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最初是做外语学校设立的，是近代中国被动开放的产物。
鸦片战争之后，中外交涉活动日渐频繁，培养多方面外交人才，特别是外语人才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但是在教育上一直没有什么进展。在之后的《天津条约》中表示之后的条约停附中文，如以后有关交涉文件中发生文辞争议，均以外文为准。这一歧视性的规定，迫使清政府作出了开办外语学校的决定。1862年学馆终于在东唐子胡同的总理衙门内正式上课，定名为同文馆。为了防止包尔腾趁机传教，事先言明“只学语言文字，不准传教”，并嘱咐汉文教习负责稽查。开办之初，只设有英文馆，第二年添设俄文馆和法文馆，各馆学生均为10名，都是从八旗子弟中挑选，年龄在15岁以下。随着同文馆的设立不久，各地洋务事业开展，洋务官员们越来越感到培养人才的重要，便有人倡议在学习外国文学的同时，兼学西洋格致之学。1866年，奕䜣上奏朝廷，正式提出在京师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后期在此上奏说明开设天文、算学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更进一步建议将招生对象扩大到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员，两次都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于是遭到了守旧派士大夫的公开抵制和攻击，引发了近代以来关于教育问题的第一场大争论。
京师同文馆的教师构成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按职责可分为总教习、教习和副教习。至1898年底，同文馆先后聘请86名中外教习。其中外国人50余名，大多数从传教士中聘请，担任外语、天文、化学、格致、医学、万国公学等方面的教学任务，中国学者30余名，担任汉文、算学等方面的教习。副教习协助教习的教学工作，一般都是从优秀的高年级学生中挑选，他们仍不脱离学生的身份。同文馆规模不大，也不年年招生，初创时仅有学生10人，发展到1887年为120多人，这是所见在馆学生最多的时候，学生入学的途径主要是三种：咨传、招考和咨送。京师同文馆毕业生从事涉外工作不少，但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和京师同文馆培养目标的调整，学生的出路非常宽阔，其中在政府机构、军事部门、新式教育和实业部门占大多数，也有一些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或被送往国外进一步深造的。
京师同文馆是被动开放的产物，主要是因为中国在19世纪中叶面临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力。为了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学习西方知识和技术。京师同文馆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被用来翻译和研究西方文献，以便更好地了解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
这种开放是被动的，因为它是为了应对外来压力而采取的措施，而不是主动选择。京师同文馆的开放为中国引进了许多新的思想和知识，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