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地区南接中原，东依大海，北靠草原，便利的水陆交通，使大都成为整个华北地区的交通枢纽。
元朝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上千座驿站，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庞大交通网络，这个网络的中心就是元大都。为了保证大都粮食及其它物资的供应，元政府开辟了海运航线。漕运和海运是整个大都地区乃至元朝政府的两大经济命脉。
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有着非常优越的交通环境：向南，有许多条道路直通中原各地。向东，也有许多条道路直达海边。向西，经紫荆关可直达晋陕地区。向北，出居庸关、古北口可达蒙古大草原。向东北，出山海关(古称榆关)可达东北各地。因此，北京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陆路枢纽。到了元代，蒙古帝王把这里定为都城，使元大都城成为全国的陆路交通中心。
(一)陆路交通与驿站
元朝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置了上千座驿站，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庞大的交通网络，其网络的末端甚至能延伸至境外很远的地方。而这个网络的中心，就是元大都。这个网络加强了全国各地与大都城的联系，也加强了元朝政府与周边各国的联系。
在这个庞大的交通网络中，有着大大小小的网点，也就是那上千座驿站。元朝政府规定，要由百姓为驿站提供服务，在当时被称为“站户”。一座小驿站要由几十户民众为其提供服务，而一座大驿站则需要数百户甚至上千户民众为其提供服务。
这些服务主要有：为来往的政府官员和使臣提供免费的住宿和食物，为政府运送各种物资。据《析津志辑佚》记载，元代的大都驿站，按照规定应该有1000余匹马和700余辆车。据此估算，为大都驿站提供服务的站户百姓应该有数千户之多，这些百姓为保证交通网络的畅通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二)京杭大运河的开通
北京地区不仅是陆路交通的中心，而且有着十分便利的水路交通。早在隋代，隋炀帝为了远征辽东，开凿了一条人工大运河，其北端就在今天北京的通州境内，史称“隋唐大运河”。这条大运河的开凿对北京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进一步加强了北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到了元代，中央政府为了更好地发挥这条大运河的作用，对其加以改造，特别是对长江以北的河段进行了较大调整。原来的隋唐大运河自长江以北即向西开凿，到了河南境内，再向北延伸。元朝政府将河道直接向北开凿，经江苏、山东等地，进入河北，然后与原河道相接，大大缩短了从江南到达京城的距离。同时，也免去了隋唐运河北上时的一段陆路运程，这条改造后的大运河被称为“京杭大运河”。
隋唐大运河的北端在通州，而其到京城又有40里路程，没有水路相接。早在金代，金朝政府就开凿了一条新运河，引卢沟河水途经京城，下接隋唐大运河，使其运输物资可以直达京城。到了元代，在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的主持下，政府又开凿了一条新运河，其线路差不多与金朝的运河相重叠，但是其所引用的水源是不同的。
这条新运河源自京城北面的昌平白浮泉，汇集西北诸水，穿过京城内的积水潭（当时称为“海子”），然后从城南向东，直达通州，与京杭大运河相接。元世祖将郭守敬主持开凿的这条运河命名为“通惠河”。从此，从江南水运北上的船只，可以一直行驶到京城内的积水潭，不仅加强了京城与江南的经济联系，而且促进了京城的商业繁荣。
(三)海运的成效
元朝政府在改进运河漕运的同时，还尝试了更加便捷的海路运输。在攻灭南宋、统一天下之后，元朝政府获得了巨额的赋税收入，如何把这笔巨大的财富运送到北方的京城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显然，仅仅依靠京杭大运河的漕运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在江南海边民众的建议下，元朝政府在上海打造了一批海船，又成立了专门负责海运的官僚机构，称“海道运粮万户府”，开始试行海运。
这时海边的民众虽然有些在海洋中的行驶经验，却不敢离开海岸线太远，故而运输效果不是很明显。至元十九年(1282年)，第一批海运的粮食从江南出发，直到第二年才抵达大都城，共运送粮食46000余石。这次尝试得到了元朝政府的肯定，为此后海运的开通奠定了基础。
经过近十年的海运实践，负责海运的朱清、张瑄等人开辟了一条新的航线。从平江刘家港起航，经万里长滩及青水、黑水二洋，直到成山，再由成山入莱州大洋，入界河口，可直抵大都城，大大缩短了海运的时间。此后，海运千户殷明略又开辟出一条新航线，利用海洋季风的作用，加快海船的行驶速度，从江南运粮食到京师，只需十日左右。而此后运送的粮食数量也在猛增，从最初的每年4万余石增加到了每年100余万石，最多时可达300余万石。
海运的开通也为另外两座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一座是上海，另一座是天津。上海是江南海运的起点之一，当时只是一座小镇，因为有了海运，才开始被设置为县城。天津则是海运的终点，当时称为直沽镇。两座当代大都会的出现，溯其源头，始于元代的海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