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的贡献：
1.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著有《孙子略解》、《兵书接要》等军事著作。
2.曹操是魏国的奠基人，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
3.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4.曹操的诗作具有创新精神，开启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后世学者认为，《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并没有完全全面的评价曹操，较过度的突出了他的多疑和独断专行的一面。
晋朝陈寿的《三国志》里对他的评价，可算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唐太宗也曾写有祭文祭奠他的英灵 曰：“昔汉室三分，群雄并立。夫民离政乱，安之者哲人；德丧时危，定之者贤辅。伊尹之匡殷室，王道昏而复明；霍光之佐汉朝，皇纲否而还泰。立忠履节，爰在于斯。帝以雄武之姿，常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乎往代。”
曹操所做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大概在南北朝前对他大多数是一片赞美之声，只有很少的否定辱骂之词(如曹瞒传)。后来鲜卑人的北魏特别敬重他，使深受五胡之害的汉人中，有一小部分开始将怒气转移到他头上。南北朝后到五代前，南方开始有反曹之文与诗作，多是说他残杀人才，滥杀百姓之词。但中国对他的主流的评价仍是功大于过，即是唐太宗祭文里的观点。晚唐时有一诗《邺中歌》评曹操，曰：“功首罪魁非两人，流芳遗臭本一身。......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为王！书生请议冢中人，冢中笑尔书生气！”给他来了个功过各五五分的评价。此诗被选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去世一回。
五代之后，以南唐、南宋为代表的南方偏安政权，自比三国时的孙吴和蜀汉，创造出了所谓的“南朝正统论”，即从三国时开始，做为中国正统的王朝分别是蜀汉、东晋、宋、齐、梁、陈，隋唐之后是吴越、南唐，最后是偏安江南的南宋为正统。而北方的诸政权，无论是游牧民族奴役汉人的胡朝，还是汉人自己建立的政权，都是伪朝敌寇。再加上宋朝时程朱理学兴起，特别讲究君臣之道与礼仪。因此，曹操对汉献帝的不敬更被无数的当时的人痛骂。他的形像迅速走向反面和被批判。
苏轼说北宋百姓听人说书讲史说到了曹操兵败，便会大笑；说到刘备兵败，就会大哭。可见当时首先开始普遍反曹的是百姓而非上层贵族，但是信奉程朱理学的知识分子的大量文章无疑把这趋势大大扩大化了。蒙古人的元朝在许衡对程朱理学里的民族思想（华夷之辨）进行了大改造之后，更加重视理学。曹操形像在民间遂一落千丈。
明朝初年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作者本身深受理学的影响，又在创作时为了文学效果并未太讲究历史的真实性，因而在写曹操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一生时，在对奸雄的表现上，过度重视写奸，写雄则很不够！但还是有少数对他的正面描写（刺杀董卓、善待关羽、与郭嘉的情义）。但此书出后，还有赞美曹操者，如明末大学者冯梦龙便在书中仍尊称他为曹公。至满人的清代时，乾隆称曹操为“篡逆反贼”，从此对曹操的评价定了案，也使三国演义里少数对他的正面描写在京剧里也彻底失踪，曹操的形像彻底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贼。
曹操的诗歌，极受乐府影响，现存的诗歌全是乐府歌辞。这些诗歌虽用乐府旧题，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却又继承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例如《薤露行》、《蒿里行》原是挽歌，曹操却以之悯时悼乱。《步出东门行》原是感叹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的曲调，曹操却以之抒述一统天下的抱负及北征归来所见的壮景。可见曹操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歌，开启了建安文学的新风，也影响到后来的杜甫、白居易等人。
汉末大乱，曹操又南征北讨，接触的社会面非常广大，故多有亲身经验和体会如《蒿里行》谓汉末战乱的惨象，见百姓悲惨之余又见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故后人谓曹操乐府“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曹操的诗歌形式是十分创新的。他尤擅写五言体和四言体。《蒿里行》原是杂言，曹操却以五言重写，非常成功。四言诗方面，本自《诗经》之后已见衰落，少有佳作，但曹操却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传统，反映现实，抒发情感。例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均是四言诗之佳作，使四言诗重生而再放异彩。曹操诗文辞简朴，直抒襟怀，慷慨悲凉而沉郁雄健，华美辞藻并不常见，惟形象鲜明，如《观沧海》一诗：“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寥寥数笔，即能以辽阔的沧海景象，表现诗人的胸襟，不加润饰。北宋苏轼评价曹操“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