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超过前人的启蒙主义思想,在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上对封建君主制进行揭露和批判,对民主主义思想作了阐发,在中国思想史上和哲学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他系统地批判了封建专制的君权论,在《原君》、《原臣》中指斥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是惨无人道的压迫者、剥削者,是祸乱之源。他抓住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个要害,大声疾呼:“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呼唤着反封建独裁专制的革命。而且指出为臣的目的“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反对臣是“为君而设”及臣应“杀其身以事其君”的传统道德,这是对“君为臣纲”的否定,具有进步意义。
第二,阐发了民主主义的政治法律思想,提出“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原君》)的“民主君客”说。这里“天下为主”即以人民为主。黄宗羲认为“君”应“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臣”应“为天下,非为君也”(《原臣》)。也就是说,君臣都应是万民的公仆,这是一种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在法律思想上,黄宗羲在《原法》中主张废除专制的“一家之法”,而改立“天下之法”。他认为“一家之法”是“非法之法”,只有“天下之法”才能保护私有财产和法律上的平等。在封建社会里历来是“天下之是非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君玁(tī,揭发)以为非”(《学校》)。黄宗羲认为学校应成为议论“天下之是非”的机关,朝廷应根据学校评定的是非为准则。这样的学校,就与资本主义议会相近了。
第三,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黄宗羲对“崇本抑末”的“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主张“复井田”而“重定天下之赋”,以减轻赋税,并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财计》三)而且主张货币流通,要“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同上,二)还主张发行“钞与钱货不可相离”的纸币。这种统一货币使“千万财用流转无穷”的观点,是很接近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