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其实，在我看来，我只是一名教师而已。
如果一定要在这教师前面加个称谓，那么我想我在讲台和研究室的案台上工作了一辈子，要说一点经验没有，也是说不过去的，那就姑且是一个稍微有点经验的人民教师吧。
那些学问，学术，在我看来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在这三寸讲台上教书育人吧。
碾转多个讲台：老师学的越多，学生走得更长远我这一生辗转于多个讲台。1934年，我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我应母校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到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不为别的，总觉得作为一名教师应多出去看看，把外面的知识多带一些回来。
同年9月，我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喜爱语言，在这方面可能也有些许的天分，既然喜欢，就多学一些，第一是因为这些是我发自内心由衷热爱的，第二也是为了今后在讲台上不至于无话可说。
既然当了教师，那就甘为人梯吧，我学的越多，为学生们铺的台阶就能越长，他们的路也能走得更长远
教育者的情怀，就是为学生栽出更好的“花”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
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她莞儿一笑，说：“正是这样！”。我想，我毕生研究语言，国学，不敢说有什么成就，如果把这些学问比喻成“花”，那么我毕生所学都只是想让我的学生们更好的看到罢了。
作为教师，我们的职责就是为这些后起之秀们栽出更好的“花”。干我们这一行，社会责任感很重要，用实际行动为大众着想，为学生着想，为社会尽到自己的义务，也就不愧学生叫我一声老师，不愧祖国和人民给我的这些信任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