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哲学观点来源于同时代的牛顿的自然哲学，自然界的秩序即机械论者的宇宙。牛顿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18世纪的道德家也仿此提出了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辨是非，并且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已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社会福利。
斯密这两部著作包含了他对于道德的审视，《道德情操论》里的“同情心”是伦理学的，它阐明了道德世界的和谐与有益的秩序，这种秩序是来自人们的冲动情操而不是理性的选择。《国富论》则开创性地将政治经济学根植于牛顿式的宇宙之中，和谐、有益但是机械，这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整个社会从个人追求私利的无意结果中得益。因此在斯密这里同情心是道德世界的作用要素，私利是经济世界里的作用要素，正如牛顿的自然秩序一般。
斯密伦理学范畴的“同情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既然同情他人，就会认可他人的感受，使我们自己行动恰如其分的高雅，并约束我们的自私，使自己仁慈并被他人认可，这并非是道德说教或具有功利性质，“这使人性得以完美，并且在人类中创造出情感与激情的和谐，这种和谐构成了人类的优雅和得体”。这种人类的欲望是自我控制和自我依赖的。他的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也是这样一种自由秩序。
对私利的追求也是符合自然原理，每个人天生被赋予照顾自己的责任，并且他比任何别人更有优势实现这一点，如果他能在公正的范围内野心勃勃、追逐财富就应该得到钦佩，人们追逐财富的动力并非是受生理需要，而真正激励他们的是超过他人和获得高贵地位的欲望，他们也许自私并具有掠夺性，尽管他们只为自己打算，但是他们还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推动整体改进。
斯密的经济的哲学来源自然秩序的思想，即牛顿式的机械论的秩序，他关于人类的道德情操和经济中看不见手的理论均来源于相同的自助的原则。斯密的著作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法的混合，他的理性主义使之以自然秩序和天赋自由为原则构建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而经验主义则使他从现实的观察中提出问题并说服他人，如在《国富论》中斯密无数次运用历史的教训抨击政府成低效、腐败、轻浮、浪费以受制于某利益集团。
斯密透彻地阐述了自由放任这一天赋自由体系的必要性并视之给一国带来财富的最好手段。在这个体系中，个人追逐私利但自由秩序会趋于把私利追求转变为一种促进社会利益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