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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一个角度比较虞世南的 蝉 和骆宾王的 在狱咏蝉 的异同点 急(虞世南写蝉的手法和内容)

请从一个角度比较虞世南的 蝉 和骆宾王的 在狱咏蝉 的异同点 急(虞世南写蝉的手法和内容)

更新时间:2023-12-23 04:00:47

请从一个角度比较虞世南的 蝉 和骆宾王的 在狱咏蝉 的异同点 急

相同点:

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

不同点:

虞世南笔下之蝉,是清雅华贵之蝉,骆宾王笔下是绝望呐喊之蝉。诗如其人,蝉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辉映。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虞世南以“垂緌”来形容蝉的触须,这一形象便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为蝉打抱不平,为自己的处境而悲伤。

附:托物言志 各臻奇妙——读唐人咏蝉三绝

唐代虞世南有《蝉》、骆宾王有《在狱咏蝉》、李商隐也有《蝉》诗。

这三首咏物诗,吟咏的对象都是蝉。但由于作者的身世、处境不同,三首诗所表现的感情、蕴含意境就迥然不同,思想艺术、个性特征也各有千秋,各臻奇妙,全无雷同之嫌,因 而被人称之为唐人咏蝉三绝。

“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蝉》)

诗人以蝉自喻,亦是自勉自励。蝉声之所以远扬,一般人都认为是藉秋风传送之故。虞氏强调的则是蝉的生性高洁,是“居高声自远”的结果。正如修养完美的人,并不需要过多借助外因,他的名声就会远播千里,受到人们的爱戴一样。“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诗人赞颂的正是植根于人心灵深处的那种内在的品格和人格力量。读完该诗,我们不难想象诗人自身清廉纯正的人品、雍容不疲的风度和高雅脱俗的气韵。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霜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骆宾王《在狱咏蝉》)

这是骆宾王因上书议政,触犯武则天而被诬陷入狱,在狱中闻蝉声有感而作。诗人将遭受不白之冤的悲愤与凄楚孤寂的思乡之情融在一起,更增添了感情悲愤的分量。“谁为表予心”,有谁来为我表明一个清白之心呢?卒章显其志,希望有知己的朋友出来讲几句公道的话,为自己洗清冤狱。这绝望中的呐喊,愤懑中的期待,深沉而激烈,苍凉而悲壮,有极强的感染力。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李商隐《蝉》)

读完全诗我们自然会发现,诗人在这里有一层言外之意。蝉的怨恨还能得到我的同情和理解,我的处境又有谁来同情和理解呢?自己的悲哀要远胜于秋蝉。

纵观三首咏蝉诗,他们都在咏蝉,但都不单纯是咏蝉,而是借咏蝉来寄寓自己内心的独特感受。咏物仅仅是借端,抒情言志才是本意。我们说,单纯的咏物,仅停留于物体外部的表面上,尽管这种描绘有时能达到逼真的程度,但因缺乏内心深处的感情内涵,所咏之物,往往有形无神,有我无情,是见物不见人。苏轼曾经说过,如果写咏物诗没有寄托,那便和儿童的猜谜诗差不多。

这三首诗的共同点,都是借咏蝉来剖白作者自己的心境。题为咏蝉,实为自咏。由于他们三人的身世、遭遇、感情、气质的不同,虽吟咏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出现迥然各异的面貌,极富个性特征和审美情趣。

虞世南笔下之蝉,是清雅华贵之蝉,骆宾王笔下是绝望呐喊之蝉,李商隐笔下是窘迫无援之蝉。诗如其人,蝉如其人,各有千秋,交相辉映。正如清代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所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

其次,咏物诗既然要抒情言志,咏物又见人,那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而咏物诗毕竟以所咏之物为对象,如果离开所咏之物去抒发感情,那必失去依托,就不像咏物诗了。如果太粘于物上,不能自拔那又会成为谜语诗。因此古人认为,写好咏物诗的关键是不即不离,不湿不粘。即说,既要不游离于物,又不要太粘于物。这三首诗的另一个特点正是不即不离。在曲尽事物妙处的基础上来写人物的情似。

如虞世南诗的前两句,写蝉,在写蝉的外形、叫声、习性,既简练又传神。如果三四两句再多费笔墨泼洒,必累赘、重复太粘着于物了。于是诗人突然将诗意翻上一层,表达了自己对于“居高”的独特感受。这种感受又是与“流响出疏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既没丢掉蝉的形象,又没粘于物上。人的思想感情与蝉的形象水乳交融。

李商隐诗的前四句着重描写蝉的悲苦形象,暗喻了自己的处境,转而直抒胸臆,归结又回到咏蝉上。其中咏物和咏人,分分合合,时隐时显,既不粘于物又不离开物。至于骆宾王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将咏物和写人结合得浑然一体,既是赋物又是言情,达到了物我交融的境界。

再次,这三首诗为了托物言情,采用了许多的艺术手法,如移情、拟人、衬托、巧遇等。其中最为成功的手法是比兴。所谓“比”,就是以彼物比此物也。“兴”就是先吟他物引起所咏之词。咏物诗托物言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巧妙的比兴。这三首诗都是以蝉起兴的,以蝉来自比。反过来,作者又将自身之情移之于蝉,赋予蝉独特的神情、性灵。因此在这三首诗中,人与蝉的比拟是双向的,不是被动地以此物比之于彼物,而是由蝉及人,又由蝉及人的双向流动,最后达到物我相融的境界。

诗人在描绘蝉时,往往抓住最切合自己特点的形象,如虞世南以“垂緌”来形容蝉的触须,这一形象便带有特定的象征意义。李商隐听蝉声,突出了蝉的怨恨之声。怨恨之声又暗喻着自己的愤懑不平之情。骆宾王的“无人信高洁”,为蝉打抱不平,为自己的处境而悲伤。可以说,在这三首诗中,有什么样的感情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蝉;有什么样的蝉就象征着什么样的诗人。比兴手法中的象征作用和移情作用,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这也是这三首诗的共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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