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纪年》是在西晋时期发现的，也就是说在西晋以后，中国社会已经知道尧舜禹传位，有个血淋淋的一个记载，而不是什么和平的禅让制。
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个记载，也没有被社会接受，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以1993年在湖北郭店发现了。《郭店楚墓主书》以后再次把尧舜禹传让的问题，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
1993年10月18至24日，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店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出土了很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竹简墨迹。
其中，儒家典籍有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
郭店墓地位于湖北省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一组，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9公里。
《郭店楚墓竹书》
所以这一批竹简的出土，可以说是楚国重要的官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就出自《唐虞之道》。
其实，我们在怀疑或者思考《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描述与不同记载的时候，不管依据于哪一个文献的记载。我们对于史料来源问题却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讨论，我们仅仅只停留在哪个记载这样说，哪个记载是那样说了的现象层面上。
比如说，尧舜禹传位的这样一些记载，到底属于传说还是有事实依据的记载？或者说，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到底出自西周还是西晋？
我们根据中国文字文献历史的记载来看。关于尧舜禹的历史，基本上属于传口头文学或者口头文献。真正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历史记录，严格是在西周时代甚至于在春秋时代了。
所以说，关于尧舜禹记历史的记载，基本上属于是后世对于传说的记载，并不是在尧舜禹前后一段时间里边的记载。
中国到底什么时代才开始使用文字的？我们通过考古历史发现，在尧舜禹时代绝对是有文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时代，还不属于一个自觉使用文字的时代。
所以，尧舜禹时代的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尽管这个时代有文字，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字尚处于小范围使用文字时代。包括甲骨文也不属于大范围使用文字的时代。
因此，我们要说，在尧舜禹时代就用文字记录了尧舜禹传位的详细的历史，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看看周代初期的历史记载，是不是很详细？更不用说商朝晚期或者商朝早期的历史有什么清晰的记载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我们在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还处于文字逐步向大范围过渡的阶段。
因此无论你看到的关于尧舜禹的哪一种记载记载，我们都认为它的可信度还是不太高的。因为后世的记载，我们从周代算起，至少距离那个时代也将近100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文字作为权威记载证据，只靠口头的传说，显然民间的官方的各种说法，会交织在一起的。
《郭店楚墓竹书》
那么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到底是和平的禅让，还是有惊心动魄的政治争夺？
我们从产生这些记载的时代来看，也就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历史状况是各种学说纷纷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的局面。
尧舜禹时代春秋战国的学者是没有办法知道真实情况，而春秋战国时代真实的现实历史是比较清晰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西周或者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伟大朝代，但是这个朝代，在西周时期还是比较高度集中统一的，也就是中央王朝有很高的权威的，但是到了西周后期，中央王朝的权威是不断有所下降的。
因此产生了春秋五霸，经过三家分晋，又产生了两个新的大国魏和赵，形成战国七雄的后周局面。
在将近250年的战国时代，秦国作为最强大的七国之一，首先剥夺了周王朝的权威。
从此，加快了七国谁来统一的序幕，最终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国家新的统一。
那么在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这是一段时间里边，中国社会对尧舜禹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现实中的王位传递又是什么样的呢？
现代古文献发掘的资料里边，比如说甲骨文里边我们找不到尧舜禹。
所以有一个问题前提必须要探讨清楚：就是中国什么时候用文字来记载历史的？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很多问题我们就会有越说越糊涂了。
尽管《郭店楚墓竹简》的著作时间要比《竹书纪年》早，但是他们所依据的历史事实都不是很充分，因此，就有比较大的记载上的差异，差异的来源，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于，关于尧舜禹时代的历史，都不是尧舜禹时代记载下来的，而是后世用文字对尧舜禹时代口头文学记载的转换。
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传说中得来的，那么这些传说也就有不同的传说来源，比如说民间和官方。因此，对尧舜禹的记载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于不同的所谓的“事实”的描述。
《郭店楚墓竹书》
比如说《竹书纪年》对尧舜禹的帝位的传位是互相争夺而得到的。而《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却是禅让得到的。这两种帝位传位方式，显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差异和事实差异的。因为这两种帝位的传位方式毕竟是非常矛盾的。
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也是用完全不一样的“事实陈述”出来的，因此这两种说法确实值得推敲。
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对尧舜禹传位到底都是怎么看的？我们还是看看历史上诸子百家是怎么说的。
最早有“禅让”记载的文献是《尚书》。其中《尧典》中有“尧舜禅让”，《大禹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这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对于禅让的记载，但是，问题是《尚书》后来又遭受到古代学者的怀疑，认为是晋代学者伪造的，或者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内容。
但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是，假如说《尚书》是伪造的，但是《墨子》也记载了尧舜禹禅让的事。
所以《尚书》之外，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也提到“尧舜禅让”。
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在《孟子-万章》当中，好像孟子也不承认有尧舜禹禅让的事情。
庄子在《让王》中举了很多禅让被推辞的故事，比如尧让许由，舜让善卷。他还认为尧舜禅让埋下了千年的祸端，千年之后一定会发生人吃人现象。
在这里，庄子显然认为有尧舜禹禅让的事实，但是他对禅让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一种政治批判，但是并不表示否认“事实”。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诸子百家之一，他对于禅让表示怀疑。
《荀子·正论》说“尧舜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直接认为禅让为无稽之谈。
《战国策》公孙衍对张仪说，建议魏惠王传位张仪，《战国策》说秦孝公想传位商鞅，但这几次禅让都没有真正成功，原因当然也很简单，王位岂可轻易授予他人哉？
《吕氏春秋》说魏惠王想传位惠施。
《史记·燕世家》，燕王哙受到策士苏代、鹿毛寿等人的鼓动，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结果国家被治理得一团糟，将军市被和燕王哙太子平攻打子之，反而双双阵亡。齐宣王趁火打劫，子之、燕王哙都被杀死。
燕王勖和子之的身死国灭，代表着禅让实践的破产。
这就是战国时代对于禅让制度的批判和实践，但不论是批判还是实践，一个铁的事实就是，禅让在战国时代，确实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实现。
《郭店楚墓竹书》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赵雍禅让给儿子赵惠文王赵何，自称主父。主父欲封公子章为代王，图谋分裂赵国，大臣李兑与公子成发动沙丘宫变杀公子章，主父困于宫中，求死不得，被活活饿死。
我们从秦始皇之前的这些资料看，历史反映出来的事实是，对于禅让这个政治话题，古人的态度并不确切。到底是有这个事儿还是没有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有不同态度的。这些不同的态度，当然都不是伪造事实，而是自己政治思想的一种表达。而这些思想，是不是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上的？他们当然没有肯定的回答，这就会产生不同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判断。
那么，我们从战国时代的所谓的禅让实践看，禅让应该既有历史的记载，也有历史实践的事实。毕竟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种影响之深远不是几百年，而是几千年。
从尧舜禹时代到战国时代，也没有到几千年的时间，所以，一切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说法都不会是空穴来风的。
在这里，我想说的意见就是，我们可能把“古代”和“现代”的制度混为一谈了，或者说用现代的制度去怀疑古人的制度，或者用古人的制度来否定现代的制度。
因此，这就是一种错误时空的历史观造成的不同的说法，因此，我们来说，到底尧舜禹时代有没有禅让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问题，任何断然认为有或者没有，我认为都太过于武断了。
那么，在《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于尧舜禹禅让有不同的记载当然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这两个文献都产生在战国时代，只是因为一个被发现是在西晋时代，一个被发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曾乙侯楚墓竹书》
西晋发现的《竹书纪年》到底是被篡改过的资料，还是没有篡改过的？今天看来，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从事实来看，在《竹书纪年》之前，关于尧舜禹的帝位是不是禅让，先秦的诸子百家已经有不同的说法了。
那么，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在历史资料的绝对真实性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研究历史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去伪存真。但是，非常困难。比如说《竹书纪年》中关于穆天子的记载，很多都有一定的神话色彩，难道我们也值得相信这些记载吗？
尽信古人不如无书。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尽管事实需要观点，但是，我们不能用观点来代替事实。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历史事实和你的历史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但是无论是在战国时代，还是到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关于尧舜禹到底有没有禅让，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做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第一，历史上所有的记载，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最早的？第二，到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一个禅让的时代？然后从帝位禅让时代又发展为私有化的帝位嫡传时代了？这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