼”的奇谈怪论。表面上看来，比起这些在意识形态上颇为“反动”的主张，安倍晋三政府的修宪论似乎“低调”了不少——不过，加藤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恰恰表明，在安倍这里，连对于依附美国而产生的屈辱感都没有了。尤其在“311”大震灾发生之后，日本社会上的“屈辱感”日益被一种自私的“排斥感”所替代：“冲绳和本土不一样，不是我们；福岛被核辐射污染了，不安全，最好不要靠近；自卫队员是社会上的异类，现在不过是美国的仆人。安于这种想法，就不会产生‘屈辱感’。”（414页）于是，美国在日本的存在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实，国家独立也罢，战后日本社会的扭曲结构也罢，都在跟着美国亦步亦趋的过程中遭到遮蔽和忽略。
如果说“修宪论”从1950年代到如今的历史演变是一条历经曲折和堕落的线索，那么最早作为其反对势力出现的“护宪论”的战后史又如何呢？值得注意的是，在加藤的论述中，冷战之前，毋宁说“修宪论”的种种话语更体现了对于现状的真切思考；因此，相比于“修宪论”的复杂性，加藤认为“护宪论”的逻辑“从1960年代丸山真男的时期以来，几乎没变过”，其要点有四：
第一，作为先驱性的法律存在，宪法九条和和平主义凝聚着经过现代以来和平思想的脉络和二十世纪世界战争的悲惨经验而获得的愿望；第二，在当今的核时代下，这种和平主义恰恰构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安全保障策略的基础；第三，这才是日本人以战争体验为代价而获得的最宝贵的礼物；第四，这里铭刻着日本对于亚洲各国的承诺，即对曾经进行的侵略进行反省、不再走战争道路。（423-424页）
然而，加藤尖锐地指出，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自战后宪法颁布实施以来，在“护宪论”的逻辑背后，或在民众的“护宪”认识背后，存在着某种“自我欺骗”，即结构上保留战前所信仰的“国体”的位置，仅仅将以往占据这一位置的“天皇”改换为如今的“九条”。“拥戴位于世界之首的、绝对不可侵犯的天皇——这种皇国思想的‘光荣’原封不动地被和平思想的‘光荣’所取代，后者拥戴的是位于世界之首的、‘特殊意义上的战争放弃’的宪法”（449页）。在这个意义上，仅仅从理念和原则上“捍卫”宪法九条的做法，或许并不比那些把修宪视作日本独立之“象征”的保守派来得更为负责。而在如今的历史背景下，甚至是在“护宪论”那里，“九条”也愈发显得是一种消极抵抗，以至于不少人认为，为了捍卫“九条”便不得不默认日美安保关系的持存。但是，一旦接受了上述前提，那么“护宪”与“修宪”也许就只有一纸之隔了——例如，近年来筱田英朗之流便在对日美同盟进行“现状追认”的前提下，通过探讨所谓战后宪法的原初“意图”（准确地说，美国人的意图）而提出修宪设计以“捍卫”宪法。面对当今这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加藤写道：
保守阵营也好，革新阵营也好，都没有考虑的问题是：如何在脱离美国的情况下，实现战后国际秩序和亚洲-太平洋周边各国都能共同接受的本国安全保障措施？（348页）
在加藤看来，“九条”的意义不在于其理念多么先进、多么高尚——陶醉于这种理想主义式的歌颂，不啻于将“九条”在现实中应当发挥的效力和潜能束之高阁——而在于思考如何以“九条”为基础，在日美安保关系之外探索保障国民安全的道路。如果“九条”确实如“护宪论”所言，在当今核武器时代下恰恰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安全保障策略，那么就不应该把它当作软弱无力的、需要妥协让步才能捍卫的原则，更不应该仅仅把它当作一个万不得已的、抵御日本重新走向军国主义的砝码，而必须将它视作一个打破现状的有效武器。为此，加藤认为，需要做的不仅是将“九条”和《日美安保条约》分开，更是将“九条”暂时与国家对于国民的人身保护的承诺和要求分开。
简言之，面对“九条”和对美依附关系变得相互纠缠、仿佛互为前提的复杂局势，加藤给出的解答是：日本应该回到战败的“原点”，即促成宪法九条诞生的、国际社会对于日本过去进行的侵略战争的惩罚和对于日本未来的期待。具体来说，加藤认为如今的日本自卫队应该“再编为联合国军，将现在以密约形式而实质上交予美军的指挥权明确规定为联合国指挥，另外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内’设置国土防卫队，但这支国土防卫队没有治安出动权”（526页）——也就是说，完全围绕着联合国重新整编日本的军事力量，从而突破日本对于美国的依附。而恰恰是因为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宪法中，只有日本战后宪法明确规定了放弃武力原则，上述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安全保障策略才有可能实现。“与联合国的关联，来自他国的信赖，迈向从日美同盟脱离的国民意愿——将所有这些集结起来的主轴就是宪法九条”（527页）。不过，上述方案也仅仅是一种纸面上的可能性；重要的是，若要将这种方案付诸实施，必不可少的是背后的政治作用力。在加藤看来，这种“力量”的源泉只能是国民的意愿。在论述接近尾声的地方，加藤再一次提到了“安保斗争”，认为1960年的这场国民性的政治运动在今天仍然能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因为当年这次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的对日政策和态度：
直至冷战终结，由保守派的鸽派所推动的护宪-轻武装-经济增长政策，其可能性条件是——或者说，为其打开入口的正是“安保”所形成的“中立牌”的抑制力，即当时稍有不慎日本也许就会中立化或社会主义化（阅读当时的文件可以知道，当时美国国务院和大使馆完全将“安保斗争”视作共产主义运动）。
从这件事也可以知道，如果国民的意愿不以某种方式呈现出来，政治的“力量”是无从产生的。而呈现国民意愿的最一般的方法，便是选举和国民投票。（528-529页）
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上述两段重要的论述中，加藤强调了在他之前的描述中被淡化或纠正了的侧面，即“安保斗争”作为一场反对美日同盟、争取主权独立的政治运动。也就是说，或许从主观上说，使得这场政治运动发展为国民性运动的契机的确不是“独立”的诉求，而是反对岸信介政府企图恢复战前价值的“民主化”诉求；但是，从客观上说，美国对于这次事件的“误读”或“误认”使得这场运动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效果，哪怕后者并没有在其后的历史中被实质化为日本寻求对美独立的政策。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误认”的效果，注定是任何以私人会谈或秘密会约的形式进行的两国领导人会面所无从实现的——无论是重光葵还是鸠山由纪夫，历史已经一再表明了这一点。就此而言，呈现国民意愿的“最一般”的方法，或许并不如加藤最后所言那样取决于选举和投票，而是民众的又一次、再一次的斗争。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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