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制度是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度后，在中央设立的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内阁制度萌芽于洪武年间，形成于永乐时期，在宣宗时期成为了最重要的中枢机构。内阁制度的出现，是皇权加强的结果，对明清时期的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有人认为，明朝废除了丞相，标志着中国几千年的宰相制度也彻底废除了。其实宰相制度并非被彻底废除。随着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加，内阁也会逐渐从一个内侍机构演变为了新的行政机构，这一种演变趋势和汉朝内朝的演变趋势是一致的。不过在明朝历史的发展中，内阁的宰相化进程却失败了。
一，内阁制度萌芽
相权和皇权的矛盾是中国古代难以调和的矛盾，为了限制相权，历朝历代都会在制度上分化宰相的权力。在中国古代，中枢决策权总是由外朝向内朝的转移，非法定机构总会取代法定国家机关的职权，最终演变为了法定机构。在内朝设置之初，内朝官只是秘书机构，然后到后期总会演变为最高行政机构。在这样的变化中，相权总会起起伏伏。
汉朝时期，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权力，重用身边的秘书、侍从、亲信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等，组成了内朝，为皇帝提供参谋意见，以制衡丞相。
到了东汉时期，内朝演变为了尚书台，成为了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到曹魏又演变为了尚书省。为了限制尚书省的权力，曹魏又重用侍中等内朝官，形成了中书省，成为新的决策机构。
到了隋唐时期，正式形成了三省六部制，相权被一分为三；唐后期，参议国家大政的平章政事又演变为了新的宰相。
到了元朝，将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合并为中书省，设左右丞相为最高长官。因此，元朝的丞相权力又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沿袭了元朝的制度，在中央设置中书省，长官为左右丞相，以掌管六部。但是朱元璋对丞相的权力是十分忌惮的，在全国局势稳定后，他便试图去削弱中书省的权力。
1378年，朱元璋下令“命奏事毋关白中书省”，也就是各部大臣的奏章可以绕过中书省到达皇帝这里，这实际上已经架空了中书省了。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这件事牵甚广，对明朝政治有着巨大的影响。随后，朱元璋乘机也废除了中书省，而中书省的长官——丞相自然也被废除了。中书省被废除，原本归属于中书省管辖的六部就直辖于皇帝，皇帝的权力空前扩大了。
不过废除丞相，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烦恼，尤其是政务繁多。史料记载，朱元璋曾经在八天内，平均每天批阅200多件奏章，处理国事400多件。他曾经写下一首诗来表现自己的勤政：“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朱元璋也因此感慨“人主以一人御天下，不可无辅臣”“密勿论思，不可无人”。
1380年，朱元璋让户部尚书范敏推荐一些年老的儒生来协赞政事，称为“四辅官”。“四辅官”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他们只负责为皇帝提供参谋意见。不过由于四辅官年纪都较大，基本不能胜任其职，因此在第二年就废罢不设。
1382年，朱元璋又仿效宋朝的制度，设置殿阁大学土作为顾问：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检讨吴伯宗为武英殿大学土，典籍吴沈为东阁大学士。又设置文华殿大学士，召集儒生鲍恂、余铨等辅导太子。
殿阁大学士的设置成为了明朝内阁制度的锥形。由于朱元璋十分勤政，重大政务必然亲自处理，因此该时期的大学士很少能够参与决策，只是参谋顾问而已。
二，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完善
朱元璋去世后，建文帝继位。由于建文帝个人的权力欲望和个人精力比得上朱元璋，因此也更加依赖于大学士，大学士的地位也相对有所提高，黄子澄，方孝孺均受建文帝器重。
明成祖朱棣上台后，命令解缙、胡广、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进入文渊阁，为皇帝提供参谋建议，史料记载为“参预机务”，称为“内阁”。此后，内阁的设置成为了定制，内阁制度就正式产生了。
此时的内阁权力依然很小，从职责上来说，只是“论思顾问”；从内阁大臣的阶秩来看，还只是五品的中级官员，其地位还抵不过外省的一个知府（四品）更比不上六部尚书；内阁大臣没有官属，也就是没有下属机构，不能掌握具体的权力；大臣向皇帝上的奏章，无需经过内阁成员，而是直接达到了皇帝手中。
仁宣时期，内阁的地位和权力得到了迅速的扩大。明仁宗朱高炽仅在位一年，但是他却空前提高了内阁地位。他将内阁大学内阁阁臣的官阶从正五品提高到正三品，又重设公孤官，将内阁列入其中。
公孤官原本是为文武大臣加赠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官衔而设置的，虽然这些官衔为虚职，但是其地位却很高，原本都是公侯伯尚书兼任。如今仁宗却把这些崇高的名号给了阁臣，可见其地位提升之快。
不仅如此，仁宗还让阁臣兼任六部尚书职位，掌握实权，如杨荣为工部尚书、杨士奇兵部尚书、黄准兼户部尚书、金幼孜为礼部尚书、杨溥也曾兼任礼部尚书。其中杨士奇、杨荣、杨溥的地位较高，史称“仁宣之间，政在三杨”。
明宣宗时期，内阁获得一个重要的职权——票拟权。“票拟”就是阁臣草拟对臣僚各种章奏的处理意见，这是内阁的最大权力所在。票拟权的出现，使得改变了过去大臣奏章直送皇帝手中的局面，使得阁臣开始掌握一部分行政权，也是的内阁走向了法定化。
不过，内阁的本质还为出现变化。阁臣对奏章提出处理意见，也未脱离“参预机务”的范畴，其最终的决定权依然在皇帝手中，必须经过皇帝“披红”才能够正是实施。
三，明朝后期：内阁的宰相化的失败
宰相是对中国古代君主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并非实际上的官职名称。如秦汉的宰相为丞相、东汉为尚书令、隋唐为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宋朝为平章政事，元朝又为丞相。朱元璋废除了丞相之后，实际上宰相被皇帝兼任了。
而仁宣时期，内阁权力的不断增大，为内阁成为了新的宰相机构奠定了方向。明朝中期的内阁“无丞相之名，而有承相之实”，也就是对内阁宰相化的描述。
不过在明英宗时期，内阁的发展却遭到打击。明英宗继位后，重用宦官王振以打击内阁大臣，开启了明朝宦官专权的先河。之后长时间中，宦官一直把持着朝政，甚至操纵了内阁阁臣人员的选择和罢黜。不过，这时候的内阁法定权利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景泰时期，对内阁的班次开始有了明确的界定。朝廷律令明文规定，内阁官在午朝的班次上列在六部尚书之上。到了天顺年间，内阁甚至可以统领六部了，《职官志》载：“六部承旨意，靡所不领，阁臣日重”。这也就是意味着内阁成为了法定的百官之首，成为了事实上的宰相机构。
明英宗时期内阁制度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出现了内阁首辅。在此之前，内阁阁臣中虽然有权利大小的区别，但是在实质上并无等差。天顺年间，李贤、陈文成为内阁的领袖，“首秉国钧”，成为了内阁首辅，其次的阁臣就称为次辅，余人称群辅。
嘉靖时期，内阁首辅的权力进一步扩大。 1530年，嘉靖皇帝令阁臣单独排班，而内阁大臣不需要加官也能够位居六部尚书之前。与此同时，宦官的权势在嘉靖时期遭到了遏制，使得内阁能够掌握实权，史称“阁权始专”。而内阁首辅的权力越来越大，并能够专断票拟。嘉靖皇帝将内阁首辅称为“元辅”、“首臣”、“首相”等，显示其地位之重。
到了万历皇帝时期，内阁首辅的权力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其首辅张居正成为了内阁的领袖，而其他成员则降为首辅的属员。而六部尚书的任免权，也掌握到了张居正的手中。这就让六部一度成为了内阁的下属机构。
张居正去世后，内阁的的权势一蹶不振。万历皇帝亲自后，内阁和六部又开始了权力争夺，最终六部取得了胜利，脱离了内阁的控制。
到了天启年间，宦官势力再次崛起，内阁成为了宦官专权的一个工具，从此，内阁制度就走向衰落了。
到了清朝建立，内阁进一步衰退为了名存实亡的机构，也是虚职了。在早期，内阁是朝着宰相制度的方向在发展的，但是随着张居正的去世，内阁的宰相化就遭到遏制而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