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人口，人口。
人口越少，人口分布就越失衡。
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从5普的1265825048人，增长到1370536875人。
四川省三台县是人口百万大县，十年间全国人口总数在增长，但三台县的户籍人口却减少了0.12%，常驻人口更是急剧下跌了25%。有趣的是，三台县城区的两个镇，新城区北坝镇和老城区潼川镇都迎来了人口数量的大增长，其他乡镇几乎都在下降。这还是8年前的数据，从三台县的情况看，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大概就不是百万人口大县了。
四川省的老二绵阳市，常驻人口十年间减少了10%，从2000年的537万，减少到了2010年的461万。同样有趣的是，两个主城区涪城区和游仙区的人口比重在增长，经济相对较好的江油市则勉力维持，少数民族自治县北川县的比重在增长，同样有许多少数民族人口的平武县，比重同样在增长，三台县在全市的比重，则大跌了5%。
四川省的常住人口，从2000年的8329万，减少到2010年的8041万。但成都市的人口，则从1124万，增长到了1404万，增长率为24.93%，2016年的数据是1604万。
上升到全国的高度，我们的首都北京，十年间常驻人口战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09上升到了1.46，总人口数量则到了1961万，目前已经达到了2000万级别。
也就是说，人口分布的失衡，是全方位的，农村人口向乡镇城市集中，边远贫困乡镇的人口向富裕乡镇集中，县城向市区集中，市县向省会集中，内陆向沿海集中。
因为人口的集中效应，一二线大城市人口均能保持增长，但近几年各个大城市的人口增长速率，也出现了极大的不平衡，有竞争力的城市稳定增长，而竞争力不足的大城市，哪怕是省会，增长速度也很慢，未来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
比如2015年到2016年，广州和深圳人口增长率都在4%，旁边的东莞却只增长了0.09%，杭州增长率为1.89%，附近的无锡和苏州的增长率分别为0.28%和0.15%。至于东北的沈阳，更是只有可怜的0.01%增长率，和其他几个东北大城市一样，已经在负增长的边缘。天津则于2017年，正式实现了人口负增长。
一个城市能够承载的人口终究有其极限，虽然北上广深对人口的吸纳能力非常强劲，但当人口达到2000万级别后，增长速度就会显著放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的人口，已经从第6次人口普查时，各种乡镇、四五六线城市人口的负增长，扩散到了一二三线城市人口的负增长。就算是大城市，也不再是高枕无忧，必须要加入到残酷的人口竞争之中了。失去了人口，就等于失去了竞争力，或者说因为没有了竞争力，也就没办法像之前几十年一样，即便设置了重重入户门槛，还可以高枕无忧的吸纳全国人口。
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开放二胎后远未达到国家所期望的效果，年轻人和技术人才成了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当一二线城市都可能失去人口吸引力的时候，抢人，不仅仅是因为财政、房价、政绩，而是这些大城市面对危机的必然举动。
实际上在这波年轻人和技术人才无门槛入户，甚至倒贴抢人之前，许多三四五六线城市，早就降低了各种入户门槛，比如2017年4月份，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四川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方案的通知》，又好比这几年朋友圈里，新疆地区各种无门槛高薪招人的新闻比比皆是，只不过这些城市和地区的话语权实在太小，也没有钱去抢人，即便取消了入户门槛，甚至国家财政砸钱，也对外地人口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在网络上自然不会引发大的反响。
在一二线城市抢人之前，各种抢政策，抢国家中心城市定位、建设国家级新区的竞争，又何尝不激烈，不白热化呢？这一波不过是上一波竞争的延续而已。
户籍政策是建国以来限制人口流动的重要措施，遥想2000年前，我父亲为了将我的农村户口，迁到他已经工作二十多年的小城市江油，都花了无数的精力。那个时候户籍政策还卡的很死，村里人也没想过到城市安家落户，许多邻居打工赚钱后，都想方设法修起了楼房，堪比现在的小城市炒房热潮。我家作为最早从老家农村搬走的家庭之一，当时还能将土胚房卖出不错的价钱。现在老家别说土胚房，就连那个时候修的楼房，白送也没人要了。
农村的年轻人固然离开了，就连留下的中老年人，许多也开始在附近的乡镇修了房子，或者随子女搬到了乡镇上去住。农村已经从春节才能看到人，到了春节都看不到人的地步，在乡镇刚修房子没多久的邻居，此后几年房子一直没有装修，因为后来又去了更大的城镇买了房子，某些近几年修了不少房子的乡镇，平时能看到的人反而越来越少。我这种2000年就从农村迁到小城市的人，又不满足于小城市的就业环境，跑到了大城市工作。
城市落户门槛的取消，让户籍这个阻碍人口流动，特别是阻碍年轻人选择城市的大石头消失了。人口分布失衡的问题，只会越演越烈，农村空心化了、城镇也开始荒废了，小城市虽然现在看着还繁荣，但也不远了。长沙、西安、成都、南京、郑州，到了为几十年后的未来以命相博的时候。
