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同时也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手抄本为平安时代（794―1185年）人仿唐写本的手抄本，相当于晚唐和五代时期，至为可贵。在日本汉籍史上，它们属于“准汉籍”。
《史记》传入日本后，颇受重视。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将“天皇”一词，移植过来，不再使用“大王”，此后，“天皇”成为日本民族的象征。比如明治十年，他在东京的住所中，凡逢二、七的日子，专学《史记》，所用课本为鹤牧版之《史记评林》。
《史记》在日本的流传范围相当广泛，上至天皇，下至幼童，包括僧徒，都在阅读《史记》，诸王诸臣也讲《史记》，甚至学生入学还要试《史记》，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史记》在没有正式刻印以前，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根据大宝律令，从设立大学的奈良朝到室町时代（1338—1573）开始《史记》被列为教科书，当时还没有发明版本印刷，学生得从藏书家借用，自己手写，因此，留下了许多手钞本。
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及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载，日本流传的《史记》古抄本有《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17种之多，而且日本自己也有一些抄本，著名的有《英房史记抄》、《桃源史记钞》和《幻云史记钞》等。
据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唐写本《史记》现仅存九件残卷，其中敦煌石窟藏本三件：《史记集解燕召公世家》、《史记集解管蔡世家》、《史记集解伯夷列传》（现存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其余六件传世本皆藏于日本。
江户初期，随着日本印刷术的发展，和刻《史记》出现，进一步扩大了读者层，形成了《史记》传播的高潮。在日本，最早的《史记》刊本是嵯峨本。
它是吉田素庵（1623年卒）用活字版印刷的，当时他用的是以宋代元丰刊本为基础的在朝鲜复制的翻版本。此后，元、明、清版的《史记》在日本也广为流传，并被翻印，其中最盛行的是《史记评林》本，有各种各样的评林版刊刻行世。
明治（1868—1912）及其以后，《史记》的流传更加广泛，刊刻、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的《史记》研究者，而且形成一支实力强大的《史记》专门研究队伍。
仅现代而言，日本颇有影响的《史记》研究专家就有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宫崎市定、野口定男、加地伸行、池田四郎次郎、池田英雄、伊藤德男、今鹰真、青木五郎、藤田胜久等人。
日本古代教育中，《史记》是重要的教科书。日本古代设有专门讲习学问的“大学寮”，其中设有专门讲习历史的“纪传道”，修习“纪传道”的学生被称为“纪传生”。
《史记》是这些“纪传生”的必读之书。“纪传生”学成后，常担任大学头、侍读、式部大辅等要职，成为公卿，直接参与政治活动。
亦有部分学生被选派到“撰国史所”，参与日本官方的修史活动。到室町时代，幕府设立足利学校，足利学校中规定“学校不得讲解除《三注》、《四书》《六经》、《列子》、《庄子》、《老子》、《史记》、《文选》之外的其他内容”。
可见，古代日本学校对《史记》的重视，在中世武家教育和藩校教育中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史记》最早的刻本是淳化本，此本虽已失传，但其修补本依然流传，即刊于北宋仁宗景祐年间的十行本。
此本是对淳化本的继承，含淳化本之旧，因刊行于景祐年间，故称其为景祐本。此本由原刻与补刻两部分构成，补刻部分刻于北宋政和年间。此本现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景祐本在南宋初又经覆刻，现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存四十卷本、一百三十卷本的原刻部分及藏于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存一百二十六卷本即此本的覆刻本。
与景祐本互为前后刊刻的是十四行的杏雨藏本。此本刊刻于宋真宗景德年间，是在淳化本的基础上，经过刊校而重新开雕的刊本，与景祐本有同源的关系。此本原本已残，仅存六十九卷，现藏日本大阪杏雨书屋，故称其为杏雨藏本。
此本于南宋绍兴间覆刻于杭州，覆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其中原版一百零二卷，其余为它本配初。十四行本《史记》在《史记》版本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本影响较大。今存十四行本有两种，一为上述杏雨藏本，一为刊于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
北宋仁宗嘉祐六年刊本存十四卷本藏北京图书馆，另有三卷(即《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南宋建刊《史记集解》本中，与杏雨藏本属同一系统，其与失传的蜀刻小字本似有渊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