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傅雷在自己设计的字典架上查阅资料。
2、一九六五年严峻的政治气候对傅雷不会没有影响，我们从他十月间写给一位曾在反右斗争保护过他但力不从心的领导的一封长信，便可清楚地看到傅雷已经感觉到这独特的「凛冽」的气温，不啻于几年以前，甚至更为肃杀；另外，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傅雷觉得无论是他译文的生活还是他的健康情况都到了尽头，所以，他是在十分消沉的情绪下，迫不得已地写了这封信。
3、信上说最近以来他已把巴尔扎克可以译成中文的都译了，剩余的一些与「国情及读者需要多有抵触」，他担心读者不能用马列主义来分析批判而「中毒」，且在「文化革命形势之下顾虑又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