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德治主张以天道为依归，其施行则以天下为范围。在儒家话语中，天下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空间，其建构准则即政治伦理秩序与文化思想规范，儒家的责任即通过教化将天下文明化。
“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重要维度，它既连接传统的修齐治平，也连接社会、民族国家问题。
周秦之后“家国天下”观念之所以仍然能够流传后世，与历朝历代的德治国策有关。在长达两千年的实践中，德治的形式日益广泛，既有显性的系统化程序，如朝廷规定教育、选士制度，也有“润物细无声”式的渗透影响，社会共识由此而凝聚，社会风气也由此而改变。
德性教育始于春秋时代的私学。汉代五经博士的设立和官学教育，进一步从制度上保证了德性教育的延续。而隋唐以降施行的科举制打破了门阀士族对政治与教育的垄断，寒门士子亦有资格跻身于官僚队伍。
这一改变不仅是王朝统治基础的扩大问题，更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再次同构。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与明代东林书院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是对科举时代士人精神领域中家国同构意识的真实表达。
在制度设计中，科举所选之士为认同儒家仁德观念并以天下为己任者，躬行儒家教化。在这一过程中，德治既依托于文化、教育制度，同时也内置于政治领域，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由此相向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