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立国之初，丞相赵普向宋太祖进言：“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之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全宋文”）这个收地方政权、财权(钱谷)和兵权悉归中央，以强化中央集权的建议，为太祖采纳，遂成二百多年北宋的基本国策。由此北宋强化了中央集权，成功地结束了五代以来方镇割据的分裂局面，使百姓消除了长年战火之苦，安居乐业，促进了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然而，这一统治政策却产生了负面效应，使北宋王朝陷于积贫积弱的困境之中．其主要标志是“三冗”。
所谓“三冗”，就是指冗兵、冗官、冗费。“三冗”之说，在太宗、真宗二朝就已出现，至仁宗、英宗两朝，成了官员议政的一个突出话题。熙宁二年，苏辙上书总结以往弊政时，将“三冗”概括为“冗吏”、“冗兵”、“冗费”。
鉴于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宋太祖黄袍加身后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举措就是解除禁军、宿将的兵权而归中央，在独拿兵权的同时，奉行养兵政策。《宋史》记载：“天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十，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十．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十，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十；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十．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十，视前所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益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荣华马步六十六万三千云。”，国家豢养如此庞大的常备军，其财政压力可想而 知。宋太祖本人也有所预料，他曾言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亦！”（“宋史纪事本末”）。
在冗兵的同时，又出现了冗官之弊，“以士大夫治天下”，实施文官政治，乃宋有别于前朝的又一政策。这一政策与收兵权、抑武将的方略具有内在联系。文官替代武将主持地方大政，乃至军政大权遂成制度。而北宋历代皇帝重文轻武，更以科举、恩荫两途大量吸收，造成官员数量倍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据何忠礼先生考证，英宗治平元年，人口总数28823252，官员数24000，占0.84%。
豢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支撑一个庞大的食禄阶层，经费开支之巨大不难想见，冗费之弊也在所难免。汪圣铎先生的著作“两宋财政史”有其财政收支有精确的考证和统计，可以参考。
全面观之，造成积贫积弱的根源主要在于冗兵。实行募兵制度、豢养数量众多的常备军，对内虽可弥乱，对外却不能御侮，北宋在与辽、西夏的对抗中一直处于劣势，又使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给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至于实施科举制度，广罗人才，无疑是政治开明和社会文明的表现，但由于择焉不精，泥沙惧下，加上思荫、恩赐太滥，既导致了食禄阶层的不断膨胀，又加重了财政负担。财政负担的加重，势必促使暴敛苛政的实施。因此赵宋建国以后，经济较唐代有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百姓的生活也富庶得多，但还是常常处于巨大压力，不堪暴敛的困境中。
总之，冗兵加上冗官，带来了冗费，造成了兵弱、财匮、民困，成了长期困扰北宋政治的一大难题，尽管不少有识之士锐意改革，如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在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和保守势力的阻挠下都是半途而废，无功而返。使得宋朝的“积贫”、“积弱”，并始终没有得到改善，种下了被异族武力颠覆的种子。
钱穆是宋朝“积贫积弱说”的始作俑者，的确，他在《国史大纲》中说：“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一个中央，却以他特殊的姿态出现于历史。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破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