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父亲在我心目中,是严厉的一家之主。绝对权威。他靠出卖体力供我吃穿,是我的恩人,也是我惧怕的人。
父亲板起脸,母亲和我们弟兄四个,就忐忑不安,如对大风暴有感应的鸟儿。
父亲难得心里高兴,表情开朗。
那时妹妹未降生,爷爷在世,老得无法行动了,整天躺在炕上咳嗽不止。但还很能吃。全家七口人高效率的消化系统,仅靠吮咂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
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从不抱怨生活,板着脸任我们“吃”他。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邻居说我们家:“房顶开门,屋地打井”。
我常常祈祷,希望父亲也抱怨点什么,也唉声叹气。我听邻居一位会算命的老太太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人胸中一口气。”按照我天真幼稚的想法,父亲唉声叹气,则会少发牌气了。
父亲就是不肯唉声叹气。这大概是他的“命”所决定的吧?但父亲发脾气的时候,我却非常能谅解他,甚至同情他。
父亲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就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一个惯于欺负弱小的大孩子,用碎玻璃在我刚穿到身上的新衣服背后划了两道口子。父亲不容我分说,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我没哭。没敢哭,却委屈极了,三天没说话。
在拥挤着七口人的不足十六平方米的空间内,生活绝不会因为四个该子中的一个三天没话而变得异常的。
全家都没注意我三天没说话。
第四天,在学校,在课堂,老师点名,要我站起来读课文。
那是一篇我早已读熟了的课文。我站起来后,许久未开口。老师急了,同学们也急了。老师和同学,都用焦急的目光看着我。
教室的最后一排,坐着七八位外校的听课老师。
“你怎么了? 你为什么不开口读?” 老师生气了,脸都气红 了。
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从此,我们小学二年级三班,少了一名老师喜爱的 “领读生”,多了一个 “结巴磕子”。我,从此失掉了一个孩子的自尊 心……
我的口吃,直至上中学以后,才自我矫正过来。我变成了一个说话慢言慢语的人。有人因此把我看得很“成熟”,有人因此把我看得“胸有城府”。而在需要“据理力争”的时候,我往往又成了一个“结巴磕子”,或是一个“理屈词穷”者。
父亲从来也没对我表示过歉意。因为他从来也没将他打我那一耳光和我以后的口吃联系在一起……
爷爷的脾气也很火暴。父亲发怒时,爷爷不开骂,便很值得我们庆幸了。
母亲属羊,也像羊那么驯顺,完全被父亲所“统治”。中国的底层家庭的主妇,对困窘生活的适应力和耐受力是极可敬的。
她们凭一种本能对未来充满憧憬。虽然这憧憬是朦胧的,盲目的,带有浪漫的主观色彩的。期望孩子长大成人后都有出息,是她们这种憧憬的萌发基础。
我的母亲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自信心,我以为是高于许多母亲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