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中国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
王安石变法是宋朝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被安的罪名主要有“开边衅”和“饰非谤讪”。他曾被御史中丞吕诲弹劾，被罢免了相位。后来，王安石复相后，吕诲又被贬官到邓州。
据史书记载，王安石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读书做事都很专注。但在生活上，他却不拘小节，不重仪表，穿着非常随便。他经常穿一身肮脏衣裳，须发纷乱，囚首垢面，即使上朝也不加改变。有一次，他在皇宫面见宋神宗时，有只虱子悄悄地从他衣领里爬出来，一路蜿蜒地爬到他的胡须上，把宋神宗都给逗笑了，他却丝毫没有察觉。所以苏洵在《辩奸论》中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话说得虽有些刻毒，倒也符合实情。平心而论，王安石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国家大事上，自然忽略了外表。这即使不算优点，但也绝非罪过。可是，这位苏大人却因政见不同，便将此上纲上线，对王安石大泼污水。在这篇文章中，他指斥王安石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在苏洵看来，王安石穿得不近人情，就注定会成为竖刁、易牙、开方那样的大奸大恶，用盖世的好名声来促成他尚未形成的祸患。老苏如此血口喷人，实在有失厚道。
在饮食上，王安石也很不讲究。有一次，宋仁宗举行御宴，邀请诸大臣参加，身为知制诰的王安石也在被邀之列。这宴席与众不同的是，赴宴者须在池塘中自己钓鱼烹食。因此用膳前，桌上的金盘子里先摆放了一些小球状的鱼饵。王安石不喜钓鱼，便将盘子里的鱼饵吃了个精光。他的这一举动，本也无可厚非，却引起了仁宗皇帝的猜忌，认为他是借机沽名钓誉。第二天，仁宗便对宰相文彦博说：“王安石是个伪君子！他误食一两粒鱼饵尚可，哪有把全部鱼饵都吃下去的道理！”
即使刻苦读书，也会被人怀疑是偷着干坏事。王安石在扬州太守韩琦门下做幕僚时，总是彻夜读书，天将亮时才在椅子上打个盹儿。等睡醒一看，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也来不及梳洗吃饭，便慌忙跑到办公室去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放浪形骸，便训诫他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读点儿书吧，不要有失检点，虚度光阴……”王安石听了，木然立在那儿，也不加分辩。只在去职时，他才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
还有更加离奇的呢，那就是王安石天生面黑，相貌丑陋。在苏洵看来，这也是“祸国”的“标签”。何以见得？有史为证。唐代的卢杞就相貌极丑，“色如蓝”，“人皆鬼视之”(《旧唐书》)。当大将郭子仪接见他时，总要把身边的侍女屏退。这丑八怪果然阴险毒辣，排斥贤臣，陷害忠良，对唐朝的灭亡负有责任。王安石既然跟他一样貌丑，因而也必定像他那样阴狠奸诈，祸国殃民。
当然，对王安石打击最大的，还是对他变法主张的歪曲和诋毁。本来，王安石是为了富国强兵、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而实行变法的。他本人既不任情放纵，也不贪污腐败，在清正廉洁上堪称楷模。然而有些反对他的人却借此对他的人品大加诋毁。如御史中丞吕诲就在弹劾他的疏中说他“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外示朴野，中藏巧诈”，并断言“误天下苍生者必是人也”。有的还给他戴了一顶“祸国殃民”的大帽子，把他称作“古今第一小人”(明·杨慎《铅丹录》)。
在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强烈反对下，再加上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熙宁九年(1076)十月，心灰意冷的王安石辞去了宰相职务，来到江宁(南京)定居。他捐出朝廷配发给他的府第和土地，在郊外盖了几间小屋，终日参禅悟道，简朴度日，在寂寂无闻中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他的晚年似乎已淡出历史，然而历史却不曾将他忘记，而且最终还他以清白。清末民初著名思想家梁启超在《中国六大政治家———王荆公》一书中，就对王安石的人格推崇备至，说他是“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对王安石的变法则给予“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的高度评价。连革命导师列宁也曾称誉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而对那些别有用心诬陷、诋毁王安石的人，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先生也作了恰当的评价，他说：“凡是抨击王安石最烈的或对王安石人格和私生活最污蔑栽赃的，用不着调查，我老人家敢跟你赌一块钱，他准是条大酱缸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