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纯情美丽的乌克兰少女，林务官的女儿，与还没有炼成钢的率真少年保尔相偎在宁静的湖畔，尽情享受着属于他们的初恋时光。没有阶层贫富的界限，对残酷的现实生活一无所知。这种令人艳羡的纯粹的爱，只有莎翁的朱丽叶和罗密欧能与之媲美。不同于朱丽叶的柔弱安详，冬妮娅对爱情的追求更加明朗热烈，性情也更活泼，仿佛灿烂春光中的一朵玫瑰，刚刚盛开，沉醉于爱情和世界的幻想，对所有的美好充满了爱恋，信任。全然不知地狱的火焰已经快要冲出晃动的地壳，烧毁她拥有的一切，烧毁她的未来。
现实中的冬妮娅后来称为了一名光荣的苏维埃女教师，并且在后来给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很大的帮助。
奥斯特洛夫斯基把革命描写得引人入胜，我读得入迷。回想起来，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描写伴随着恋爱经历的革命磨炼之路：保尔有过三个女朋友，最后一个女友才成为他的妻子；那时，他已差不多瘫痪了。质丽而佐以革命意识的达雅愿意献身给他--确切地说，献身给保尔代表的革命事业。革命和爱欲都是刺激性的题材，象时下的警匪与美女遭遇的故事，把青少年弄得神情恍惚，亢奋莫名。但革命与癌症的关系我当时并不清楚，究竟是革命为了爱欲，还是爱欲为了革命？革命是社会性行为，爱欲是个体性行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而爱欲是偶在个体脆弱的天然力量，是“一种温暖、闪烁并变成纯粹辉光的感觉”……
象大多数革命小说一样，爱欲的伏线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故事中牵动这革命者的经历，但革命与爱欲的关系相当暧昧，两者并没有意外相逢的喜悦，反倒生发出零落难堪的悲喜。在“反”革命小说中，革命与爱欲的关系在阴郁的社会动荡中往往要明确得多。帕斯捷尔纳克写道，拉娜的丈夫在新婚之夜发觉拉娜不是处女，被“资产阶级占有过”，于是投奔“资产阶级”的革命；日瓦戈与拉娜的爱情被描写成一盏被革命震得剧烈摇晃的吊灯里的孱弱烛光，它有如夏日旷野上苍凉的暮色，与披红绽赤的朝霞般的革命不在同一个地平线。
这样来叙述自己的初恋，不知是在抱怨革命对初恋的阉割，还是在报复初恋中染上的资产阶级的蓝色水兵服和肥腿裤上的异己阶级情调。出逃的前夜，保尔第一次与冬妮娅搂抱在一起好几个小时，他感到冬妮娅柔软的身体何等温顺，热吻象甜蜜的电流令他发颤地欢乐；他的手还“无意间触及爱人的胸脯”……要是革命没有发生，或革命在相爱的人儿与温柔之乡紧挨在一起的时候戛然而止，保尔就与资产阶级的女儿结了婚，那又会是一番故事。
其实，一开始我就暗自喜欢冬妮娅，她性格爽朗，性情温厚，爱念小说，有天香之质；乌黑粗大的辫子，苗条娇小的身材，穿上一袭水兵式衣裙非常漂亮，是我心目中第一个具体的轻盈、透明的美人儿形象。但保尔说过，她不是“自己人”，要警惕对她产生感情……我关心冬妮娅在革命中的位置，其实是因为，如果她不属于革命中的一员，我就不能（不敢）喜欢她。
没有无缘无故的献身，献身总是有理由，这种理由可称为“这一个”身体自我的性情气质。革命与爱欲的献身差异在于性情气质。保尔献身革命，冬妮娅献身爱情。身体位置的投入方向不同，本来酝酿着一场悲剧性的紧张，但因保尔的出逃而轻易地了结。保尔走进革命的队伍，留下一连串光辉的业绩；冬妮娅被革命意识轻薄一番后抛入连历史角落都不是的地方。
保尔不是一开始就打算献身革命，献身革命要经历许多磨炼。奥氏喜欢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革命的忠贞，但有一次，他用情欲的磨炼来证明保尔对献身情爱的忠贞。在囚室中，保尔面对一位将被蹂躏的少女的献身。同情和情欲都在为保尔接受“这一个”少女的献身提供理由，而且，情欲的力量显然更大，因为，保尔感到自己需要自制的力量，同情显然不需要这样的自制力。事实上，被赫丽丝金娜的“热烈而且丰满”的芳唇激起的情欲，抹去了身陷囚室的保尔“眼前所有的苦痛”，少女的身体和“泪水浸湿的双
颊”使保尔感到情不自禁，“实在难于逃避”。是冬妮娅，是她“那对美丽的、可爱的眼睛”使保尔找到在自制的力量，不仅抑制住情欲，也抑制住同情。这里根本就没有某种性道德原则的束缚，仅仅因为他心中有“这一个”冬妮娅。保尔的“这一个”身体自我的爱欲只趋向于另一位“这一个”身体自我，她
是不可置换的。
保尔声称，献身革命根本不必有以苦行来考验意志的悲剧成份，他并不想成为革命的禁欲主义者。但情爱必须归属革命，已具有革命意识的保尔对冬妮娅说：“你必须跟我们走同样的路。……我将是你的丈夫，假如你认为我首先是属于你的，然后才是属于党的。但在我这方面，第一是党，其次才是你和别的亲近的人们。”
“冬妮娅悲伤地凝望着闪耀的碧蓝的河流，两眼饱含着泪水。”
冬妮娅的心肯定碎了，寒彻骨髓的毁灭感在亲切而又不可捉摸的幸福时刻突然触摸了她一下。
可是，多么可爱的冬妮娅！她没有接受对自己爱的附加条件，即便自己所爱的人提出这个条件。她爱保尔“这一个”人，一旦保尔丢弃了自己，她的所爱就毁灭了。
我当时开始觉得，那些乘槎驭骏的革命者最好不要去打扰薄如蝉翼的爱欲。革命者其实应该是禁欲主义者，否则难免使执着爱欲的“这一个”成为革命者的垫脚石。爱欲是纯然个体的时间，是“这一个”偶在的身体与另一“这一个”偶在个体相遇的魂牵梦萦的温存，而革命是集体性的事件。社会性的革命与个体性的爱欲各有自己的正当理由，两者并不相干。
我懂得冬妮娅何以没有跟随保尔献身革命。她的生命所系固然没有保尔的生命献身伟大，她只知道单纯的缱绻相契的朝朝暮暮。以及由此呵护的质朴蕴籍的、不带有社会桂冠的家庭生活。保尔有什么权利说，这种生活目的如果不附丽于革命身上就卑鄙庸俗，并要求冬妮娅为此感到羞愧？在保尔的忆苦追烦的革命自述中，难道没有流露出天地皆春而我独秋的怨恨？
在那革命年代，并不是有许多姑娘能拒绝保尔式的爱情附加条件。冬妮娅凭什么个体气质抵御了以情爱为筹码的献身交易？我想知道这一点。冬妮娅身上有一种由歌谣、祈祷、诗篇和小说营造的贵族气，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权利。有一次，面对保尔的粗鲁，冬妮娅说：“你凭什么权利跟我这样说话？我从来就不曾问过你跟谁交朋友，或者谁到你家里去。”革命不允许这样的个体权利意识，保尔的政治辅导员兼情人丽达和补偿保尔感情损失的达雅没有这种权利意识。
冬妮娅是“从一大堆读过的小说中成长起来”的，古典小说的世界为她提供了绚丽的生活理想。她向往在自己个体的偶在身体位置上，拥有寻常的、纯然属于自己的生活。革命有千万种正当的理由（包括讴歌同志式的革命情侣的理由），但没有理由剥夺私人性质的爱欲的权利及其自体自根的价值目的。
我很不安，因为我意识到自己爱上了冬妮娅缭绕着蔚蓝色雾霭的贵族式气质，爱上了她构筑在古典小说呵护的惺惺相惜的温存情愫之上的个体生活理想，爱上了她在纯属自己的爱欲中尽管脆弱但无可掂量的奉献。她曾经爱过保尔“这一个”人，而保尔把自己并不打算拒绝爱欲的“这一个”抽身出来。这固然是保尔的个人自由，但他没有理由和权利粗鲁地轻薄冬妮娅仅央求相惜相携的平凡人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