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华北日患之压力。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清醒认识到日本向南扩张的狼子野心，曾多次召开统帅部会议，商讨对策。从7月11日到7月21日，经过连天讨论，国民政府认为，随着世界经济危机发生，日本国内经济遭受沉重打击，内交外困之下，日本军国主义必然孤注一掷，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之际，除了加快吞并中国东北步伐。还将继续向华北扩张，意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
而一旦华北沦陷，那么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将失去缓冲，直面日军的威胁。所以为了确保首都安全，中国统帅部决定丢掉对日寇克制所抱的幻想，做好最坏打算。
当时的日本，虽然急于称霸亚洲，但是并不想快速和中国军队决战，而是想把中国矛盾挑起来打内战。在国民政府无暇顾及之下，通过不断蚕食，来迫使中国接受华北和东北独立的事实。
国民政府显然不愿接受华北沦陷的结果，所以虽然当时备战工作并没有完善，但是如果等到准备充分，那么华北极可能已然丢失。所以尽快在南方打一仗，解华北之压力，这不仅能挫日军之气势，也非常符合当时的局势。
日本方面则是一边备战，一边幻想着中国内战打起来。但是当时的国共两党已经结成抗日联合阵线，日本人等到“虹桥机场事件”后，才接受幻想破灭的现实 。
（张治中）
二、保护南京之安全。
1937年8月11日，蒋中正在南京召开绝密军事会议。会议讨论认为，在日本陆军1936年拟定的《对华作战计划》中，曾打算以5个师团的兵力，分别从上海和杭州登陆，对南京形成两翼夹击之势。既然日军早有进攻南京之意，为何我们不主动出击，拒敌于上海呢？
于是会议最终做出决定，对华东日军先下手为强，用沉船和炮火封堵江阴要塞，防止日军从上海溯江攻击南京。同时将沿江的日本舰船尽数截留，然后全歼驻扎于上海的日军。
主张先发制人最为强烈的国军将领，当数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他曾率军参加过1932年的淞沪会战，对上海和日军都比较熟悉，深知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因此，极力主张打掉日军的海军陆战队，消灭这个日军大规模登陆上海时的内应。
南京会议后，张治中便开始调兵遣将。除了让后备第2旅身着保安服潜入上海，进驻虹桥机场等重要地区外，还命令国军精锐第87和88师从南京和江阴向前推进，只等战斗打响即进入阵地。
国民军的调动，引起了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警觉。为了一探究竟，8月9日，两个日军陆战队员强闯虹桥机场，想侦察里面的军力情况。结果被进驻的后备2旅士兵开枪打死，这就是著名的“虹桥事件”。
除了张治中，陈诚也支持在淞沪尽早动手。当时华北战局不妙，平汉线日军攻势凌厉，刘峙军团节节败退。如果任由华北日患长驱直入，一旦九省通衢的武汉落入敌手，那国民政府将更加被动。而在上海围歼驻沪日军，不仅能吸引华北方面的日军掉头向东，减弱华北战场压力，还能阻缓日军向中国腹地的推进速度。
（日军陆战队中的通讯兵）
三、上海的国际影响。
此外，蒋中正同意在淞沪先发制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利用对日战争，给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租界的西方人带来压力，让他们向西方传递日本的侵略行径，以获得国际上对中国的支持和声援。
但是令他没想到的是，8月11日绝密军事会议的部署，却被已经沦为汉奸的行政院秘书黄浚，第一时间透露给了日军。结果8月12日中午之前，不仅长江中上游的日舰全部在行动前逃往上海，日本军部也立即作出增兵上海的决定。
随着日军军队大量向上海集结，国民政府也只得抽调更多军队前往淞沪，抗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中日会战已不可避免。
8月13日下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先头营向八字桥方向推进，攻击目标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而日军陆战队得知增援即将到来后，也胆气大增，派出一个大队扩大布防范围，最终双方在八字桥头狭路相逢。随着国民军先头营少校营长易瑾下令开火，中日第一次大规模会战正式打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