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出自《易•系辞下》。
翻译:贤明的人话少,急躁的人话多。
原文:
王黄门兄弟三人俱诣谢公,子猷、子重多说俗事,子敬寒温而已。既出,坐客问谢公:“向三贤孰愈?”谢公曰:“小者最胜。”客曰:“何以知之?”谢公曰:“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推此知之。”
翻译:
黄门侍郎王子猷兄弟三人一同去拜访谢安,子猷和子重大多说些日常事情,子敬不过寒暄几句罢了。三人走了以后,在座的客人问谢安:“刚才那三位贤士谁较好?”谢安说:“小的最好。”客人问道:“怎么知道呢?”谢安说:“贤明的人话少,急躁的人话多。是从这两句话推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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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里面提到,吉祥的人言语很少。因为他的心静得下来,心一静下来就懂得审时度势,察言观色,所以话不多,但是话一出来就会让人家觉得很能够信任,所以他都在适当的时机才开口。“躁人之辞众”,言语很多代表内心怎么样?很急躁,好像不讲话自己就没有安全感,好像很不舒服。
曾国藩的“戒多言”
源于一件小事,当时他刚进入翰林院不久,正春风得意,一次在给父亲过生日时,对前来祝寿的好友郑小珊夸夸其谈,有些得意忘形,结果引起郑小珊反感,拂袖而去。
事后曾国藩后悔万分,他在日记里反思自己有三大错。一是平常就自以为是;二是嘴上说话没把门的,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三是明明说话得罪了人,还跟人强辩,甚至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总结这三点,曾国藩说自己作为一个标准的儒家知识分子,连《礼记》里说的“恶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反于身”的道理都参不透,连语言这一关都过不了,还能成什么大事呢?
曾国藩一生在“戒多言”上下足了功夫,他不仅经常批评自己“每日言语之失,真是鬼蜮情状!”也经常反问自己“言多谐谑,又不出自心中之诚”,这种言语习惯、个性缺点,“何时能拔此根株?”
他不仅对自己有这个“戒多言”的要求,还把它当成家训智慧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内容,尤其是对他的两个儿子和几个弟弟反复灌输、强调这一点。
曾国藩认为,如果想用言语超过压制别人,即使胜了,别人也不会服气,为人处世上,还是应当谦逊一些为好。争吵往往没有是非可言,结果常常会意气用事。一个人牢骚太多,结局必然抑塞,无故而怨天,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人必不服。抑郁不平之气,往往伤人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