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是指山海关以东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域。 从清朝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之前，因自然灾害、战乱等原因，迫于生计的大批华北穷苦百姓，历尽艰辛闯荡到东北大地谋求生存。 历史上的闯关东 清代以前，东北人口主要是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其中满族人口比例占多数，汉族人口几乎没有。清代山东人闯关东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1644至1667年，清朝廷颁布《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二、1668至1860年，为维护东北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当时，沿山海关一带遍植柳树墙，中间用绳索相连，满洲兵驻扎在那里严密地看守着关口，不允许汉人出关。但这种政策并没能阻止山东闯关的移民，此时移民“担担提篮，扶老携幼，或东出榆关，或东渡渤海，蜂涌蚁聚”，一时间山东人的足迹踏遍了辽阔的关东大地； 三、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正式开禁放垦，打开虚掩的大门，正式向移民敞开。伴随着关东地区的逐渐开放，移民“出关谋生者，日以众多”，年增年长，蔚成大观，山东、直隶移民更是“闻风踵至”，“终年联属于道”，使东北终于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据估计，宣统三年（1911年）东北人口共1841万人，其中约1000万人是由山东、河北、河南省先后自发涌入的移民，“而其中以山东为最，约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由此推断，清代山东移往东北的移民约在七百万至八百万人之间”。规模之巨，可以想见。 1921年，关内向东北移民仅为20.9万人，1926年增为56.7万人，以后移民数量猛增，1927年达到105万人、1928年为108.9万人、1929年为104.6万人、1930年为67.3万人。即从1921年至1930年的10年间共有近618万余人到东北谋生。 山东人是“闯关东”的主力军 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闯关东”被喻为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大举，山东人则是这一运动的主力军。有此说法：“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 在胶东有些地区，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现象。 关东是山东人的第二故乡，那里有他们的父老乡亲。一旦生活发生困难或遭遇天灾人祸，他们便首先想到“闯关东”，投亲觅友，以求接济。如光绪初年山东大旱，移民“扶老携幼，结队成群，相率逃荒于奉……以觅宗族亲友而就食，并可望异日开种荒地也”。这样的例子，史籍中多有记载，从调查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 临朐县马福山口述：“1940年父母带我和我姐姐共四人去东北……我们到沈阳是投奔舅舅的。舅舅1930年去东北沈阳，那时他才16岁，在一家日本人办的铁工厂做瓦木学徒工，每月工资15元。舅舅住在沈阳皇姑屯，距沈阳火车站15里路。我们下车后，我按着地址，花两元钱雇了个马车去找舅舅。见到舅舅后，舅舅骑自行车把我们接到他家。当时我们是和一个山东老乡住一间房。” 这些例子说明，关东、山东有着无法割断的社会联系。社会联系的扩大化和“闯关东”现象的普遍化是互为因果的，它使“闯关东”这种地区文化传统有了深厚的现实社会基础，同时，也使“闯关东”的移民现象具有相对较少的“盲目”色彩。 东北人和山东人 “闯关东”的，都是哪里人？清末，沙俄侵略东北，日本紧跟其后，两国竞相在东北扩张势力，修筑铁路、掠夺资源，需大批劳动力，迫使华北破产。农民移民关外，多是华北地区的农民，尤以山东、河北两省农民最多。山东胶东地区的登州、莱州、青州和河北省保定、滦州等冀东地区、京津地区，有便利的途径，有“闯关东”的习俗，是移民的主要输送地区；后来，重灾区河南省依靠发展起来的铁路，也有相当数量的农民逃亡到东北。 以修筑当时的中东铁路为例，《东北开发史》引日本人稻叶君山的话说：“中国苦力，如蚁之集，而劳力之供给地之山东，更乘机输送无数劳工出关为之助。是即一千五百余里之中东路乃山东苦力所完成，亦非过言也。” 山东人、河北人在人数占绝对优势，他们“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 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闯关东，为什么是闯呢？ 闯关东，一个“闯”字突出了这条路线的艰辛。清廷以东北为“龙兴之地”，担心关内汉人的大量迁入会损害旗人利益，破坏满族的习俗和秩序，康熙七年(1668)推行封禁政策，以后的措施越来越严厉，从局部封禁到全部封禁，从验关封海到驱逐流民。但迫于日趋沉重的生活压力和连年不断的自然灾荒，越来越多的山东和河北省农民或泛海偷渡到辽东，或私越长城走辽西，涌向仍在沉睡的东北沃野。这些移民都是在清廷实行封禁政策的条件下进行的，故称之为“闯关东”。 山东人闯关东，就是谋求生存。从移出地看，一面是天灾，旱、水、雹、虫、疫并发；一面是人祸，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地方争斗等都曾横扫华北诸省。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新旧军阀的混战年年不断，战祸波及华北各省。兵灾匪祸频繁，日益加重田租、税负、差徭和额外摊派。 从移入地看，东北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大部分土地尚未开垦，华北地区地少人多。在山东等地“闯关东”由来已久，移民中向家乡寄钱者有之，带财物回乡过年者有之，也不乏发财致富成家立业者，这些刺激了更多的民众要到关外谋生赚钱。胶东有些村庄几乎村村、家家都有“闯关东”的，甚至村里青年人不去关东闯一闯就被乡人视为没出息，逐渐形成了“闯关东”的习俗。所以在华北特别是山东的胶东和河北的冀东，劳动力稍一充裕，或一遇天灾人祸，首先想到的是携家带子，或集结亲戚好友，蜂拥到关东去谋生。 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一本书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者，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 摘自2008年1月2日《辽沈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