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
阿富汗文物珍宝展从2006年运到集美博物馆进行整理修复，之后开启世界巡展模式，在世界上各大博物馆进行巡回展览。2016年该展览登录亚洲，从日本九州、东京开始，之后辗转到达韩国，2017年3月份进入中国，继续其环球展览之旅。
过去的学人们常说，世界上有两个古代文明中心，—个是环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明，另—个则是以中亚腹地阿富汗为中心的沙漠干地文明。第一个文明中心比较容易理解，埃及、希腊、两河流域的古代文明都在不断地交融中产生新的外溢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
但是另外一个中亚腹地阿富汗，中国对于它的过去却多少有一番陌生的景象。历史上的欧亚大陆曾经强盛的帝国，皆扩张到阿富汗。历史时期的希腊的亚历山大东征、波斯萨珊、印度孔雀王朝、中国的唐帝国的疆域拓展过程中都是如此，特殊的高原山地复杂的地理环境，让阿富汗时常作为文明军事扩张的极限边缘地带，但如果转换思维平面上的边缘或许就是立体空间中的中心。
游牧民族长期活跃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独特的文化属性、互相征讨战争促进的文明互动和物质文化交融，构成了一个比肩地中海的多元文化文明中心。
但阿富汗本身文献文字资料缺乏的事实，给历史学研究增加了难度，却也给考古学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项链由10个圆形中空的金球和2个底座半球形的锥体组成。金球及锥体底部半球形的表面被细小金珠缀联，分为8个相等区域。锥体也作8个面，各面以细小金珠分隔作两层梯形。金球及锥体中部以心形绿松石镶嵌成五瓣花形，在8个面中间隔出现。每个花瓣的外缘又装饰一周细小金珠。
同样在世界近代考古学艺术史发展道路上，阿富汗的考古研究探索也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象征之一，对阿富汗的研究大背景也是在各国家经济腾飞和文化建设需求上建立的，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美国和苏联都曾先后研究阿富汗，尝试各种考古学方法论和科技技术。
此冠形态极其繁复，造型华丽，由作为基座的长条形金带和其上与之连接的5个树形金饰组成，可拆卸。下方为金带，其上等距密布20朵六瓣花形金饰。树形金饰的树干由金箔剪切而成，一大四小。前面正中的树形较为高大，树干从底部起分为左右两支，蜿蜒至顶部相合，树上装饰9朵六瓣花形金饰。两侧的四个稍小，为单支树干向上，顶部各有2只展翅小鸟，树上装饰6朵六瓣花形金饰。所有六瓣花形金饰的花蕊中间嵌绿松石(很多已残失)，每枚花瓣尖部有穿孔，用金线缀连圆形金片。
珍宝展，欧洲人的寻根之旅从展陈内容上看，这次展览主要来自于四个地区，法罗尔丘地( TepeFullo)、阿伊哈努姆(Ai Khanoum)、蒂拉丘地( Tilla Tepe)和贝格拉姆( Begram)。
这四个地区的文物展览中，法罗尔丘地是属于当地农民的意外发现，阿伊哈努姆和贝格拉姆是属于法国考古队的两座城市考古发现，蒂拉丘地是苏联和阿富汗联合考古队发现的墓葬遗址，基本可以看出来是欧洲考古成果背景下的一个展览。
当然决不能忽略其他因素对阿富汗近代考古学的影响，因为从1922年阿富汗考古开启伊始，就签订了由法国独占考古事业30年的文化协定，导致其他国家没有机会进入阿富汗进行考古。此外，殖民主义、民族主义都曾经与考古学研究搅浑在一起，构成阿富汗考古学艺术史的研究特色。
这种浅底的盘状容器，被古希腊人称为“篚簾(音译)”。其壁面有32条放射状折棱，外壁口沿下刻有希腊文“CTAMA”。“CTA”即斯塔特(staters)，是古希腊的金币单位， “M”代表40，“A”代表1，这表明其重量为41斯塔特。
如果追溯这种展览形成的考古历史背景，我们会发现在欧美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阿富汗研究是作为东西方融合的古代希腊化佛教遗址案例被重视的，因为古希腊的荣光曾经让近代史上无数的欧洲人来到亚洲找寻往昔的光辉足迹。
西方人一直在阿富汗寻找他们的祖先，同样也无可否认近代殖民浪潮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古代欧洲文化浸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这些都是以亚历山大东征事件为最基本史实。
亚历山大东征留下的帝国，以及以后希腊后裔建立的国家城市都渐渐湮灭在亚州的历史长河中，同样近代欧洲殖民者到达亚洲后，也在根据西方文献记载试图努力找寻古代欧洲文化影响左右亚洲的荣光。
腰带由9个造型相似的徽章状金饰与将之缀连在一起的金带组成。徽章由外圈装饰与中心图案构成，图案均为立体圆雕的人骑狮子。人物倒骑于狮子背部，一手倚狮子头上，一手执大口杯，其形象一般认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
但在阿富汗具体考古学艺术史研究中，阿富汗本身历史文献和文字资料的稀薄一直困扰着所有的古代史研究，从周边邻国寻找文献资料成为理解过去最便捷的方法，这个时期解读阿富汗古代遗址最重要的文献来自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从印度、巴基斯坦，再到阿富汗，考古学家们参照着玄奘的记载找到一处处遗址和一座座古代城池，欧洲考古学家都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的文献，《大唐西域记》等旅行僧游记相继被翻译成法语、英语等多个版本在欧洲流行着。
帽饰上部中间的人物双手紧握左右神兽的前足，下部用金链穿系嵌有绿松石、青金石、石榴石的圆形和三叶形小坠件。神兽似龙似马，身体细长卷曲，有明显的角、翼、鬃毛、蹄足。这种神兽很可能是欧亚草原民族崇拜的双马神，其后半身呈180°翻转是典型的草原艺术风格，但其角和翼则是吸收了波斯元素。
如果以中国为中心再次回溯历史，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关于阿富汗和中国的联系。历史上唐朝延续汉朝传统，在7世纪后半段重新编定了西域统治体系，658年，唐朝打败西突厥汗国，整个阿富汗的宗主权从西突厥转归唐朝所有。
661年，唐朝在阿富汗地域设立一系列行政府州，例如在迦毕试（贝格拉姆）设立修鲜都督府，在阿伊哈努姆、蒂拉丘地附近设立月支都督府等管辖这些区域，这些地名的传统也反映出唐朝对于该地区的认识。
手镯一对，各由两只头部相向的羚羊构成。羊身沿镯体自然弯曲伸展，作腾跃飞奔状。角、耳、四肢上端及蹄部均嵌有绿松石，眼部镶红色玛瑙。该手镯的艺术造型和实用功能结合得非常精妙。
衣饰一组共42枚，缝缀于衣物上。每枚呈羊首状，眼部镶红色玛瑙，耳、角均嵌绿松石。
发饰主体为背向并列、身体相连、昂首奋蹄的双头马形，耳、鬃、眼、身、腿及蹄部均嵌有绿松石、青金石。左右马头各连接一条垂饰，其由三心形和一叶形的金片连缀而成。马身下为矩形嵌板，其下端及两侧，用链状金线连接素面圆形金片。
盘羊体量小，但造型准确，体态硕壮，毫毛毕现。四蹄下的穿环与角间的插管表明，它是缝系在冠帽的顶部。雄性盘羊的弯角粗大，向下扭曲呈螺旋状，外侧有环棱；雌性的角非常短，弯度小，因此该形象是雄性盘羊。盘羊的腿比较长，身材比较瘦，是典型的山地动物，主要分布于亚洲中部的广阔地区。
这些羁縻府州与属国的具体范围地区已经属于“西域”，这些遗址曾归属于唐朝的帝国疆域辖制还是相对确定，这些阿富汗古代遗址也是中国汉唐文化研究的一部分。
蒂拉丘地、贝格拉姆遗址、法罗尔丘地在后来仍然继续发展，隋唐时期佛教艺术的繁荣让这些地区继续延续着本身的文化命脉，完成了从早期希腊化文化到佛教文化的转化。可惜的是，这也正是此次展览未能呈现的内容。
剑身以铁铸造，柄则以金制成，柄分为茎、格、镡三部。格呈中部较厚的横长方形。茎呈竖长方形，嵌有绿松石装饰，中间有两只前后相咬的有翼神兽。镡略呈圆形，嵌有绿松石装饰，中间为一只咬着植物枝叶果实的熊。
贝格拉姆宝藏与丝绸之路阿富汗在二战前后最为著名的考古成就是发掘贝格拉姆城市遗址。贝格拉姆地区历史上曾是贵霜王的避暑地，在贵霜王中特别有名的迦腻色迦王，将当时中国管辖下中亚地区的汉质子放在此地供养，中国很多旅行僧人都曾记录过该地区流传的故事。
贵霜王朝统治阿富汗时期，当时西方有罗马帝国，东边有汉帝国，所以贝格拉姆宝藏收集了欧亚大陆上很多美术工艺品的精品。在新城的两个密闭房间里面，出土了百余件文物，包括来自罗马-叙利亚地区的青铜器、玻璃器、石膏制品，印度的象牙版雕，埃及地区的石料文物和西亚的玻璃器等物品。
根据考古报告记载中国的漆器和丝绸也曾在这里出土，因为保存条件问题，历次展览均未包含在内。
饰板呈圆形，以高浮雕形式表现出一俊美青年男子的半身像。男子头部向外探出，转首斜下而视，发带将其卷曲长发扎成一束。左肩有衣物披搭，右肩坦露。
展览的贝格拉姆文物中的罗马石膏圆板，重点突出的是将人物肖像和希腊神话叙述场景有选择的组合制作的浮雕，在埃及和南俄罗斯地区均有发掘出土过相似作品，在当时世界范围内都代表着很高超的技术水准。
罗马时代的审美趋向潮流中喜欢复制希腊的雕刻艺术品，最初使用石膏将金属、石质材质器皿和雕塑进行翻模复制，再进一步根据模型制作金属、大理石或者将粘土铸型。这些大量的石膏盘在阿富汗的发现，说明当地居民有这种物质和艺术喜好的需求。有可能是某些罗马贵族虽然远离欧洲，但仍醉心希腊艺术复兴，这种复古思潮交错古代欧亚地区不同的空间中表达着对古希腊艺术的尊崇。
透明玻璃杯呈斜直壁、深腹，其表面以蓝、黄、白、红等色颜料描绘图案。图中有两男两女，男性均头戴小帽，半裸上身，腰间裹布，一端斜搭肩上；女性均戴花冠，身着长袍。画面构图连贯、动感十足，人物姿态各异，表现出年轻男女收获海枣的情景。
鱼身用浅黄色玻璃吹制而成，其上再熔入同色或蓝色的玻璃，做成鱼眼、鱼鳞、鱼鳍等。鱼身中空，前部较为宽厚，嘴唇张开，鱼尾呈喇叭状。该瓶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但具体用途尚不太明确。
碗形体较大，作敞口、弧腹，平底。这种色彩斑斓的玻璃被称为千花玻璃，其技法是将一些混色玻璃棒按特定形状排列，然后切成薄片排列在一起加热，直到融合成有连续纹样的组织。
一方面，贝格拉姆的宝藏无疑代表了1~2世纪世界美术的全貌，这些精湛的艺术和技术吸引人们注意，但这一阶段由于法国垄断了阿富汗考古学研究，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家无法获得田野考察的机会。
法国考古学家想取代英国在南亚印度、中亚、中国新疆等地区的研究优势，必然会限制其他考古学家进入阿富汗竞争研究，例如大家耳闻能详的斯坦因等人一直未能进入进行实地田野调查，造成阿富汗研究上的互动并不多。
这一时期只有部分艺术史学者借助图像有机会参与讨论，尽管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新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基于图像学分析基本服从于考古学专业的推断，又显得有些单薄。
杯身作敞口、斜壁，底接圈足，双耳对称。口部外沿阴刻连弧纹一周，外壁装饰贴有金箔的葡萄藤蔓图案。这种酒杯起源于古希腊，称为康塔罗斯(Kantharos)，常被描绘在酒神狄奥尼索斯(Dionysus)的手中。
双耳瓶侈口外撇，束颈、斜肩，斜弧腹、平底，颈肩处有对称的双耳。雪花石膏具有较好的透光性，这种石材多出产于埃及。
一方面，法国学者们迫切想从贝格拉姆遗物中找到佛像起源的证据，他们对出土的印度风格象牙雕刻的人物故事装饰图案进行辨识，希望从中找到佛教传播图像的影子。因为这些婀娜的女性服饰图案和古代建筑图案，很容易让人想起桑奇大塔和巴尔胡特等地区的早期佛教建筑及其装饰，早期印度佛教美术的传播是否到达贝格拉姆地区，再进一步传播进入中亚和中国，这些佛像传播路线考量是当时人们关注的焦点。虽然最后从象牙雕刻的图像上无法获得直接佛教影响的证据，但是体现了印度文化与此地区的密切交融。
水壶将容器的实用功能与艺术造型结合的非常精巧，酷似印度神话中的音乐之神紧那罗(Kinnara)，器表施青绿釉。紧那罗作女性形象，上身赤裸，束发后结成辫，连接壶身作为把手，口部微张作为出水口。其头顶花饰，颈戴项链，双臂上戴着镶有羽毛或叶状物的臂环，双手合十于胸前。胸部以后为肥硕的鸟身，两翼上的羽毛清晰可见，背部有一圆柱形进水口。
其主体是一只狮鹫(Griffin)的侧面形象。狮鹫音译为格里芬，是希腊神话中一种带翼的狮身鹫头神兽，其身体作腾越状，曲颈俯首，后腿下蹬，站立在一只摩羯鱼的呲牙大口上。兽背上骑着一名手拉缰绳的女子，兽腹下有一男子托举女子右足。摩羯鱼和女子、男子的着装形象都具有典型的印度风格。该支架造型构思新奇而统一协调，充分体现了希腊和印度两大文明在南亚西北部的完美融合。
所表现的是印度恒河(Ganges)女神站在其坐骑摩羯鱼上的形象。女神面庞清秀，头发卷曲，上身半裸，左臂斜摆，下身着厚褶式裙，腰姿扭曲。摩羯鱼是印度神话中一种兽首鱼身的神秘动物。
饰板图案表现出门龛之下，两名女子演奏和歌舞的场景。门龛的上面部分透雕，装饰有大量植物纹样，门龛的下面部分和女子形象采用线刻。右侧女子倚靠在门边，婀娜多姿，似在歌舞。左侧女子双手执竹笛(Bansuri，音译为班苏里)，放在嘴边吹奏。两名女子的发饰和所穿戴的衣裙、手镯、脚镯等，都透露出浓浓的印度风情。
古代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阿富汗被称为“文明的十字路”是中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原点，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也都伴随着战争、贸易而同样进行，欧亚大陆之间的文明互动一直生生不息地持续着。
但同样，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意味着是一个交流的廊道和交叉点，一些物质文化继续传播，留下的痕迹可能不会那么丰富，也有可能是属于文明的边缘地区。
头戴花冠的自然女神西布莉(Cybele)与长有双翼的胜利女神妮可(Nike)，立于一辆由两头狮子所拉的战车上。两名祭司头戴圆尖帽，身穿长衣，腰系宽带，一人站在车后，另一人立于阶梯状祭台上。上方为太阳神赫利俄斯(Helios)的半身像和新月、星辰。自然女神、胜利女神、太阳神都是希腊艺术的常见母题，祭司的衣冠、阿契美尼德式战车和阶梯状祭台则是明显的波斯风格。该饰板是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后，希腊人融合波斯文化的典型代表。
展览中的阿伊哈努姆( AiKhanoum)遗址在远东希腊化研究史上具有划期的意义，因为其代表着希腊城邦文明在中亚地区的延续。
保罗·伯纳德博士(Paul Bernard)从1964到1978年带领法国驻阿富汗考古队在该遗址展开发掘，考古成果陆续公布于众，大量的希腊文物、文字材料出土，填补了希腊在远东资料的空白。
但最初制定的考古发掘计划由于战争而中止，很多未能调查和发掘的地区也因为军阀混战和不法分子的盗掘破坏而成为废墟战场。
阿伊哈努姆这个城市延续了将近2个世纪，可以算是当时东方希腊化文化的中心。公元前145年以后，游牧民族月氏和塞族持续入侵该地区，不久之后该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破坏，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里。
砝码外观为一女子半胸像，内部中空，开口于顶部，头后侧有把手。女子戴盔穿甲，卷发分左右垂肩，胸甲上有美杜莎(Medusa)头像。
其形象是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Athena)，后在罗马神话中被称为密涅瓦(Minerva)。从希腊-罗马到拜占庭时期，很多铜质砝码被制成人神同形同性的形象，一方面代表神，另一方面也代表统治者。
这一时期苏联考古队也对巴克特里亚地区的早期遗址和贵霜时代遗址进行了调查，1978年，苏联考古学家维克托·萨瑞阿尼迪( ViktorSarianidi，1929- 2013)在“大夏”国都的西南位置蒂拉丘地发现了游牧部落墓葬。
考古学家从出土的钱币学证据确认该墓葬遗址的年代学约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世纪之间。这个时期正是贵霜帝国的建国之初，贵霜人联合诸多游牧部落，打败希腊人在巴克特里亚地区的统治。并且根据中国史料记载，这批游牧民族中很有可能是从中国西迁的大月氏。
其作一孩童形象，头发卷曲，侧脸微笑，身上披裹衣裳，右手曲臂上举，指尖贴下巴。它是希腊化时代的神话人物，由埃及神灵荷露斯(Horus) 发展而来，被视为每天早晨升起的太阳，后来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时，为希腊人所承袭。
金币正面为头戴月桂花冠的男子侧面头像，边缘有拉丁语铭文两段。背面为手持仪仗和橄榄枝的女子坐像，边缘有拉丁语铭文两段。根据铭文及图像判断，男子为罗马帝国第二任元首提比略(Tiberius，公元17~37年在位)，女子是他的母亲、屋大维(Octavius)的妻子莉薇娅(Livia)。
过去有人曾悲观地认为希腊城邦灭亡、游牧民族统治的时期是阿富汗文明史的黑暗时期，并且这一黑暗时期一直持续到贵霜王朝建立，大概150年左右。
但蒂拉丘地黄金宝藏似乎可以推翻了这一观点。我们从蒂拉丘地的展览中可以看到阿富汗古代游牧民族的矛盾性格和独特的审美趣味，游牧民族一方面破坏着先进的希腊城邦文明，另一方面也享受着华丽的东西方物质文化，而且很有可能是部分地使用着希腊文字。
从墓葬文化、出土器物观察，很多希腊风格的饰品、罗马时代的新作品传入该地区，这些墓室出土的金器上也隐藏着多元文化的线索：罗马、印度和帕蒂亚（安息）帝国的钱币、来自伊朗的绿松石、印度的象牙梳子、中国西汉昭明镜（未展出）。
踝饰一对，造型相同呈对称状，单体呈圆形，由外圈装饰与中心图案构成。外圈的内外两侧各嵌一周水滴形绿松石。中心图案为镂空高浮雕，表现一人乘车驱兽前行的侧面形象。神兽为二只，也可能是单只的双头兽，其后拉着一辆带顶盖的方形车舆，车上坐着一身穿宽大衣袍，昂首仰视之人。
牌饰呈盾形，表面装饰两只类似狮或豹的有翼神兽噬咬一马。神兽并列于上部，造型对称，马横卧下侧，头部扭转。饰品外侧一周及兽身镶嵌绿松石。
剑鞘主体呈上宽下窄的圆角长条形，下端有一对半圆形板。剑鞘内以铜板衬底，外包金，金饰上的纹样再镶嵌绿松石。剑鞘表面中部装饰两只有翼神兽，前者顶生鹿角，一只后腿被后者撕咬。周围以卍字纹和心形的花瓣纹环绕，半圆形板上装饰盘羊的头部。
尽管蒂拉丘地的出土品是紧急抢救性考古墓葬文化的一部分的产物，发掘后因为战乱也一直未进行展示，但我们仍从展览文物中看出浓厚的世界观气息。展陈中的文物中有很多是墓主人生前所使用的物品，它们还原出早期丝绸之路上人们充满活力的景象：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世纪，青金石、绿松石、玛瑙、铜料、金、银在这条路上来回流转，希腊-罗马、印度、中国、中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游牧文明在此融汇。
项链的核心为一徽章式吊坠，在椭圆形金底座上嵌着双色玛瑙。项链两端以金条分别扭曲作重复且直径逐渐递减的“8”字形铰链，尾端以铆钉连接固定。玛瑙以白色为地，中间是一顶戴圆盔的男子侧面头像，呈棕色横向倒置。此头像可能是男墓主的肖像。
项链形态精美但构造复杂，由2个圆锥体和39组坠饰构成。圆锥体位于项链两端各一个，其内中空，底大顶小，表面有细小金珠装饰。项链中间的坠饰有两种，一种20组，一种19组，两者交错排列。前一种由中空的金球、圆形金饰板、杏仁形金饰板、圆形金片组成，前两者以轴承衔接，后三者以钩环相连，金饰板内嵌绿松石、石榴石。后一种由金环、X形金片、杏仁形金饰板、圆形金片组成，衔接相连的方式与前一种相同，金环表面装饰细小金珠，金饰板内嵌石榴石。
从这一蒂拉丘地的发掘来看，早期贵霜王朝文化继承了希腊-巴克特里亚文化，特别是表现海兽风格的金器，一些反映葬礼的美术作品，如骑着海神和海豚的童子，似乎暗示了对于海洋彼岸世界的向往。
但是结合蒂拉丘地和阿伊哈努姆两个遗址观察希腊文化给予东亚和中亚艺术究竟有多少影响，是否可以为以后佛教美术提供新的视点，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来证明这些问题。
阿富汗在1世纪之后，文化重心南移至贝格拉姆地区，贵霜王朝在这里建立都城，也因为更加靠近犍陀罗地区和海上丝绸之路，罗马文化和佛教美术因子逐渐活跃起来，此后阿富汗逐渐进入佛教时代，中国的文献开始关注记录这一地区。
瘤牛作跪伏状，其前腿屈膝跪地，后腿已残断。瘤牛原产于印度，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颈背之间的上方有一硕大牛峰，像个大瘤子，故而得名。
同时，这一时期关于阿富汗的先史时代的研究也获得了突破，早期阿富汗人的生存方式有可能并不全依靠传统的种植和牧渔产业，依靠着商业和贸易交换，也有可能延续自己的文明。
很多遗址的主体民族属性和文化来源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展览中定义为公元前2100-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法罗尔金器，这些金器大概是属于阿富汗青铜时代的产物，相当于中国的夏王朝，这批金器是属于收集品的性质，没有可以依靠的地层学来判断其属性，更加决定了其特殊性和研究的不稳定性。
从动物纹饰艺术上来分析，这批金银器来自于周边的印度、两河流域和中亚地区，通过物质交流交换到达阿富汗，青金石的交换有可能是原动力之一。
这些金器一方面说明阿富汗古代也曾存在和其他四大文明古国并存发展的本地文明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说明从新石器时代起，物品交换流通路线与商品的交换有一定关系。
瓶体用斑岩掏挖琢磨而成，大口外侈，斜直腹逐渐内收，平底，瓶身上、下各有一组凹弦纹。“斑岩”一词源于希腊语，指具有碱性长石斑晶的紫红色火成岩。在罗马帝国时期，这种岩石主要开采于埃及，作为建筑装饰或器具制作的材料。
展览的新生意义这次展览另一种意义上也许是阿富汗战乱之前的一个考古学纪念，尽管这些纪念来得有些晚，却也可以唤醒一部分沉睡的记忆。
展览背后，也是一群英雄迟暮的考古学家逐渐老去的故事。1979年苏联进入阿富汗后，所有的外国学者撤离阿富汗，他们都在等待重新进入阿富汗的机会，没想到这个等待的期限会是20多年。
这些考古学人尽管他们都曾梦想着通过考古发掘和文物展览更好地诠释阿富汗，由于苏联进入和战争造成的研究学人断层，当年发掘这批文物的学者们已经都是高龄人群，也在不断地随着岁月流逝而老去。
阿富汗珍宝展从2006年开始在世界巡展，像个旅行者一样历经几大洲，展览后的下一站会是哪里，文物何时还乡？面对危机四伏的阿富汗，巡回展览的模式也许更能有效地宣传阿富汗的文化，也是最有效的保存这批文物的方式之一。
展览在向世人宣扬阿富汗历史文化的同时，也复苏了之前中断的阿富汗研究，每巡展到一地，展览都配合了多场相关的学术讲座，阿富汗被重新关注。面对过去，思考未来，这次展览或许是我们一个研究阿富汗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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