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以下方面：
其一，梁启超洋溢着深沉的父爱，践行了“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原则。他一生奔忙于国事，日理万机，却为儿女们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他自称是“最富于感情的人”，而对于孩子们的感情“十二分热烈”。他重视与子女沟通，写给海外留学子女的数百封家书充满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大到人生道路、婚姻家庭，小到衣食消费、作息养身，均耐心开导，润物无声。他是儿女们的良师益友，但又如信中所说：“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困苦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炼出来。”因而，他一旦发现子女有学习、生活上的问题，就及时引导、帮助。
其二，梁启超尊重儿女的个性和专业爱好，为之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梁家子女的性格和专长各不相同，而梁启超总是循循善诱、彰显其长。梁启超尊重儿子的兴趣、特长，赞成梁思成研究古代建筑史，梁思忠学习军事，投身于政治。鉴于思成、思永侧重于人文学科，他希望思庄以下的子女学习自然科学，但事实上仅有梁思礼后来承父志，成为火箭专家。因客观条件和个人兴趣，梁思庄没有按照父亲的设想学习生物学或化学，却在其支持下选择了图书馆专业。梁启超自称信仰“趣味主义”，这也是他指导儿女学业的重要原则。
其三，重视“磨炼人格”教育。梁启超推崇曾国藩的家教，反复告诫孩子们“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志气强立”，要“能在困苦中求出快活”。他认为，在困难中保持“寒士家风”，即是“自立之道”。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要在舒服的环境中养成“寒士家风”，教导做领事夫人的梁思顺：你们“都是寒士家风出身，总不要坏自己家门本色，才能给孩子以磨炼人格的机会”。对于梁思忠不愿舒舒服服地读书而想回国参军，他指出：“一个人若是在舒服的环境中会消磨志气，那么在困苦懊丧的环境中也一定会消磨志气。”要求思忠“随遇而安”地学些军事本领再回来。
“磨炼人格”尤其落实于学业上陶冶韧性，不求功利。梁启超汲取朱熹、曾国藩的治学心得，主张“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而治学的过程，“譬如熬肉”，不能急于求成。他开导学业上有些急躁的思成：“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寄望思成的学业有一个“慢火炖”的过程。
其四，以爱国为立身之本，珍视和阐扬中国文化。梁启超一生多变、善变，而爱国之心不改，这种理念也贯穿于家教之中。他在世时言传身教，做梁家“兄弟姊妹的模范”。其后，《饮冰室合集》仍是梁家子女的精神食粮。梁思礼等人一再提到受父亲作品的爱国思想感染。事实上，抗战期间，梁思顺拒绝出任伪职，梁思成夫妇不畏艰苦和病魔，放弃去国外工作的机会，梁思礼学成归国，均表现了深厚的爱国情怀，也与父亲的思想熏陶不无关系。
梁启超珍视祖国文化，以至被视为东方文化派的代表。梁家子女虽然留学海外，却热爱中国文化，钻研国学。梁思成在父亲的指导下，民国初年开始读“四书”，留学美国时还研读了李诫的《营造法式》等书，从而奠定了较好的国学基础。梁思成、梁思永等人从不同方面阐发中国文化，契合了近代以来的爱国主义旋律。
其五，注意追随时代潮流，更新知识结构。梁启超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家、学术大师，重视汲取新知新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千方百计地让儿女们经受最前沿的学术训练，规划年长的儿女留学美国，较小的留学欧洲或日本。他关心儿女的学业，也为其进入国内学术前沿寻找契机。因梁启超早逝，梁家较小子女的留学计划未能完全如愿，但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成为国内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又显然跟留学美国分不开。对于不从事学术研究的儿女、女婿，梁启超仍然叮嘱其汲取新知，比如要求做领事的女婿周希哲，“将国际法重新研究一番”，“要跟着潮流求自己职务上的新智识”。这些均体现了梁氏家教的远见卓识。
这些家教内容在一些家庭或多或少地存在，但未必像梁启超那样言传身教，完备无遗，而且贯穿始终。因之，重温梁氏的家教、家学，对于当代中国人仍然不乏启示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