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段: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译文:每当看到古人(对死生的大事)发生感慨的原因,(和我所感慨的)像符契那样相合,没有不面对他们的文章而感叹悲伤的,(却)不能明白于心。因此知道把死和生等同起来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把长寿和短命等同起来的说法是妄造的。后代的人看现在,也正如同我们今天看过去一样,这真是可悲呀!所以我一个一个记下当时参加聚会的人,抄录下他们作的诗赋,即使时代变了,世事不同了,但是人们兴发感慨的缘由,人们的思想情趣是一样的。后世的读者,也将有感慨于这次集会的诗文。
最后一段说明作序的缘由。文章紧承上文“死生亦大矣”感发议论,从亲身感受谈起,指出每每发现“昔人兴感之由”和自己的兴感之由完全一样,所以“未尝不临文嗟悼”,可是又说不清其中原因。接着把笔锋转向了对老庄关于“一生死”,“齐彭殇”论调的批判,认为那完全是“虚诞”和“妄作”。东晋时代的文人士大夫崇尚老庄,喜好虚无土义的清谈,庄子认为自然万物“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庄子·齐物论》),且把长寿的彭祖和夭折的儿童等同看待,认为“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作者能与时风为悖。对老庄这种思想的大胆否定,是难能可贵的,然后作者从由古到今的事实中做了进一步的推断:“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基于这种认识,所以才“列叙时人,录其所述”,留于后人去阅读。尽管将来“事殊事异”,但“所以兴怀。其一致也”。这就从理论上说清了所以要编《兰亭诗集》的原因。最后一句,交代了写序的目的,引起后人的感怀。文字收束得直截了当,开发的情思却绵绵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