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语言学是指研究语言本身的结构、规则和功能等内部属性的学科，主要关注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
而外部语言学则是指研究语言在社会、文化和历史等外部环境中的变化和发展，包括语言的地理分布、历史演变、语言接触、语言政策等方面。
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研究相辅相成，对于深入理解语言的本质和作用，以及为语言教学和翻译等实践提供理论指导都具有重要意义。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出研究语言学的新方案，不仅强调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而且把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严格地区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并且参照政治经济学把内部语言学研究再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这样一种把外部语言学完全排斥在外的内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与结构主义只适用于封闭体系的做法完全不同，正如索绪尔一方面通过对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划分，把符号与事物区分开来，使语言仅仅是没有积极因素的差异性存在，另一方面又指出语言制度在维持声音差别与观念差别的平行上具有积极意义。
索绪尔认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与事物本身没有关系，并且符号的意义来自于任意性的差异关系，这就割断了符号与历史的联系，进而索绪尔在批判历史语言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础上，把语言学研究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并采用共时和历时两种方法来研究内部语言学，认为内部语言学的研究完全不受外部语言学的影响。
他选择口语作为符号的能指而没有选择书面语，是因为书面语并不能记录真正的史，而把语言学的研究清晰地划分为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认为内部语言学完全可以不受外部语言学的影响，这并非要放弃对外部语言学的考察，而恰恰是充分意识到“外部”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并通过回到内部语言学，来暴露外部语言学的意识形态特征，进而诉说语言与民族学、政治史、地理学的关系。
这并非简单地要为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进行辩护 ，而是把他的“普通语言学”放置到语言与构筑民族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 之间的关系中来关照。 这种“内部语言学”与“外部语言学”的划分与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的划分是一致的。索绪尔认为“语言”如同莫尔斯电码或者交响乐，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与如同具体的电码或乐曲的“言语”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语言“既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机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而言语活动则“是多方面的、性质复杂的，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它还属于个人的领域和社会的领域” ，因此，“我们必须离开个人行为，走向社会事实，因为个人行为只是言语活动的胚胎” ，并且诸如语音演变等“言语活动”对“语言”的影响不大，尽管“语言和言语是互相依存的；语言既是言语的工具，又是言语的产物。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它们是两种绝对不同的东西” 。 进一步说，研究内部语言学有一个前提，即假定有一个语言系统存在，只有在语言系统内部，符号的差别才有可能是任意性的，所以说，索绪尔搁置外部语言学的做法，是为了找到适用于每一个语言系统的普通规律，而无法处理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观念的差别，来自于固定的语言系统，或者说尽管“声音差别”与“观念差别”是一种任意性的关系，但是要追问观念为什么有这些差别，则就不仅仅是一个内部语言学的问题，而是由文化、民族、地理等外部语言学所决定的，那么如何来确立一种语言系统呢？或者说哪些言语可以被归入同一个语言系统呢？这样，语言研究就要由内部语言学转向外部语言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