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世纪30年代，明清对峙的力量天秤已完全倒向满洲方面。尽管自恃甚高的崇祯不断为辽东前线增加军费，却无法惠及整条漫长的战线。于是，皇太极麾下的清军就屡屡选择绕道南下，不断向明朝的腹地推进。
对此，偌大的明朝不仅难以防范，甚至连亡羊补牢式的挽救都难以做到。发生在1638年的蒿水桥之战和济南之屠，就是其实力愈发虚弱的最佳证明。
畸形的防御格局
萨尔浒之战的溃败 让明军直接转入战略守势
自从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惨败后，明朝在面对后金-满清势力时就处于极度被动状态。由于辽东本地向来是各类城寨扎堆，分散和稀释了大量守备力量，所以很容易造成小块区域的迅速沦陷。糟糕的财政与军队现状，又让大规模援兵很少能被击中起来加以运用。迫使明军只能节节抵抗，不断将更多资源分批投入辽东战场。
长此以往，明朝固有的畸形防御格局就被进一步放大。因为自朱元璋立国历来，散布在北方沿线的卫所驻军就往往强于内地同行。许多早期的藩王封地也被安插其中，充当中央正规军之外的独立补充。但在15世纪初的朱棣篡权后，前者已为糟糕的经济所重创，后者也在遭压制或裁撤后迅速消亡。加之明朝京师近卫部队的急速衰败，就需要朝廷以更多钱粮对防御漏洞进行填补。始于16世纪中期的长城沿线工程，就是这段历史进程的巅峰高潮。
今日的明长城 主要是16世纪的国防建设成果
满洲在17世纪的迅速崛起，则给明朝的北方防御新开了第二战场。此前，由于女真各部的威胁性被认定为小于蒙古，往往只能在边患清单中屈居2-3流。加之东北亚的自然条件，很难将农垦区与游牧地的区分直接复刻，使任何长城类的线性工事都显得意义不大。最为节省财政的方法，就是直接将辽东军民都迁回山海关附近，启用的旧的长城建设来加强防御。但此举又不符合明朝上层的政治正确，所以就根本不具备任何实际的可操作性。
于是，北京的朝廷只好将大部分财政都贡献给东北亚前线。不仅需要募集到超过正常水平级的士兵人数，还要为驻军据点和大型城池兴修超规格工事，乃至为这些设施配置更多的高性能武器。结果，控制西南银矿产区的土司兵和坐镇东南粮产区的浙江部队，都被大量抽调与消耗。崭新的城池却可以因叛徒出卖或清军的大兵压境而失陷。唯一被证明具有实战效能的红衣大炮，还是不能在自家兵工厂仿造的纯进口货。于是就花钱越来越多，收获的效果却越来越差。
辽东原本只是明朝边境防御的次要地段
受此影响，原本大量分布在北方其他沿线的边军体系，也势必要开始忍受财政紧缩问题。来自蒙古方面的威胁虽不如此前严重，却不足让明廷始放松边区防御。甚至要反过来增援辽东，经常为京师附近的军事危机而倾囊相助。造成李自成与张献忠之流的落草为寇，继而给明军自己又开辟出内地的第三个战场。
此外，明朝的经济格局比军事战略更为畸形。除长江沿线的粮产区与经济作物基地，北方的各入不出敷大省都与东南海岸上的外貌港口相割裂。唯有一条从北京纵贯到杭州的大运河，能将有限的赋税不断抽往京畿。沿途的运输成本和距离问题，足以让崇祯不能把手头的资源做最大化利用。反过来加剧军事策略的畸形危害，并容易逆向影响朝廷的决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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